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制置条例司之始末

“制置三司条例司”简称“条例司”，或曰“制置条例司”，以熙宁二年二月置。其诏书曰：

朕以为欲致天下于治者，必先富之，而后可为也。今县官之费不给，而民财大屈，故特诏辅臣，置司于内，以革其弊。夫事颛于所习，则能明得失之原。今将权天下之财，而资于有司。有司能习知其事，则其所得必精，其所言必通，物聚而求足，是洵富吾民之术也。若夫苛刻之论，削其下，而敛怨于上者，朕所不取。宜令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受诏后两月，各具财用之利害以闻！

此诏盖当“条例司”初成立，征取内外臣僚对于理财意见者。而不取苛刻之论，以示限制。陈升之与安石同领其事，苏辙、程颢、吕惠卿等，亦皆为属官。其职务官衔，史不具载；故其详细组织，今无从考定。

从来论安石者，莫不咎其汲汲理财。其实亦缘神宗急于求治，迫之使然。按李焘《续通鉴长编》，载熙宁二年三月戊子两府同奏事。神宗问安石，制置条例如何？安石对曰：“已检讨文字，略无伦绪，亦有待人而后可举者。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有所未及。恐风俗颓坏，不胜其敝。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神宗颔之。据此则安石初欲置理财于缓图，而先以正风俗为务也。外廷诸臣不知，遂交章责安石躁扰，而神宗迄不纳者，非庇安石也，恨其毁沮朝廷求治之殷耳。

陈升之初与安石同领条例司事，既而请罢之。安石执不可，曰：“古之六卿，今之执政，有司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条例则可；但令制置三司一官，则不可。”安石曰：“今中书支百钱以上物，及转补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行；至于制置三司条例，何为不可？”安石遂请以韩绛代陈升之。至熙宁三年，韩琦言：“条例司虽大臣所领，然止是定夺之所；今不关中书，而径自行下，则是中书之外又一中书也。”是年五月，遂罢归中书；以“常平”（即青苗）“免役”“农田水利”新法归司农。计制置条例司自成立至撤废，仅一年零三个月云。

安石原欲大施其精深之社会经济思想，为国家理财，通天下之利，故建议专置一司，以制置关于理财之一切条例。凡“青苗”“募役”“均输”“市易”等法，均于是焉倡之。（三司者，宋初掌管财政之机关；说详后节。）彼陈升之、韩琦等，初未尝有“通天下之利”之思想，但以财政为国家行政之一事而已。故陈升之有“但令制置百司条例则可”之说；韩琦亦有“中书之外又一中书”之说；而制置条例司遂终不能保存矣。惜乎其详细组织，史不具书，今无从究其得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