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1951年，瑞士文学评论家海因里希·斯特劳门（Heinrich Strauman)如是说：“人们可能对谁是当代美国最伟大的诗人、小说家抑或散文作家存有争议，但奥尼尔作为美国最杰出的剧作家的地位从未受到过严峻的挑战。这在现代评论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1]的确，美国现代悲剧作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曾四度荣获普利策奖（1920、1922、1928、1957），是迄今为止唯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剧作家，被誉为美国“现代戏剧之父”和“严肃戏剧的奠基人”。在他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奥尼尔尝试了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多种表现手法，创作剧本五十余部，内容涉及心理学、美学、哲学等众多领域。作为20世纪美国“迷惘一代”的代表，奥尼尔深受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焦虑的困扰，并迷恋尼采哲学。

奥尼尔一生的情感经历以及父母和家人的感情生活对其创作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他年幼时随戏剧演员的父亲四处奔波，全家居无定所，母亲于孤独压抑中吸食毒品。这些痛苦经历使他从笃信基督到放弃宗教。他坦言，缺少关爱、渴望家庭温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印象和经历，时常这样地控制着我，使我吃力地去抵抗它们，但是我从没有摆脱它们”^[2]。在他成年之后，婚姻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先后两次离婚。他时时感到孤独、压抑且缺少归宿感，这种异化、隔离的自我始终令他渴望有爱的精神“家园”，催促他在生活中寻求真爱和家园的温馨。尽管他认为“人生是一场悲剧”^[3]，深深相爱的人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幸福，但他仍然坚信不幸的结局并不能阻止人们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和至死不渝的追求，而且这一理念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过程。奥尼尔在写给友人巴利特·克拉克(Barrett Clark)的信中表达了这样的决心：“也许我能讲清我对蕴藏在生活后面那股强劲而又无形的力量的感受。我的创作抱负就是要在我的剧本中能多多少少地显示出这股无形的力量所起的作用。”^[4]在奥尼尔的剧作中，人们时刻能感到有一种深沉的力量，一种想要表现非理性的思想和情感的探索精神。这一艺术主张几乎左右着奥尼尔一生的写作，这也正是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创作目标：去展示人的美好愿望与人无法改变、无法摆脱的现实之间永恒的冲突。奥尼尔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不同的尝试，而其中较显著也相当成功的当属他用“爱”给出的一系列答案。“爱”在他的多部作品中成了那种推动一切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它不可避免地与现实构成了各种冲突。

20世纪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在他的《爱的艺术》(The Art ofLoving)中如是阐释爱的作用：“人的最深切的需要就是克服分离，从而使他从孤独中解脱出来。未达到这个目标的绝对失败意味着‘疯狂’。”^[5]而“爱使人克服孤独和分离感，爱承认人自身的价值，保持自身的尊严”^[6]。这一理论无疑适用于奥尼尔的身世：在幼年时就居无定所的尤金·奥尼尔的心中，随时被丢弃在寄宿学校里忍受孤独的经历始终如影随形追随着他。他生前的好友玛丽·沃斯(Mary Vorse)曾这样谈及奥尼尔对孤独的恐惧：“这个离群索居的隐士却害怕独处。黑暗中他会时时感到充满敌意的世界向他压过来，令他充满一种不祥预感：使他像赤身裸体的原始人那样孤独无助。”^[7]带着这种孤独和无助，奥尼尔并未因此而厌世彷徨、玩世不恭，反而“是个充满爱的人。……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创造出一个爱和痛苦的世界”^[8]。奥尼尔在他的作品中剖析人们对爱的各种反应：人性的各个侧面对爱截然相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人们对爱的接受和反馈、不同层次人们对爱的表达和占有、爱的不同阶段人们对爱的反应、不同性格和宗教下的人们对爱的主张和表述。随着年龄的增长，奥尼尔本人对爱的解析更加睿智而广博，这体现在他每个创作时期爱的主题的显著或微妙的变化。因此可以说正是剧作家身处的孤独和对逃离孤独的渴望，他幼时爱的缺失和穷其一生找寻爱的过程产生了他一部部探索爱的作品，也因此成就了本书——《尤金·奥尼尔爱的主题研究》。

一、奥尼尔研究综述

尤金·奥尼尔这个名字最初传入中国是20世纪20年代。当时奥尼尔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已经公开发表了17部剧作。1930年古有成在国内第一次翻译出版了《加力比斯之月》(The Moon of the Caribbees)。1982年荒芜翻译出版了《奥尼尔剧作选》。而在此五十余年间，除了在30年代出现了一个译介的小高潮和此后奥尼尔戏剧的零星上演，国内对奥尼尔戏剧创作的系统研究始终寥寥。直到1985年，中央戏剧学院成立了“尤金·奥尼尔研究中心”。1987年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奥尼尔学术讨论会”，会后由曹禺和廖可兑等17位学者出版了《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此后奥尼尔学术研讨会几乎每两年举办一次。至此，国内的奥尼尔研究开始略有成果。1988年，为纪念奥尼尔诞辰100周年，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奥尼尔学术讨论会则是盛况空前。同年由龙文佩主编的《尤金·奥尼尔评论集》收录了从1919年到1984年东西方学者进行奥尼尔研究的评论文章24篇，还有奥尼尔本人的戏剧言论8篇。90年代以来，随着奥尼尔作品的更多译介以及国外奥尼尔评论的引入，国内的奥尼尔研究终成气候。特别是1997、1999、2001、2004等数年的奥尼尔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会后由廖可兑、郭继德等学者主编的四部《尤金·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的出版，将国内奥尼尔研究推向了高潮。2005年由郭继德老师主编出版的六卷本《奥尼尔文集》，更为奥尼尔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文本资源。

国内较富盛名的奥尼尔研究者当推老一辈的曹禺、廖可兑以及稍晚的欧阳基、龙文佩、郭继德、刘海平和汪义群等先生。国内可以利用的奥尼尔研究专著主要来源于作家生平及创作思想的译介，如：弗·埃·卡彭特（Frederic I.Carpenter)的《尤金·奥尼尔》（赵岑、殷勤译,1990），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Robinson)的《尤金·奥尼尔和东方思想》（郑柏铭译,1997），弗吉尼亚·弗洛伊德（Virginia Floyd)的《尤金·奥尼尔的剧本：一种新的评价》（陈良廷、鹿金译,1993)。这些专著为国内奥尼尔研究提供了较为便利且权威的材料。近些年，特别是21世纪后随着老一辈奥尼尔专家在国内不遗余力的推介，一些新生代博士、硕士们的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产生，随之国内及留学海外的一些散在博士、硕士论文以及专著的出版更是锦上添花，极大地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系统研究。此类论著中较有影响的有1983年汪义群的硕士论文《奥尼尔创作论》,2002年沈建青的博士论文《尤金·奥尼尔的女性形象研究》（“A Study of Eugene O’Neill’s Female Portraits”),2005年谢群的博士论文《语言与分裂的自我——尤金·奥尼尔剧作解读》（“Language and the Divided Self:Re-Reading Eugene O’Neill”）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汪义群2006年出版的《奥尼尔研究》。此书不仅对剧作家的生平、创作思想、创作贡献和几个创作时期作了详细介绍和论述，还将国内外奥尼尔研究的发展现状，特别是国内外评介奥尼尔的专著与论文详列出来，为国内的奥尼尔研究提供了一部难得的资料汇编。更为可喜的是，自2000年以来，国内文学期刊及网上资源也开始活跃起来，为奥尼尔戏剧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便利和准确、及时的信息。

总的说来，国内的奥尼尔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涉及领域繁多的局面，特别是随着各种新的批评方法的诞生和引入，国内对奥尼尔本人及其作品探讨的领域和角度也更加多样化。但这些研究仍存在一些盲点，比如有些资料盲从国外评介，断章取义；有些同一主题下的论文的移借性和趋同性较强；许多论述多集中于剧作家的某几部热门作品，而对一些短剧、诗歌至今仍鲜有人问津。笔者认为，作为奥尼尔成长的不可或缺的阶段，这些短剧和诗歌为剧作家后期创作思想的成熟以及更多巅峰性作品的推出起着相当重要的铺垫作用；另外，国内具有独立见解和一定深度的奥尼尔研究专著，特别是专注于特定主题的论著并不多见。

与国内奥尼尔研究相比，国外学者对奥尼尔的研究要早五十年左右，目前几乎已成为一项专门学问。许多国家建立了奥尼尔研究协会，出版奥尼尔研究刊物，比如美国的“EOR”（Eugene O’Neill Research, 奥尼尔研究会）。总体来说，国外针对奥尼尔研究的成果除了奥尼尔的评传外，对奥尼尔的批评论著可分为两类：戏剧演出评论和作品评析。早期的奥尼尔研究得益于奥尼尔仍在世，因而剧作家真正的创作意图及思想能够得以比较客观、完整地记录。有些奥尼尔评论家如巴利特·克拉克就是奥尼尔的传记作者和好朋友，因此他们的评介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另外，网上及各国文学期刊中的相关论文也不胜枚举。而在欧洲大陆奥尼尔的名声似乎更胜于他的祖国,1952年到1962年间欧洲大陆论述奥尼尔作品的非英语文章竟多于英文版的文章；奥尼尔最后几部剧作的首演竟然在瑞典，早于百老汇的公演。

最早的奥尼尔评传当推奥尼尔的生前好友巴利特·克拉克的《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927)和《尤金·奥尼尔：其人与其作品》(EugeneO’Neill:The Man and His Plays,1933)。这两部评传为后来的特拉维斯·博加德(Travis Bogard)撰写的《时间轨迹：尤金·奥尼尔的作品》(Contour in Time:The Plays of Eugene O’Neill,1988)等评传性作品做了铺垫。此外还有克罗斯韦尔·鲍恩(Croswell Bowen)所著的《尤金·奥尼尔传：坎坷的一生》(The Curse ofthe Misbegotten:ATale ofthe House ofO’Neill,1959)、路易斯·谢弗(Louis Sheaffer)的《奥尼尔：儿子与剧作家》(O’Neill: Son and Playwright,1968)及《尤金·奥尼尔：儿子与艺术家》(O’Neill: Son andArtist,1973)、弗·埃·卡彭特的《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979)、诺曼德·柏林(Normand Berlin)的《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1982)、弗吉尼亚·弗洛伊德的《尤金·奥尼尔的剧本：一种新的评价》(Eugene O’Neill:ANew Assessment,1984)和斯蒂芬·布莱克(Stephen Black)的《尤金·奥尼尔：超越悲悼的悲剧》(Eugene O’Neill: Beyond Mourning and Tragedy,1999)都是奥尼尔研究的经典著作。此外，博加德的《人所不知的奥尼尔：日记片段中的注疏和摘录》(Notes and Extracts from a Fragmentary Diary:The Unknown O’Neill:Unfinished or Unfamiliar Writings ofEugene O’Neill,1988)以及博加德和杰克森·波利(J. R. Bryer)合编的《奥尼尔书信集》(Selected Letters of Eugene O’Neill,1988)都成了评论界评析奥尼尔创作发展的第一手材料和依据。

二、奥尼尔爱的研究综述

国内研究资料中对奥尼尔的思想和创作的研究主要围绕剧作家的戏剧美学思想、女权主义、表现主义、精神分析以及宗教思想等方面展开。而针对奥尼尔作品中体现的爱情主题以及其中体现的剧作家爱情观的论述尽管极少，但也可以基本分为两种评论观点：一方面，评论界对奥尼尔真诚、热烈地渴望美好爱情，虽九死而终不悔的爱情观持赞许态度。如老一辈奥尼尔学者廖可兑、郭继德、汪义群等老师虽然没有对其爱情主题做过专题探讨，但对其中涌现的奥尼尔爱情观基本持肯定态度。汪义群老师就认为，奥尼尔对待婚姻的随意性虽很难令人对其爱情观作正面的评价，但剧作家对爱情与婚姻的理想主义的憧憬值得赞许^[9]。当然还有众多评论文章认识到奥尼尔“表述了人类要爱，要被爱，要有梦想，要有归属的渴望”^[10]。另一方面许多评论者对奥尼尔爱情观持相对否定的态度，认为剧作家所持的是悲剧爱情观，势必带有宿命意识。此方面的评析以一众小型论文为主，比如李晓颍的《尤金·奥尼尔的爱情观的冲突性探析》、郭勇丽的《尤金·奥尼尔戏剧之宿命爱情观细读探隐》等。当然，从女性角度认知奥尼尔笔下的女性角色从而探讨奥尼尔爱恨情感根源和体验的论文相对多一些，像时晓英的《极端状况下的女性——奥尼尔女主角的生存状态》等。综合奥尼尔爱情主题研究的作品，笔者发现：此类研究对象多集中于《天边外》(Beyond the Horizon)或《榆树下的欲望》(Desire Under the Elms)两部作品。但由于这两部作品中出场人物较少，情节相对简单，因而对奥尼尔爱情主题的挖掘和探讨难以深入。同时，仅用有限几部作品探究奥尼尔爱的主题难以逃出偏颇之嫌。

国外对尤金·奥尼尔爱情主题和爱情观也没有发现系统性的专题研究，但从各家评者对单部作品的侧面相关研究，以及奥尼尔对待爱的评价的只言片语中可基本总结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以弗·埃·卡彭特为代表的评论家肯定奥尼尔爱的积极性，认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上讲奥尼尔都是“情感至上者”，对奥尼尔来说情感第一重要。卡彭特甚至认为从感情的深度方面，奥尼尔胜过萧伯纳，尽管从理性的鲜明方面萧伯纳更胜一筹。而以批评家弗朗西斯·弗格森（Francis Fogans)为代表的批评家则否认奥尼尔爱情至上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奥尼尔是感情效果的追求者，对感情过于天真且幼稚地信仰。弗格森甚至认为：“尤金·奥尼尔不是一个思想家，我们根本不用再试图深究他的思想内涵。”^[11]这一派还应该包括意大利著名评论家卡米罗·佩利兹（Camillo Paisley），他认为奥尼尔“易动感情”。就连颁授诺贝尔奖时，奥尼尔还受到著名评论家伯纳德·沃托（Bernard de Voto)更加尖刻的抨击。这位评论家对奥尼尔的获奖十分沮丧，他特别指责《悲悼》（Mourning Becomes Electra），认为奥尼尔根本没有思想和情感的深度，就是一个运用技巧和形式的“鼓风机”^[12]。与此同时，另一位著名的奥尼尔评论家弗吉尼亚·弗洛伊德认为奥尼尔血液中的爱尔兰基因致使他对爱极其敏感，对得不得到爱的过度担忧影响到他作品的爱的主题。当然还有一系列评论家从客观的角度将奥尼尔对爱的不确定态度归咎为三次婚姻中奥尼尔与妻子的关系以及自己飘忽不定、嗜赌成性的母亲。这样的论断在A.R.Gurney写在《尤金·奥尼尔四部剧作》的前言中即可查到。^[13]

总之，国内外对奥尼尔作品中爱的相关研究仍流于针对某个侧面或某个因素进行的探讨，研究奥尼尔爱的主题的信息仍散在于某部或某几部作品的相关研究论文中，仍不见对其所有作品进行较系统和全面的论述，分析的专著更是没有出现。本书即以此为突破点，着眼于对尤金·奥尼尔几乎所有作品中体现的爱的主题的探究，以期找到现实生活中的奥尼尔和理想状态下的他对爱的不同理解和阐释、沉思和创见；找到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奥尼尔对爱的理解的蜕变过程。

本书将奥尼尔的写作阶段划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并分别进行详细论述，这三个阶段并非完全按照学界基本定型的尤金·奥尼尔的三个戏剧创作阶段（即1913~1918为习作期,1918~1934为实验期,1939—1949为晚期），而是依据奥尼尔的爱情经历，以及他在作品中体现的爱情成熟度及关注点进行划分的。尽管遵循原则不同，这三个阶段的起止时间却基本与奥尼尔戏剧创作的起止时间相吻合。这三个阶段为:1913—1919年，即自第一部戏剧《热爱生活的妻子》（A Wife for a Life)始，到《救命草》（The Straw)的推出并走入第二个婚姻殿堂止。1920~1931年，即自1920年的《安娜·克里斯蒂》（Anna Christie)始到1931年《悲悼》的发表前，此时的奥尼尔迈入第三次婚姻殿堂。1931年创作的《悲悼》是奥尼尔爱的分界线，因而本书将列单独一章——第四章，专题分析《悲悼》中爱的主导作用和体现的爱的主题。从此奥尼尔爱的主题进入第三个阶段（1932—1943），即继《悲悼》以后至1943年《月照不幸人》(A Moon for the Misbegotten)的面世，以《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为标志的奥尼尔爱的主题下的晚期作品。

[1]Frederic I.Carpenter,Eugene O’Neill,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79,p.11.

[2] 见倍倍尔：《我的一生》序言，转引自汪义群：《奥尼尔创作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3]Alta May Coleman,:“Personality portrait:Eugene O’Neill”,Theatre Magazine,Vol.31,1920,p.264.原文：“LIFE is a tragedy—hurrah!”

[4]“Perhaps I can explain the nature of my feeling for the impelling,inscrutable forces behind life which it is my ambition to at least faintly shadow at their work in my plays.”Travis Bogard& J. R. Bryer, Selected Letters of Eugene O’Neil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p.87.译文可参见〔美〕尤金·奥尼尔：《奥尼尔文集》第6卷，郭继德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

[5]Erich Fromm,The Art ofLoving,New York: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08,p.8.译文可参见〔美〕埃·弗洛姆：《爱的艺术》，刘福堂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6] 〔美〕埃·弗洛姆：《爱的艺术》，刘福堂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7]Louis Sheaffer,O’Neill:SonandArtist,New York:Cooper Square Press,2002,p.350.

[8]Croswell Bowen,The Curse of the Misbegotten:A Tale of the House ofO’Neill,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59,p.265.

[9] 参见汪义群：《奥尼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0] 李柽杨：《奥尼尔剧作的文化诠释》，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

[11]John Patrick Diggins,Eugene O’Neill’s America:Desire Under Democra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p.32.

[12] Ibid.

[13]Eugene O’Neill,4 Plays ofEugene O’Neill,Signet Classics,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2007,p.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