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除了英国，我哪儿也不去”

温莎火车站，身着英国陆军元帅卡其制服的瘦削男人耐心地等待列车停稳。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列车哆嗦着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一扇车门滑开，美国新任驻英大使走出车厢。乔治六世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向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伸出手去，“欢迎您的到来”，他说道。

45岁的英国国王通过一个握手创造了历史。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一个英国国王抛开王室礼仪亲自出宫迎接国外使者的到任。按照常规礼仪，新到任的驻英大使要遵循精确到分钟的礼仪安排，前往圣詹姆士宫递交国书。然后，他要身穿讲究的宫廷礼服，坐在华丽的马车中，在马车夫、步兵和骑马侍从的护卫下前往伦敦的白金汉宫。在那里，英国国王会举办一个私人仪式表示欢迎，而这通常发生在他抵达英国的几个星期之后。

但是，1941年3月那个狂风大作的下午，没有任何华丽的仪式，在一群英美记者的注视下，乔治六世只是和怀南特简短地交流几句。怀南特身穿皱巴巴的海军蓝大衣，手里攥着一顶灰色毡帽。寒暄之后，国王就将大使引到早已等候着的一辆车里，驶向温莎城堡与王后一起用茶。接下来，这两个男人在一起开了90分钟的会。

在国家命悬一线之际，英国国王前所未有的姿态表明传统的宫廷礼节是可以搁置一旁的，起码在战时是能够做到的。更加重要的是，他要向怀南特强调英国是多么需要美国的援助，希望怀南特让美国政府明白援助的紧迫性，也希望怀南特千万不要像他的前任约瑟夫·P.肯尼迪大使那样是个失败主义者。

肯尼迪曾经是华尔街的投机商，担任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他是英国前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绥靖政策的忠实拥趸。在担任驻英大使的三年任期里，人人都知道他的观点“战争会影响生意”，而绰号“苏格兰佬”的记者詹姆斯·雷斯顿（James Reston）更是直言不讳：“战争尤其会影响他的生意。”这位美国大使甚至动用公权力征用本已十分紧张的跨大西洋货船舱位来方便自己的酒类出口生意。1938年9月，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在慕尼黑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大片领土割让给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消息传来，肯尼迪兴高采烈地对捷克斯洛伐克驻英公使扬·马萨里克（Jan Masaryk）说：“危机得到解决，实在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去棕榈滩度假了。”

1940年10月，当德国对伦敦和英国其他城市的空袭达到顶点之时，肯尼迪卸任回国，并且宣称“英国已经沦陷”，“我是绥靖政策百分之一千的拥护者”。在白宫见过罗斯福之后，他对记者表示要“致力于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事业……协助总统确保美国不参战”。

肯尼迪公开宣称向希特勒妥协的态度使他的继任者难以开展工作。《纽约时报》写道：“总统把最艰难也最重要的工作交给了怀南特。”他需要向一个饱受轰炸蹂躏的国家解释为什么远在三千英里之外、毫发无损的美国乐意提供援助，但是却不能参战。要和一个自己家房子刚刚被炸弹夷为平地的人说清楚这一点实在太难了。

3月1日上午，就在美国国会批准他的任命之后不久，怀南特降落在布里斯托尔南部港口附近的一座机场，这里几个星期前刚刚遭到纳粹德国空军的轰炸。在登上前往温莎的皇家专列之前，这位新任大使划清了与前任约瑟夫·肯尼迪大使的界线。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记者请他向英国人民讲几句话，他略微沉吟，轻声对着麦克风说道：“很高兴来到英国。此时此刻，除了英国，我哪儿也不会去。”

第二天，他的这句话就出现在英国主要报纸的头版上。伦敦《泰晤士报》对这句话作出了积极解读，认为这是个好兆头，而且一反常态地使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大使抵达前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他的飞机在空中盘旋准备落地之时，天气突然阴了下来，紧接着暴雨倾盆而下。然而，飞机刚一落地，倾盆大雨即刻消失不见，云层散去，阳光照射大地，一道美丽彩虹悬挂空中”。

然而，1941年年初的英国却鲜有这样的吉瑞之兆。在独自抵抗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九个月之后，英国的财力、心力和体力都已经耗尽，按照历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的说法，“英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极端绝境之中”。

1940年夏秋时节的不列颠之战中，德国并未征服英国空军。尽管如此，纳粹德国空军保持对伦敦、布里斯托尔和其他英国城市的狂轰滥炸，而且很可能马上就会从海上入侵英国。然而，眼下最大的危险是德国U型潜艇对英国补给线的威胁。在大西洋，德国潜艇每个月要击沉数十万吨位的商船，短短四个月内，潜艇攻击造成的损失增加了一倍多。

在那个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寒的冬季即将结束之际，英国人苦苦支撑着，食物不足，供热紧缺，希望日益渺茫。食物和原材料的进口量跌到了战前水平的一半，导致价格飙升，从肉类到木材，各种物资的供应严重不足。

怀南特到英国前一周，温斯顿·丘吉尔的一位私人秘书向丘吉尔汇报刚被击沉的一艘商船的情况，这位私人秘书说，“这消息太让人伤心了”。听到这话，丘吉尔瞪了他一眼，大声喊着：“这简直是骇人听闻！再这样下去，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了。”这正是德国高层想要达到的目的。同一个月，德国外长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Joachim Ribbentrop）对日本驻德大使这样说道：“现在英国正经历严重的食品短缺，现在的重点是尽可能多地击沉英国船只，将他们的进口量压缩到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的水平。”

丘吉尔认为，英国要想在敌人潜艇、战舰和飞机的重重包围下求得一条生路，只能说服美国参战。即使罗斯福总统一再表示美国现在和未来都将保持中立，丘吉尔却从未放弃这个愿望。“作为职业政客，美国总统一直试图找到一条同盟国取胜的道路，即使同盟国无法获得胜利，为了美国的安全，他也不会让自己的国家一头扎进战争之中。”英国驻美大使向外交部汇报说。与美国国务院一样，英国外交部的任务是促进本国的海外利益。

对罗斯福的谨慎从事，我们不该求全责备。毕竟，英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也做过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的事情，他们眼看着希特勒上台，并逐渐征服欧洲。为了和平——英国的和平，20世纪30年代末当德国逐个吞并欧洲国家的时候，张伯伦政府毫无作为。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英国甚至在慕尼黑会议期间与德国沆瀣一气，放纵德国割走苏台德区。时光进入1940年6月，英国人震惊地发现自己要孤零零地抵抗德国进攻。在跌入深渊之前，他们希望美国更好地关注英国，而不要像当年英国对待欧洲那样。

主战派首相丘吉尔上台后，从未间断地哄着、劝着、求着罗斯福提供更多援助。而罗斯福在讲话中也总是慷慨陈词，除了参战，他许诺提供任何援助。德国占领法国并发动不列颠之战后，罗斯福宣称“为了英国的生存，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但是英国人发现美国的行动总是跟不上总统的承诺。援助不仅数量少得可怜，而且总是姗姗来迟。更加令人不安的是，这些援助经常带有附加条件。

1940年夏天，罗斯福政府同意丘吉尔的要求，将50艘老旧驱逐舰交付给英国，前提是英国将纽芬兰、百慕大和加勒比地区六个英属领地上的军事基地的使用权租给美国99年。所有人都知道，这笔交易美国人简直赚大了，英国政府对此深恶痛绝。然而，英国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毫无公平可言的条件。“这和俄国要求芬兰领土有什么区别？”丘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JohnColville）在日记中写道。

然而，当这批“一战”期间的驱逐舰抵达英国时，英国人更加感到义愤填膺。战舰破烂不堪，如果不投入巨资进行大修，根本无法使用。“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烂的驱逐舰，”英国一位舰队司令压制不住自己的火气，“这些就是装上了武器的破烂海船而已。”虽然丘吉尔也感到气愤，他还是听从了幕僚的建议，使用外交词汇来表达自己的关切。1940年年底，丘吉尔给罗斯福发去了一封电报，上面这样写道：“贵国馈赠之50艘驱逐舰因闲置已久，兼之在大西洋上饱受风吹日晒雨淋，致使缺陷众多，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几艘尚堪使用。”

随着英国局势愈发岌岌可危，美国援助的价码也是层层加码。1939年11月，罗斯福终于说服国会修订禁止美国向交战国军售的《中立法案》，这意味着英国可以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然而，根据修正案条款，购买战备物资必须使用美元当场付款，而且货物的海上运输由买方自行负责。

第二年，英国就因为大量购买武器而导致美元和黄金储备几近告罄。为了延续武器进口，英国国防部被迫向位于伦敦的比利时流亡政府拆借黄金储备。情况如此严峻，英国财政大臣甚至建议内阁向英国民众征用结婚戒指和金首饰，但是这一动议被丘吉尔叫停。他说，“只有当我们想要羞辱美国人的时候”，才可以采取如此激进的做法。

丘吉尔首相和其他英国高官一再向罗斯福政府表示他们的美元储备马上告罄，但是，美国政府拒绝接受这一说法。总统罗斯福、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和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 Hull）认为，不列颠帝国的财富用之不竭。如果英国人需要更多的现金，他们只需要变卖在美洲的一部分投资就可以了。摩根索甚至敦促英国人把他们的蓝筹股公司卖给美国投资者，包括壳牌石油公司、美国人造纤维公司、利华兄弟公司和邓禄普轮胎公司。英国政府表示抗议，认为卖掉这些企业（很可能是以泣血大甩卖的价格）会重挫战后的英国经济。摩根索斩钉截铁地回应道：现在不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在漫长而又丰富多彩的本国历史中，英国也曾有过很多盟国，对如何利用盟国实现自身目标和利益，英国可谓驾轻就熟。但是，这个傲娇的帝国却要被迫在以前的殖民地、现在的强大贸易对手面前卑躬屈膝、低三下四。更加屈辱的是，英国人认为美国在利用他们的不幸遭遇，实现自己的经济目的，是趁火打劫。

美国政府对此毫无愧意。罗斯福和其他美国高官认为，援助英国人的前提必须是美国要从中获得更多好处。“我们要规避所有风险和危险，同时要确保收益”，美国参议员、孤立主义者威廉·博拉（William Borah）说。

美国政府认为有义务让本国人民相信：他们不会允许诡计多端的英国人将美国诱入第二次欧洲战争。实际上，罗斯福也持相同看法。有一次，他对助手说道：“和英国人谈判时，他们通常要拿走百分之八十，剩下的才是你的。”政府对美国就是个精明商人身份的认识获得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的共鸣。《路易斯维尔信使报》编辑、普利策新闻奖得主赫伯特·阿加（Herbert Agar）是一名坚定的干涉主义者，他对自己的同事表示，“美国从英国得到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他沮丧地发现，自己的这番话不但没有引起同事的深思，甚至让他们扬扬得意。

就这样，在全世界面临史上最大危机的时刻，有着相同文化和语言、都信奉个人自由的最大的两个民主国家却因为偏见和缺少理解而出现了深深的裂痕。以自我为中心的两国领导人相互猜忌，甚至达到相互敌视的程度。

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首次见面发生在“一战”后期的某次官方宴会上。当时，36岁的罗斯福任海军助理部长，正随赴欧考察团访问伦敦。一表人才、幽默风趣的罗斯福正处于事业起步期，并未给众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在华盛顿的一位同事认为，罗斯福“讨人喜欢、富有魅力，但并非什么显赫人物”。前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30年后他在罗斯福政府再次担任战争部长）认为，罗斯福是一个“未经世事、油嘴滑舌的年轻人”。罗斯福丝毫不受这些批评的影响，他努力吸引目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但是，1918年6月29日夜晚，格雷斯茵晚宴上的焦点人物却另有其人，此人已习惯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他的自我意识比罗斯福有过之而无不及。时年43岁的温斯顿·丘吉尔已在英国议会任职18年，在内阁担任过五个高级职务。时任军需部长的丘吉尔当晚忙于应对一系列兵工厂罢工事件。他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去和那个名叫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自大的美国政府官员打交道。

20年后，罗斯福仍然对那晚丘吉尔的怠慢耿耿于怀。1939年，总统对约瑟夫·肯尼迪说：“自从1918年访问英国以后，我就一直讨厌这个人，他在我参加的一次宴会上表现得又臭又硬，架子摆得老大。”丘吉尔却不记得在那次宴会上见过罗斯福，这更让总统愤愤不平。

1929年访美时，丘吉尔试图与刚当选纽约州长的罗斯福会面，却遭到后者的冷落。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与很多英国人一样，认为出生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丘吉尔已是明日黄花。“二战”爆发后，罗斯福开始与丘吉尔建立书信往来，当时丘吉尔已咸鱼翻身，成为英国海军大臣。罗斯福是这样对肯尼迪说的，他之所以和丘吉尔打交道是因为“他很可能成为英国首相，所以才向他示好”。

丘吉尔就任首相后，一向厌恶他的肯尼迪多次向罗斯福汇报丘吉尔的反美立场以及对罗斯福本人的反对，这不啻火上浇油。另外，肯尼迪宣称，丘吉尔力劝美国参战只是为了保住大英帝国，这更加剧了罗斯福对大英帝国长久以来的猜忌之心。在罗斯福那里，肯尼迪大使将丘吉尔描绘成一个“威士忌酒瓶不离手的”人物，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也把丘吉尔说成“酒鬼”“三四流人物”。很明显，罗斯福接受了丘吉尔是个酒鬼的说法。获悉丘吉尔入住唐宁街10号那一刻，总统揶揄道：“看来英国除了丘吉尔，实在选不出来别人了。”

丘吉尔认为，罗斯福和美国是利用其财政和军事资源对英国采取乘人之危的做法，对此，他忍无可忍。1940年12月，他对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Halifax）愤怒地说道：“我们从美国那里得到的没有一样是免费的午餐，而且，这些东西都不是抵抗战争所必需的。”

丘吉尔还对罗斯福曾提出的一旦德国入侵英国，就将英国海军移师加拿大的提议愤愤不平。他的一位助手发现，听到这样的建议后，“他的身体在盛怒之下弯曲成一团，就像野兽那样要一跃而起”。丘吉尔打算这样回应：“该死的美国佬”，“我们永远不会对自己的行动自由作出丝毫妥协，也从不容忍任何失败主义声明”。

和从前一样，哈利法克斯勋爵再次说服丘吉尔在电报中缓和了语气。勋爵和外交部认为，英国实际上别无选择，只能在援助谈判中向美国作出慷慨让步。尽管内心极不情愿，丘吉尔也不得不认可这种亏本买卖。为了换取美国的驱逐舰，他打算削减英国的基地数量。但是，他反对与美国共享先进军事和工业技术，声称“除非美国参战，否则我不会拱手让出机密技术”。但是，他在这两件事情上都作出了让步。除了让出基地以外，英国还将火箭、火炮瞄准器和新型莫林发动机的设计蓝图，喷气式发动机和原子弹的初期设计方案，以及可以安装在飞机上的小型雷达系统的原型机都交给了美国。很多先进技术在后来同盟国的军事行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0年12月下旬，罗斯福语带炫耀地公布了援英新方案。正在为英国生死存亡忧心忡忡的丘吉尔，无法预知新方案对英国和战争走向会带来怎样巨大的影响。他只知道，罗斯福原来做过不少雷声大、雨点小的承诺。

的确如此。那时，罗斯福对待英国问题仍然是谨慎、犹豫的。但是，到了12月底，总统开始认识到英国很快就要耗尽财力，美国必须采取更多措施，防止失去英国这一抵抗希特勒的最后阵地。在收到丘吉尔写来的言辞恳切、充满期待的一封长信后，罗斯福宣布了开创性的新方案，允许政府向总统认为对保卫美国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出租或出借战争物资。他宣布，《租借法案》将使美国成为“民主的兵工厂”。

在英国下议院，丘吉尔声称《租借法案》是“各国历史中最没有铜臭味的行动”。然而，私下里，他却不以为然。丘吉尔非但没有向罗斯福表示谢意，反而写了一封言辞尖锐的便笺，对新方案的细节提出质疑，强调说即使新方案获得国会批准，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付诸实施。同时，财政捉襟见肘的英国如何支付急需的武器的款项？看到这封便笺，英国驻美使馆不禁大吃一惊，赶紧敦促首相缓和语气，并且要明确向罗斯福表达对新援助方案的感谢。首相不情愿地同意向罗斯福表达谢意。但是坚持表达自己的怀疑和担忧，“请您牢记，总统先生，”他写道，“我们不清楚您内心的真实想法，也不明白美国究竟打算如何行事，但我们却是为了生存而战斗。”

时光进入1941年，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和丘吉尔一样，对英国命运日益担心，对美国不肯真正施以援手感到怨恨。有人做过民意测验，请英国人对非轴心国作出评价，美国排名最后。“对美国持负面评价的人口比例居然和敌对国家意大利一样高”，主办方说道。

就在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之际，约瑟夫·肯尼迪提出辞去驻英大使一职。英美之间和英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罅隙日益扩大，多是拜肯尼迪所赐，他的继任者面临着修复裂痕的艰巨任务。

考虑到任务的艰巨性，罗斯福将目光投向新英格兰的前任州长，此人不善言辞，却一度被认为是罗斯福的继任者。

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早期，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作为美国最年轻、最有前途的州长受到全国瞩目。然而，1936年，这位一心问鼎总统宝座的共和党新星因为对共和党猛烈抨击罗斯福新政表示不满，从此失去自己的政治前途。罗斯福从未因为坚持理想而放弃政治生存的本能，他对怀南特自我牺牲式的理想主义感到大惑不解，并因此把他称作“乌托邦约翰”。

同罗斯福一样，怀南特来自纽约一个古老望族，祖上是荷兰人，父亲是地产经纪。怀南特在曼哈顿上城区长大，还是穷学生时，就喜欢阅读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和亚伯拉罕·林肯的传记，并将后者作为终生偶像。怀南特父母的婚姻因为不幸福，最后以离婚告终。怀南特曾对秘书说过，父母吝于向自己和他的三位兄弟表达爱意。一位朋友写道，怀南特的父亲总是告诉怀南特“静悄悄地待着，别说话”。

12岁时，热爱阅读、敏感的怀南特被送到圣保罗中学就读。学校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白山山脉脚下，州府康科德市郊。这所学校对新生有着严苛要求。进入圣保罗中学对怀南特的一生至关重要。他非常喜欢这所学校，尤其耽溺于新罕布什尔州的森林和起伏的丘陵。学生时代，他在圣保罗中学附近的鲍尔山上一走就是几个小时。多年以后，他对记者说过，那些地方对他的意义远超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

圣保罗中学效法伊顿公学等英国公立学校，努力向来自纽约、波士顿、费城富裕家庭的学生们灌输公共服务的重要意义。“我们的职责不是顺应周围物质丰富、繁荣兴旺的世界，而是要通过下一代改造这个世界”，圣保罗中学校长塞缪尔·德卢瑞（Samuel Drury）博士宣称。虽然学校的大部分学生从未打算抛弃这个“物质丰富、繁荣兴旺的世界”，怀南特却将余生贡献给了社会变革。

在圣保罗中学读书期间，怀南特成为学生领袖之一，展现出说服和激励他人的才能。几年后，他由于成绩不佳从普林斯顿大学退学，回到圣保罗中学教授美国历史。怀南特决心帮助学生培养社会良知，他的一个学生汤姆·马修斯（Tom Matthews）说：“怀南特非常善于鼓舞人心，他使学生坚信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有史以来人类做过的最有希望的实验。”夜晚来临，学生们挤在他逼仄、堆满了书的房间，继续讨论课堂上讲过的林肯、杰弗逊等怀南特眼中的美国英雄们。“我和圣保罗中学大多数男生一样，奉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为偶像”，马修斯说道。30年后马修斯成为《时代周刊》执行编辑。

美国参加“一战”后，怀南特辞去教职，自费前往法国，成为新生的美国航空队的一名飞行员。他的飞行技巧实在不敢恭维，后来怀南特向好朋友艾德和珍妮特·默罗承认，尽管自己在空中的表现还“不错”，但是起飞和降落却要“靠运气了”。珍妮特在写给父母的家信中说：“他好像撞坏了很多架飞机，能活到今天简直是个奇迹。”

这的确是个奇迹。在大无畏勇气的驱使下，他居然自告奋勇驾机侦察敌人防线，其他人认为这任务简直就是自杀。一次，完成侦察飞行降落后，他发现一个机翼被榴弹弹片掀开，引擎罩被打穿，螺旋桨的一部分已经不翼而飞。入伍时，怀南特只是个列兵。但“一战”结束时，他已升到上尉，负责驻扎在凡尔登附近的一个侦察中队。

回国后不久，怀南特就迎娶了家境富有的社交名媛康丝坦斯·罗塞尔，她的祖父曾任纽约国家城市银行（即花旗银行）行长。这对夫妇的众多好友、熟人都认为他们的姻缘纯属乱点鸳鸯谱：罗塞尔对怀南特终生从事的政治、历史或社会变革毫无兴趣，而更热衷于购物、参加派对、看戏，经常流连于南安普顿和巴尔港这样的地方。“这又是一例上流社会的联姻，双方毫无共同兴趣可言”，阿比·罗林斯·卡弗利（Abbie Rollins Caverly）回忆说——他的父亲是怀南特的密友兼政治上的伙伴，“两人少有共同之处。他习惯熬夜，思考如何让世界更美好，而她则热衷于举办派对。”

“一战”结束后，怀南特通过在得克萨斯州投资油井赚了一笔钱。他和康丝坦斯开始过上富足的生活，他们住在派克大街上的一套公寓里，乘坐带司机的豪车出入，有自己的男女仆人、游艇和豢养阿拉伯名驹的马厩。但是，怀南特并未放弃对新罕布什尔州的热爱，他对公共服务的兴趣日益浓厚。其实，在前往法国之前，他曾在新罕布什尔州众议院短暂任职。

1919年，怀南特夫妇在康科德买下一栋白色的殖民地风格的大房子，距离圣保罗中学大约四分之一英里远。从自家藏书室（里面收藏着狄更斯和约翰·拉斯金的初版书，以及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画的托马斯·杰斐逊肖像）望去，怀南特可以看到自己最喜爱的风景——长满松树的鲍尔山。他妻子大部分时间都在纽约，而他则长期住在康科德的房子里。1920年，怀南特当选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

与众不同、说话结巴的年轻理想主义者居然蜕变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这本身就令人惊叹不已，更何况这发生在高度保守、以农业地区为主的新罕布什尔州。在参议院，怀南特成为共和党内一个人数不多的自由派别的领导，致力于推动立法将妇女儿童周工作时间限制在48个小时以内，规定工资标准，废除死刑。当时，大部分参议员来自农业地区，他们对新罕布什尔州纺织工厂和其他工厂工人悲惨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缺乏理解，也鲜有兴趣。尽管他们拒绝了怀南特的立法议程，他却始终坚持对社会变革堂·吉诃德式的追求。

1924年，35岁的怀南特将一纸声明送到新罕布什尔州最大的报纸《曼彻斯特联合导报》编辑部，宣布竞选州长。《曼彻斯特联合导报》的老板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是公认的共和党州长提名人选，他把怀南特参选的消息用短短四行字发在报纸不起眼的一个位置上。在共和党保守派的眼里，怀南特参加州长竞选简直可笑之极。这个自由派的纽约佬以为自己是谁？新罕布什尔州选民永远不会接受这样一个家境优渥的外来客、知识分子和糟糕的演讲者。

怀南特的演讲能力的确让人不敢恭维。他身材高大，看起来总在沉思中，外形酷似亚伯拉罕·林肯，只是比后者帅一些。竞选时，他紧张地站在观众前面，面庞瘦削，头发凌乱，穿着皱巴巴的布鲁克斯兄弟（美国服装品牌）西服，浓浓的眉毛下面是深陷的、穿透心灵的褐色眼睛。他的双手一会儿紧握，一会儿张开，脑海中努力搜索着合适的词语。有时，他需要好几分钟才能找到这个词，中间造成的停顿让自己和观众都痛苦万分。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位居民说：“观众中有人想要帮助他，大声喊出他在苦苦思索的单词。”在一次演讲结束后，一位女士对熟人说道：“多好的孩子呀，可惜被战争吓傻了。”

然而，奇怪的是，怀南特磕磕绊绊的演讲方式却帮助他在全州巡回竞选中赢得了支持。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本就拘谨寡言，而怀南特与选民经常遇到的油嘴滑舌的政客形成鲜明对比。尽管他的演讲磕磕绊绊，然而言语间却传递出温暖与真诚，让听众看到了他的真心。《纽约时报》曾经这样报道：“观众起初都为他感到遗憾，然而，最后他们都会站在过道里为他喝彩。”

初选时，他遇到共和党的强力阻击，大部分新罕布什尔州的报纸和企业都反对他当选州长。然而，他轻松击败了诺克斯赢得初选，并在普选中将现任民主党州长赶下台。（在选举中败给怀南特之后，弗兰克·诺克斯开始经营《芝加哥日报》，后来成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的海军部长。）

作为新罕布什尔州州长，怀南特超越了他所在时代，对经济正义和社会变革的热心追求可与远超美国其他州长的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相比肩，他总说自己从偶像亚伯拉罕·林肯那里学到共和党的政治主张，后者将人权置于财产权之上。大萧条时期，怀南特在新罕布什尔州成功推出了激进的福利计划，包括大量上马公共工程，救济老人，为依靠他人供养的母亲与儿童提供紧急援助，制定最低工资法案等一系列举措，为后来的罗斯福新政做了预演。他安排《康科德每日观察报》一名年轻记者偷偷进入新罕布什尔州执行委员会会场，该委员会专门与州长作对，每次开会从不公开。第二天，这名记者将会议协商的内容公布在报纸头版，此后，执行委员会会议开始向公众公开。

怀南特还对新罕布什尔州政府机构进行了现代化重组，并通过立法改革银行业，抑制铁路的影响，扩大州公共服务委员会的权力以规范管理公用事业公司。“铁路和电力公司必须服务于公共利益”，他对州议会说。后来，《纽约先驱论坛报》这样写道：“怀南特的立法改革力度之大，在新罕布什尔州历史上前所未见。”

新罕布什尔州铁路部门、公用事业公司、纺织工厂及其他特殊利益群体对怀南特的各项政策可谓恨之入骨，实际上，共和党内的保守主义死硬派也是如此。然而，怀南特在选民那里却极受欢迎，他前所未有地连任三任州长，“我对怀南特的做法毫不理解，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尊崇之心”，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位政客评论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32年怀南特以压倒优势再次当选州长，然而，沾了怀南特竞选优势的光，他的政治主张的反对者赫伯特·胡佛在与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时取得了新罕布什尔州的胜利，而后者仅仅在五个州败给了胡佛）。

很明显，怀南特之所以广受拥戴，是因为他怀有怜悯之心。多年后，新罕布什尔州前议员迪恩·德克斯特（Dean Dexter）将怀南特比作美国演员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在《华府风云》等影片中扮演的理想主义者角色。在怀南特看来，“所有公共政策都是与人相关的，”一名历史学家评论道，“公共政策与人相关，有时是具体的个人，以及政策对人的影响。”他在州议会办公室的门永远开着，任何人都可以见他。大多数时候，州议会大厦的走廊里挤满了想要与州长见上一面的人。怀南特经常要自掏腰包帮前来向他求助的穷人或者“一战”退伍军人承担医药费、学费、创业启动资金等。大萧条期间，他吩咐康科德警方允许流民在城市监狱里过夜，第二天一早供应他们早餐，他来负责埋单。在步行上班途中，他经常把钱包里的钱分给靠在州议会大厦花岗岩墙体上晒太阳的失业者。一个朋友说：“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怀南特是执行基督教‘竭尽所有赠予穷人’训诫最彻底的一个。”

1935年1月怀南特离任时，他的理想和原则已经赢得新罕布什尔州两党大部分议员的支持。大约30年后，怀南特在康科德的立法顾问罗伯特·宾汉姆（Robert Bingham）评价道：“人们在评价某届州长的政绩时，总要拿他和怀南特的三个任期相比较。”2008年，新罕布什尔州州务卿威廉·加德纳（William Gardner）在回忆自己就任后的情形时，是这样说的：“本州居民对怀南特的尊敬与爱戴令人印象深刻。当我就任时，人们仍在谈论怀南特州长。他太与众不同了。新罕布什尔州历任州长中，他是人们真正发自内心爱戴的州长。”

罗斯福总统对怀南特在新罕布什尔州取得的成绩兴趣盎然，密切关注着他的举动。他们两人都力主社会变革，在同为州长时就曾紧密合作。罗斯福刚刚推出新政，就得到怀南特的全力支持。执政初期，每当罗斯福推出新的救济计划，新罕布什尔州总是第一个参加。到1933年秋季，怀南特已经利用罗斯福新政资金开工建设了12个大型公共项目，并将大量食品分发给新罕布什尔州的穷人。

罗斯福总统“热衷于发现聪慧、前途远大的年轻共和党人为他所用”，由于怀南特的表现突出，罗斯福将他视为劳工等问题的非官方顾问。1934年，总统命令怀南特州长率领特别调查委员会，调停了一起由美国联合纺织工人工会发起的大罢工。

罗斯福深知，怀南特的声望正如日中天，很可能成为193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1932年总统大选中惨败后，共和党需要“输入年轻的新鲜血液”。而作为一名熠熠生辉的共和党人，很多人认为怀南特有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

其中一名支持者是堪萨斯知名报社编辑威廉·艾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他将怀南特称为冉冉升起的共和党领袖。广播电台评论员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在一次播音时宣称，颇具影响力的亲共和党报纸《纽约先驱论坛报》将怀南特推崇为下一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代周刊》和《科里尔杂志》报道，他很可能获得提名。《波士顿晚报》在报道标题中写道：“怀南特又向总统宝座迈出一步。”根据《美国杂志》报道，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引起全国关注……家境富裕，不善言辞。但是他一心为民，而且言出必行”。全国各地的来信雪片般寄到康科德，希望怀南特参加总统竞选。联邦紧急救济总署的一位雇员从华盛顿写信，“我们部门对您的尊敬和感激超过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任何其他公务人员”。罗斯福新政智囊团的主要成员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甚至说他愿意“拿50名众议员、20名参议员、6名驻外大使和若干名内阁成员交换怀南特州长”。

然而，怀南特最终未参加总统竞选。即使1936年怀南特参加了总统竞选，他也很可能因为演讲能力不佳而败下阵来。然而，这些只是猜测。怀南特作为罗斯福新政的拥趸，绝对不会与罗斯福展开竞选。他决定将自己的总统梦暂时搁置，起码等到罗斯福卸任之后再说。

很明显，罗斯福却不是那么放心。1934年年底，他提名怀南特担任美国在国际劳工组织的首任代表，该组织由国际联盟发起，总部设在日内瓦。有些人认为这一提名是罗斯福玩弄的权谋之术，意在将怀南特赶离政治舞台，持这种看法的包括罗斯福政府的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Frances Perkins），此人说话直言不讳，也是怀南特的崇拜者。有一次在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珀金斯直截了当地询问罗斯福的真正想法，“不，不，这不是我的初衷，”总统斩钉截铁地否认，“怀南特是这个职务的合适人选。”根据珀金斯的回忆，说完这句话之后，罗斯福垂下目光，看着眼前的办公桌。

不管总统出于什么想法派怀南特驻外，后者认为美国必须走出孤立主义窠臼，因此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一战”过后，尽管崛起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美国却并不情愿承担与新的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责任。《时代周刊》评论说：“大部分美国人对国际外交的看法就像维多利亚时代女士对性爱一样持厌恶态度。”美国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当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席卷全世界时，美国坚持“一战”盟国必须全额偿还债务。与此同时，美国还提高了关税，使得偿债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也使欧洲越发深陷经济危机。“战后，我们的态度是不再需要朋友，国际舆论也无关紧要”，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28年的一期《外交杂志》上写道。这之后不久，他就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历史学家沃伦·金博尔（Warren Kimball）说道：“美国人在欧洲行事比较任性，希望成为欧洲的远方榜样，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

美国人普遍认为，美国是被英国的宣传以及代表英国利益的美国银行家和军火买家诱骗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战争风云再次笼罩欧洲，日益采取孤立主义立场的美国国会力图保护美国不被卷入将来的冲突，通过了《中立法案》，禁止向参战国提供贷款和投资。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在1935年的一段文字反映了美国的国民心态：“我们没有必要喝下欧洲正在酝酿的地狱之汤……美国已经被忽悠参加了一次欧洲战争，我们不会再上当了。”

国际劳工组织是美国唯一愿意参加的国际联盟分支机构。怀南特始终支持国际劳工组织致力于改善全世界劳工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尽管如此，他在国际劳工组织仅工作了五个月时间。在弗朗西斯·珀金斯的建议下，罗斯福将怀南特召回华盛顿，担任政府中一个重要职务——新成立的社会保障委员会主席。

1935年8月，在共和党的强烈反对声中，国会通过了《社会保障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全面的社会法案，也是罗斯福新政最重要的成就。该法案为所有符合条件的美国人提供失业救济金和养老金，重新定义并广泛拓展了政府对公民的责任。该法案有着革命性的意义，罗斯福政府甚至担心法案在正式生效前可能会受到众多批评者的破坏。由于受到共和党的强烈反对，罗斯福坚持由自由主义共和党人的杰出代表怀南特担任负责实施新法案的三人社会保障委员会的主席。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怀南特和委员会的同事们不知疲倦地努力工作，推广这一史无前例的新计划。由于参议院对委员会资金的刻意阻挠拖延，他们在最初几个月里节衣缩食，从刚落成的劳工部办公楼里借了几间办公室，只聘请了保证基本运转的雇员，其中很多人是从其他政府部门借调来的。在罗斯福新政期间，很多政府部门都忙得团团转，但是没有一个像临时成立的社会保障委员会这样达到疯狂的程度，“每人都一路小跑，因为慢悠悠的电梯而大光其火”。

怀南特正处于这繁忙景象的核心，他在华盛顿的工作状态同在康科德一样，分秒必争。在乔治敦大厦租来的住宅里，他也只是在晚上抓紧时间睡几个小时而已。“他没有时间、吃饭、睡眠和保持精力的概念，”一个同事回忆说，“他会一直工作到吃饭时间过去，丝毫意识不到自己还没有吃饭。”

据说，怀南特是一个糟糕的行政官员，他的工作人员和委员会其他成员对他的低效率和迟到绝望之极。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等待签字的信件，办公室外面的房间里挤满了等着见他的人，口袋里塞满了等待归档的重要文件。但是即使是他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怀南特是非同寻常的领导者，一个鼓舞人心的理想主义者。“毫无疑问，他是过去20年间美国公共生活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社会保障委员会首任执行理事弗兰克·拜恩（Frank Bane）说，“很少有人能够像怀南特州长那样，让人们对政府留下如此重要的印象。”

作为社会保障部门的公众人物，怀南特为国会山和全国所熟知，他多次前往内陆地区，向美国人民宣传新计划。尽管资金不足、人手紧缺，但是在他的领导下，美国社会保障委员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分支机构遍布全国，成立了12个区域分支和108个办事处。而且，在这期间，一共向36个州拨付了2.15亿美元养老金。美国主要的社会保障计划都是在怀南特担任主席期间开创的。

然而，共和党和大部分美国企业界人士却对社会保障制度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为了争取开明的堪萨斯州前州长，1936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的支持，怀南特向他透露了计划的机密内容。但是，兰登在竞选时失去了共和党保守主义死硬派的支持，1936年9月底，他开始猛烈抨击社会保障制度，誓言当选后要予以取缔。

怀南特觉得自己被出卖，决定不再保持沉默，他要辞去社会保障委员会的职务，向兰登进行反击。委员会的同事和顾问都认为辞职不啻政治自杀，力劝他三思而后行，认为与共和党切割关系意味着他政治生涯的终结，今后不再可能获得更高职务的任命。就连罗斯福总统也出面规劝。但是，怀南特坚持自己的决定。递交辞呈之后，他在全国各地奔波，发表演讲，做广播讲话，力挺社会保障制度。

在竞选最后一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为雇主们提供了数百万份传单，传单设计类似政府的官方通知，这些传单被塞进工人的工资袋，上面警告说国会将把社会保障资金挪作他用，并且暗示工人的工资可能因为社会保障缴款而降低百分之一，除非工人在选举日当天采取行动抵制罗斯福当选。这种背水一战式的诽谤使得怀南特义愤填膺，选举日前两天，他发表全国广播讲话，攻击共和党的举动是“卑劣的政治”，并声明支持罗斯福的连任。

怀南特对罗斯福的支持是压倒共和党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这也导致他作为共和党人再也没有机会问鼎总统宝座。然而，他的一位朋友在写给怀南特的信中说，这也证明了“不管发生什么，至少有一个身居高位的人怀着真正的理念和勇气与人民站在一起……我知道很多人会不屑一顾地认为你的举动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做法。但是理想主义正是这个无序世界最需要的品质”。

显然，这也是总统的看法。以压倒性优势连任后，罗斯福将怀南特派回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1939年，新罕布什尔州前任州长怀南特成为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随着战争临近，怀南特还被罗斯福任命为驻欧洲特使，并被要求不时将自己在欧洲出差并和欧洲各国领导人会见的情况汇报给华盛顿。“在我认识的所有美国公职人员中，怀南特对过去10年来美国和欧洲社会力量和社会变革的理解最为深刻，”在和怀南特共进午餐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柏林记者威廉·夏勒（William Shirer）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要是罗斯福能够连任三届总统，那么怀南特是在1944年接任他的最佳人选。”

当纳粹德国在1939年3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时，怀南特来到布拉格，以示对捷克人的同情和支持。希特勒在1940年对法国发动闪电战时，怀南特正在法国，他在德国人抵达前几个小时才离开巴黎。法国沦陷后，罗斯福请怀南特了解英国的情绪，因为英国是当时仅存的仍在和德国作战的欧洲国家。不列颠之战期间，怀南特短暂访问了英国，他回复总统说，英国的士气还在，“他们会承受所有的轰炸”。英国劳工部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后来说，怀南特是那期间他见过的唯一一个还让人感到这世界还有人对大不列颠怀有信心的美国人。“怀南特注意到英国缺少军火和物资，因此呼吁总统尽快提供援助。”他说，“英国的战争同时也是美国的战争。”这个建议与罗斯福从约瑟夫·肯尼迪那里收到的电报和信件内容截然相反。

肯尼迪辞去大使职务后，罗斯福开始不紧不慢地寻找下任大使人选（在众多同事看来，罗斯福的动作太慢了）。他希望找到一位同情英国、能够获得丘吉尔和其他政府官员信任的人选。同时，这人还要有能力劝说英国人保持耐心，让罗斯福总统有充足时间帮助他们延续自己的事业。与此同时，罗斯福总统还着眼未来，希望这位新大使与英国工党建立强有力的关系，因为他相信工党将在“二战”期间或“二战”后执掌英国政权。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弗朗西斯·珀金斯和其他新政的杰出拥护者对罗斯福说，只有一个人可以完成这个复杂多样的任务：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

1941年1月，在第三届总统任期就职典礼后没几天，罗斯福将怀南特召到华盛顿。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时，总统向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询问了后者见过的欧洲各国领导人的情况、英国的形势，以及纳粹占领国的情况。但是，他对大使任命一事只字未提。总统对保密有着孩子般的热衷，再加上顽皮贪玩之心，他对怀南特和对其他官员一样，隐瞒了任命的消息。他希望怀南特和其他高官一样，在媒体上看到自己被任命的报道。

几天以后，美国主要报纸都报道说，罗斯福提请参议院批准怀南特任驻英大使。三周后，怀南特动身前往英国任职。

英国人对怀南特的任命欢欣鼓舞。诚然，只要不是约瑟夫·肯尼迪，任何大使人选都会得到热情接待，但是人们对怀南特接任的消息的确是欣喜万分。《新闻纪事报》报道：“怀南特是最受欢迎的人选。”《曼彻斯特卫报》宣称：“英国人认为，怀南特是与他们最为相似的美国人，很少有美国人像他那样，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怀有如此的尊崇和尊重。”伦敦《泰晤士报》则强调：“他具备游侠骑士风范，对坚持原则有着罗曼蒂克式的热情。”

英国报纸指出，由于怀南特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经历，他已经熟识丘吉尔政府的高官，包括贝文和新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这些报纸还强调怀南特与肯尼迪在个性和观点上的巨大差异，“过去，人们会认为美国驻英大使除了享受高档的乡间别墅以外，极少了解真正的英国”。《星报》尖锐地指出：“由于约翰·怀南特颇具英国人的特性，他肯定会深入乡间。今天，怀南特将见到行进中的普通人，他的心将与他们在一起。”

怀南特乘坐的列车驶入帕丁顿车站，他对英王乔治六世的亲自迎接和英国媒体给予的盛情欢迎应该是十分满意的。但是，怀南特还要与英国最令人生畏的人物见面。温斯顿·丘吉尔对行动迟缓的美国本已心怀不满，他对新任驻英大使会持何种态度呢？

两天后，当丘吉尔在经过加固的白厅作战室宴请怀南特时，后者感受到了丘吉尔的态度。丘吉尔非但没有展现出一丝斗牛犬式的敌对态度，反而一副息事宁人的姿态。晚宴过程中，他和怀南特一道讨论了美英关系中遇到的新问题：英国不愿完成半年前正式宣布的驱逐舰换基地的交易。尽管英国已经接收了驱逐舰，但是英国政府并未正式同意这笔交易的交换条件——将英国在加勒比地区殖民地的基地租借给美国。英国政府、议会和海外殖民地都对这个交换条件愤愤不平。

丘吉尔向怀南特承诺会打破这个僵局。第二天，他召集几个内阁大臣到唐宁街开会，邀请怀南特列席。当其他人争论不休时，怀南特注意到“矮胖又有些驼背的丘吉尔在房间来回踱步，他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完全没有意识到周围的事情”。讨论刚刚开始几分钟，首相突然发言，不顾所有反对意见，对军事顾问提出的关切也置之不理。在丘吉尔看来，打破美国的中立政策要比“维持我们的自尊、保护几个小岛的尊严更为重要”。很快，英美谈判委员会就批准了交易。

到任伦敦两周后的一天，怀南特略微低着头，跟在丘吉尔和德比伯爵（Derby）后面，挤过伦敦萨伏伊酒店人潮涌动的大宴会厅，走向贵宾桌。这是欢迎怀南特到任的午宴，主办方是致力于推动美英关系的清教徒社团，德比伯爵担任社团主席。在怀南特大使、丘吉尔和德比伯爵前面就座的是英国政府和企业界精英，包括内阁所有成员、军方大员、实业家、报纸编辑和出版商。

午宴快要结束时，丘吉尔站起身来，面向怀南特大使，开始向美国公开示好，并将怀南特当作自己的紧密伙伴。丘吉尔声音低沉的讲话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传遍全国：“怀南特先生，您的到来正值世界历史处在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非常高兴您在艰苦动荡的时刻来到英国，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正确汇报英国和英国所从事事业的真心朋友和忠实伙伴。”

讲话快要结束之际，首相宣称：“大使阁下，你要和英国一道，分享我们的目标、危险、利益和秘密。终有一天，不列颠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共同分享胜利的王冠。”观众起立喝彩，这位语言大师成功结束了演讲。《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每个单词都活灵活现，意义深刻，每个短语都充满信念和勇气。他在这个场合的表现无人可及。”

现在怀南特该出场了。他站起身来，手里紧紧抓着讲话稿，目光越过观众上方，缓步向前走去。现场一个观众回忆说：“就像第一次在派对上讲话的小男孩。”现场静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语带踌躇地开始了演讲。怀南特没有丘吉尔那样巧舌如簧的演讲能力，《每日先驱报》第二天报道说：“他一边低头看稿，一边不甚流利地读出演讲。他的讲话虽非字字珠玑，却是信念的宣示。”

怀南特表示，美国终于从昏昏欲睡中醒来，开始采取行动了。“美国有充足的人力和资源，可以为英国和世界各地用生命来捍卫自由边疆的人们提供舰只、飞机、枪炮、弹药和食品。”尽管怀南特承诺美国将支持英国，但他也明确表示自己并不认可自己国家的援助总是姗姗来迟。他称赞英国及其国民的坚定和勇敢，“英国人民坚守在人类希望的桥头堡上，勇敢反对想要摧毁两千年文明历史、残酷无情而又力量强大的独裁者，这是你们的荣幸，也是你们的宿命。你们注定要和这些独裁者说，‘止步于此吧！’”。

说到这里，怀南特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房间，以更加坚定的声音，说道：“往事如烟。前方的道路仍很艰难，新的精神已经启航。热爱自由的人们再次联合起来，打造自由的世界，没有任何暴政可以泯灭他们的希望，在上帝的帮助下，同盟国将建起一个强权无法摧毁的自由堡垒。”

就像当年在新罕布什尔州州长竞选演讲中一样，现场的观众一开始都为这位讲话磕磕绊绊却充满激情的驻英大使感到难过，但是后来他们都纷纷起立鼓掌。同新罕布什尔州的百姓一样，参加午宴的英国人在性格内敛、举止笨拙的怀南特身上发现了与自己相似的精神品质，他们通过热烈的欢呼和鼓掌来表达自己的认同。

第二天，英国报纸大加报道怀南特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些报道使用了“简单但是庄严的语言”这样的评价。《标准晚报》写道：“怀南特的讲话远超大多数演讲者。他排在丘吉尔后面讲话，并大获成功。”《每日镜报》在头版用大标题写道：“美国大使向英国人民讲话！”《星报》一名专栏作家写道：“今天上午，几乎所有和我讲话的人都问我，‘听了怀南特的广播讲话吗？’我听了，实在感人！”

《星期日泰晤士报》说：“这真是非同寻常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