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1947年年初，寒夜的伦敦西区，一个美国人走出剧院，他身材高瘦，头发乌黑蓬乱。观众从附近的剧院一涌而出，来到街上，纷纷驻足，因为他们立刻认出了经常出现在战时新闻纪录片和报纸上、有着棱角分明的面庞和略显驼背的这个美国人。他和两名同伴沿着沙夫茨伯里大街步行，很快就被人群包围。“晚上好，怀南特先生，”人们问候道。几个男人脱掉帽子致意，一名妇女伸出手去，怯生生地碰了一下他的外套。

对于这些人来说，看到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John Gilbert Winant）会让他们回想起1941年年初战火纷飞的夜晚，美国驻英大使怀南特走在伦敦街头，德国对英国历时九个月的狂轰滥炸在那时达到疯狂的程度。对于在街上遇到的每个人，不管是消防员、被爆炸弄得晕晕乎乎的市民，还是忙着将尸体拖离废墟的民防人员，怀南特大使都会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忙。在那段人人徘徊在生死边缘的岁月里，一个伦敦市民是这样回忆的：怀南特“让大家相信他是连接我们和广大美国人民的纽带，他的讲话鼓舞人心，直抵内心深处”。

尽管怀南特在英国家喻户晓，但是很少有美国人听说过他的名字，更遑论了解他在打造并维持“二战”期间美英同盟关系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这一史上最紧密、最成功的战时同盟关系被称为“特殊关系”，帮助双方赢得战争、保存民主并挽救世界。随着时间流逝，围绕两国同盟的各种传奇基本成形，两国联盟似乎已是水到渠成：首先，温斯顿·丘吉尔鼓励英国国民独自抵抗希特勒，随后罗斯福与美国出手拯救了丘吉尔和英国人。

然而，当怀南特1941年3月抵达伦敦就任时，未来的日子到底是福是祸，他自己也是毫无头绪。在刚刚过去的六个月里，纳粹德国空军大肆轰炸伦敦和英国其他城市，数以万计的英国人罹难。英国皇家部队装备不足、弹药短缺，在各地都处于守势。德国潜艇在大西洋恣意妄为，击沉无数商船，不断绞杀英国的供给线，平民面临着饥饿威胁，而德国很有可能跨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局势危在旦夕”，英国战时最高军事指挥官、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勋爵回忆说。怀南特自己后来也写道：“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大势已去了。”

英国人心里非常清楚，美国援助是力挽狂澜的唯一希望。然而，即便英国前途愈发黯淡，来自美国的援助仍只是涓涓细流。美国决策层中有很多人已经弃英国如敝屣：尽管在军事上有着辉煌历史，但是一个弹丸岛国如何能抵抗住已经摧枯拉朽般灭掉众多国家的德国入侵者呢？相信英国必败的人群中就包括怀南特的前任——约瑟夫·P.肯尼迪（Joseph P.Kennedy）大使，他在伦敦大轰炸最疯狂的时候，和数千名在英的美国侨民一道撤回了美国。

怀南特刚刚就任，就明确表态要和英国共存亡。“有一个人会站在我们身边，他永远不相信我们会屈膝投降，他就是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说这话的人叫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是丘吉尔政府的一名领军人物。新大使到任后没有几天，使馆一位工作人员评价说，怀南特“向全体英国人表明，真正的朋友来了”。

但是，在伦敦的美国人中，并非只有怀南特一人为鼓励英国人、推动英美伙伴关系摇旗呐喊，还有两个美国人——W.埃夫里尔·哈里曼（W.Averell Harriman）和爱德华·R.默罗（Edward R.Murrow）——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起到了关键作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长哈里曼做事强势、雄心勃勃，他在怀南特就任后不久即抵达伦敦，成为美国对英租借援助项目的行政管理官。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分部负责人默罗自1937年起就常驻伦敦。

作为“二战”初期在英地位最高的美国人，怀南特、哈里曼和默罗深度参与了美国是否应出手挽救英国——欧洲仅存的对抗希特勒的国家——的争论。默罗在对美广播中大力宣传英国人的抵抗斗争，哈里曼和怀南特在孤注一掷的英国首相和行事谨慎的美国总统间积极斡旋，后者对美国国内的反对孤立主义者心怀警惕，起初也对英国能否挺住心存疑虑。虽然行事专横、以自我为中心的两位领导人后来发展出了举世闻名的个人友谊（罗斯福总统的首席助手哈里·霍普金斯称他们为“位高权重者”），但在当时，他们之间的关系还远远称不上友好。

战后，美英联盟的胜利都被归功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密切合作，很少有人关注怀南特、哈里曼、默罗等为两国领导人结盟起到的重要铺垫作用。其实，罗斯福和丘吉尔最初不仅形同陌路，甚至相互怀疑、水火不容。

怀南特和哈里曼作为罗斯福总统的耳目被派到英国，负责评估英国抵抗、生存的能力。很快，两个人得出结论：英国不会倒下。他们向华盛顿表明，将与英国共存亡。两位使者游说罗斯福和他的团队尽可能为英国提供援助，甚至直接参战。在广播中，默罗使用的语言就更加含蓄一些。丘吉尔深知这三个人的态度事关英国的生死存亡，对他们极尽拉拢之能事，用心之精毫不逊色于后来对罗斯福的大献殷勤。首相推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就与默罗密切相关。怀南特与哈里曼进入了丘吉尔的核心圈子，可以直接接触首相本人和他的政府高官。外交关系发展为如此紧密的个人关系可谓空前绝后。他们甚至将交往的触角延伸到丘吉尔的家庭成员中。实际上，哈里曼、怀南特和默罗都和丘吉尔家族的成员在战时发生过浪漫故事。

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参战，这三个美国人对美英联盟的坚定支持终于开花结果。作为两国联盟的重要推手，他们在1941年12月7日那一天的行踪凸显了自身的重要：怀南特和哈里曼在契克斯别墅与丘吉尔共进晚餐，而默罗则在白宫与罗斯福在一起。

据说，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首相乡间寓所的气氛甚是喜庆。珍珠港的消息甫一传来，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漫长的独行即将结束：美国参战了。根据一个在场人士的叙述，丘吉尔和怀南特甚至在房间里共舞了一会儿。美英之间错综复杂的同盟历史就此拉开大幕。

尽管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将两国同盟粉饰成双方共同执掌权力，但实际上，同盟建立之初，两国关系极其脆弱。虽然语言和文化传承相同，但是从丘吉尔和罗斯福一直到后期的两国军政领导人之间既不互相了解，又不相互理解。同盟双方对对方的历史文化毫不了解，对大洋彼岸远房亲戚的看法陈旧老套，对对方政治、军事上的困难缺少认识。

刚刚成立的同盟还未来得及巩固，相互之间就开始怀疑、猜忌、抱持偏见，甚至针锋相对。英国人对待美国人态度倨傲，而美国人则对英国人心怀不满。英国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写道：“英国人认为在两国同盟中，美国人应该向他们虚心学习。而美国人则认为，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在战场上一败再败的英国佬来指手画脚。”

这种令人忧虑的状况凸显了中间人的重要性。尽管罗斯福和丘吉尔都为两人间紧密的直接沟通感到自豪，但事实是，是怀南特和哈里曼在两国领导人中间充当着解读者和调停人的角色，向他们解释对方的想法和行动。此外，怀南特还努力在两国高层军政领导间缓和关系、增进合作。

英国《泰晤士报》认为，美国大使是巩固战时同盟关系的“黏合剂”。战争结束后，《泰晤士报》是这样评论的：“要说建立史无前例的紧密英美同盟关系，可能功不在怀南特。但是，他却建立并巩固了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并确定了未来目标，正是这些使得同盟成为可能。”

随着默罗和首任驻英美军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到任，怀南特开始想方设法帮助两国人民加深相互了解，以消弭随着战争达到高潮而日益加剧的误解与紧张。当大批美国人进入饱受战争摧残的英国，准备开辟欧洲战场时，人们更加明显地感觉到这种紧张关系。1943年年中，美国人在伦敦和英国其他地区的存在达到顶点。在国土面积大约相当于乔治亚州或密歇根州的英国，到处都在建设美国空军基地、陆军训练营等设施。伦敦的街头和酒吧充斥着大量休假外出的美国大兵，他们行为粗鲁、喧闹无比。

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伦敦是同盟国策划欧洲战场的中枢之地，很多人对伦敦趋之若鹜。一位历史学家是这样评论的：“尽管伦敦深受灯火管制、狂轰滥炸和生活成本飙升的困扰，但仍然是‘二战’期间人们的向往之地，就像当年的巴黎一样。”那些腰缠万贯而又人脉广泛的美国民众，从纽约的投资银行家，到好莱坞的大导演，都纷纷争取来到这里弄个短期的官派任务干干，因为他们认为伦敦在当时一片混乱的时局中是最令人兴奋，也最有活力的一座城市。

在伦敦和英国其他地方的美国人，不管是军事人员还是平民，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远远高于绝大多数的英国人，后者每天还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苦苦挣扎。这种生活水平上的巨大落差反映了两国在“二战”期间截然不同的境况：一个在前线历尽艰辛，缺吃少穿；而另一个远离战场几千英里，国民享受着日益富足的生活。

如此巨大的差距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也导致了美国的进一步强大。“二战”后期，美国终于成为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世界大国，同时也揭示出事物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罗斯福和美国政府一方面高调支持各国自由、公正和平等，另一方面却给英国和欧洲其他小国留下这样一个感觉：美国正在主导这场战争，也将要主导战后的世界。1944年，《芝加哥论坛报》的一篇社评是这样写的：“这是美国人带来的胜利，也是美国式的和平。”

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心里非常清楚，美国参战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希特勒的魔掌。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认为美国人在欧洲有些横行霸道，丝毫不顾忌他们的行动会带来哪些长期性的国际后果。在他们看来，美国人行事嚣张，有一种被误导的使命感，对美国以外的世界知之甚少，缺少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经验，却打算接管世界，想要凭一己之力帮助全世界走上正途。一位“二战”期间在美军驻英海军司令部工作的英国女士对她的美国同事是这样说的：“要想领导世界，首先要深入了解它。”

吉尔·怀南特和爱德华·默罗这对挚友始终支持战后经济社会变革和国际合作，这反映了美国理想主义的一面。而有着坚强意志的实用主义者埃夫里尔·哈里曼，却意图扩大他本人和美国的权力与影响力，并因此成为美国例外主义的代表人物。“二战”结束后，哈里曼等人的世界观主导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多年的好友兼同事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均为“美国智囊”成员）一道，哈里曼打造了风靡世界的“美式和平”。

战后几十年间，怀南特“专注于团结而不是分裂人类”的国际关系论被认为是单纯幼稚的。力量被奉为圭臬，美国到处炫耀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将自身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强加到别国头上。

但是，美国的独断专行很快就迎来了反抗。各国厌倦了被呼来喝去，越发抗拒美国的领导。进入21世纪，很多国家开始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六十多年前刚刚取得霸主地位的美国，正面临着影响力和权力的快速衰落。随着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上台，美国认为有必要推动全球合作，并开始打造与其他国家的真正伙伴关系，而不再是一味的美国利益独大。

伴随着与外部世界的更多接触，美国对“二战”期间美英同盟的胜利会进行更好的回顾，更加承认怀南特、默罗、艾森豪威尔等人为维护两国同盟做出的勤勉努力。在他们努力维护同盟关系的同时，民族主义和其他势力却费尽心机要打破同盟。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后不久，怀南特参加了英格兰东南部诺曼底登陆纪念碑的落成典礼。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直播中，这位驻英大使说道，人类要想在当今危机四伏的时代生存下去，必须“学会友好共存”，要将“邻国的福祉赋予同自身福祉同等的重要性”。怀南特承认这一目标极难实现，“但是，这正是诺曼底登陆的意义所在，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那还有什么不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