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闻故都老辈言：承平时士大夫有不传之秘两事，于宋则王荆公，于清初则钱牧斋，其集皆在人袖笼内，心摹手追，口不敢道。自一切解放后，有以叔孙武叔为人范者，何论推戴信仰之本不受人干涉乎？然牧斋若舍文学而言人品，仍不为世所崇拜。荆公则学问文章操行皆有其独到之处，不得以主张之迄未贯彻，而并其吐弃流俗者少之；且不得以身后为群小借奉之傀儡，而并其当身之精神意气抑之。推翻当时恩怨之论，尽情阐扬，亦反动之所必至也。柯君昌颐为《荆公传记》一巨帙，尊荆公甚至，得风气之所趋。商务书馆既任剞劂，而工厂遭劫。事定后，其稿独未毁，掇拾于劫灰之中，仍得印行问世。则冥冥之中，亦为积毁之荆公吐气。蔡、杨两年谱亦于近年盛行，皆表章荆公之应运而兴者也。昌颐书来，道其稿之幸存，余亦为之欣喜。因昌颐乞一言，以此复之。虽然，应运而兴者，或随运而转，荆公之贤，果如日月之无得而逾矣乎？则此传记正后人藉为评论之资，昌颐固不自以为定论也，可以见其理实而心虚矣。二十二年一月，书此既竟，时榆关扰攘逾旬，燕中人心岌岌，又与昌颐此稿初付印时相等，此则可为掷笔一叹者也。孟森敬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