序言

李致忠

结识彦寿同志，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其时，彦寿刚以上山下乡知青身份入职建阳物资局不久，却能写出几篇闽建刻书考的文字，无疑是有志青年。其后他又由物资局调到朱熹研究所，工作环境陡变，视野洞开，磨砺有加，撰著迭出，成绩斐然。然，初嗜不改，他非但续有闽建刻书考文不断发表，且有《建阳刻书史》《福建古书之最》专著行世，福建刻书史家之名遂立。今又有鸿篇巨帙《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付梓，不但使八闽出版史研究可因此而大大深入，也为中国出版史研究奠定了一方坚实的柱石。

福建的刻书出版业，自两宋以降，直至元、明、清，经久不衰。且在出版形式、营销方式、版权意识诸方面，敢为天下先。刘叔刚一经堂所刻十行本《十三经注疏》，影响宋、元、明、清近千年。黄善夫家塾所刻《史记》，开《史记》三家注合刻之先河。真德秀在泉南开雕朱子《资治通鉴纲目》，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小注以备言，使卷帙浩繁的《通鉴》始得纲举目张，便于寻览。北宋初年，举国家之力在蜀中雕印《开宝藏》，开官刻释家大藏之先河；而元丰三年至崇宁二年（1080—1103），福州东禅等觉院雕印《崇宁万寿大藏》，则开寺院募刻释家大藏之先河。唐代编有《开元道藏》，北宋真宗时编有《天宫宝藏》，皆手写流传，从未付梓。政和四年（1114）黄裳奏建《飞天法藏》，收录天下道书，总为五百四十函，赐名《政和万寿道藏》。裳知福州，主持刊版于三山，又开道教大藏雕印之先河。如此众多开山之作的背后，必有一批敢为天下先的福建出版人，没有这些人的敢想敢为，大胆创新，就不会有两宋八闽刻书出版业的辉煌。彦寿同志以敏锐的眼光，透视出版业兴衰的本质，遂不惮辛劳，积沙成塔，得八百多位在闽建刻书人的行实事迹，依八闽首府首县进行编次，名之曰《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该书实在是福建出版史研究不可多得的力作。

此书未以《福建历代出版家考略》命名，彦寿盖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出版家者，当指以出版为终生职业，有学识、有胆略、有见解、敢创新、善经营，并取得巨大成功之人。以这样的尺度来衡量彦寿所搜集的八百多人，有的可以称为出版家，有的则仅是在八闽或外地出资或主持梓行过一种或几种书籍，不足以冠出版家之名，而冠以刻书家更为确当。中国古代的刻书家指的是出版者，不是刻字工人。所谓出版者，指为某书出版投资助刻或主持某书出版的关键之人，有些类乎现在的出版社。而刻印工人，无论是出版者招雇，还是集体承揽出版者所要刻印的书籍，都要按出版者意志和要求有效地完成版印工作，有些类乎现在的印刷厂。明确了这种关系，就会理解彦寿以《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命名本书的用意。当然，历史上的福建并不是没有出版家，但若以出版家名之，则很多在福建出资或主持刻过某些书的人，将会被排斥在外而无缘入录此书。

本书所录福建刻书家，不仅包括在八闽从事刻书活动的本籍人，也包括在外地从事刻书活动的闽建人，还包括在福建从事刻书活动的外地人，构想已相当全面。但具体到刻书家的甄录上，重点当放在对八闽本籍刻书家的挖掘及外地人在闽建的刻书活动上，因为这两方面才是福建刻书业繁荣昌盛的根基。我深信彦寿同志一定会有续作继飨同道。

2018年11月22日于北京，时年八十挂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