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是化解发展不平衡矛盾的一场战略突围

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正在面临一个关口，是毫不动摇坚持供给侧改革，还是面对经济下降而重新拿起凯恩斯的投资刺激武器，中途改变供给侧改革思路？我们必须对此做出明确的回答。对此，我们必须在更高的历史站位上，从改革开放近40年的空间，从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着眼认识习近平部署的供给侧改革是对中国国情的正确把握，也是对当前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的战略突围，必须保持定力，关键时刻不能慌神，不能乱了脚步。不能用投资刺激的方法，加剧供给需求不平衡这一矛盾。

经济刺激的兴奋剂不能再用了

4月26日，财政部公布今年一季度GDP增长6.7%，投资增长了10.7%，零售增长了10.3%，宏观经济稳中向好。有媒体说“开门红”，但具体到经营效益却无明显起色。实际上是在以信贷刺激、投资驱动为主，在结构调整和质量提升方面改善不多。整个社会融资的规模超过6万亿，银行的信贷投入超过4万亿，都比去年同期明显增长，是历史最高。换句话说这个速度是靠钱堆出来的。我们也会看到，当短期兴奋剂的效果逐步消退之后，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僵尸企业、更高的杠杆、更艰难的企业转型。

供给侧改革，从去年11月开始，才刚刚半年时间。我们不能半路停下，使刚刚得来的成果得而复失。没有彻底的供给侧改革，就不会有收入的持续改善和成本的持续下降。譬如，在3月份以来钢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部分此前已经暂停生产的钢企复产迹象凸显。2016年4月上旬，全国粗钢日均产量为226万吨，环比增长6.55%。钢铁供需的矛盾没有根本转变，目前仍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去产能，要防产能“死灰复燃”。这条新闻说明，一方面以信贷刺激、投资驱动为主，仍然是凯恩斯的方法，不是供给侧的思路，说明凯恩斯的方法像臭豆腐，说是很臭，吃起来是香的。当然，凯恩斯的方法在短期是好方法，还得不时拿出来用用，长短武器配合起来用。另一方面，这个“开门红”也不完全是不好的，意味着为下一步供给侧改革展开，造成一个好的环境，是为下半年去产能垫底，打好基础。然而，这是退一步进两步的事，是为下一步推行供给侧创造条件。在发展思路上，我们不能改变，不能加剧供给不平衡这一矛盾，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要再停留在理论层面，现实问题太多

供给侧改革是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但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的理论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而创立的。

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到哪一步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情况要摸清”“目的要明确”“任务要具体”“责任要落实”“措施要有力”要求，系统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干什么”“怎么干”“如何落实”等问题，为制定好改革方案提供了重要遵循。然而，这得有个过程。清理僵尸企业就得有个两上两下的过程，现在任务还没有下达。在山东，一个省级国企董事长对我实话实说，当前处置“僵尸企业”主要有“五句话”：一是“僵尸企业”定义不清；二是“僵尸企业”数量不准；三是清理“僵尸企业”政策不配套；四是清理“僵尸企业”责任不明确；五是清理“僵尸企业”动力不强。显然，实践需要我们作出新的回答。我觉得，不要再停留在理论层面，现实问题太多。

从理论上看，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存在一种共同失误，他们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更为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他们都存在忽视供给端和供给侧的共同问题。在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不能不占首位，消费是生产的本源，供给与消费的平衡才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然而，金融危机突然而来，我国重新拿起凯恩斯主义的武器，一时间出现天量贷款。北京的经济学家们大多数是天量贷款有理论的支持者。我认为要求大幅收紧货币，要求结束近乎疯狂的货款高潮，避免投资刺激的后遗症，我们投资了一些当时产能已经过剩的领域，如钢铁、煤炭，要防止美国式货币的灾难在中国重演。然而，整体局面仍然按照旧的轨道运行。因为凯恩斯主义并没有结束在中国学界的统治地位。相关的反思中，看到已有经济学理论的不足，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框架其实是不对称的。后来，有经济学家提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供给侧改革”被中国政府赋予了未来改革方向指引的地位。我觉得尽管在理论研究和解释方面有了诸多探索，但政府与市场与企业沟通还是不够，企业对其还是存在诸多误解。

我认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是要找到中国经济不平衡这一命门，中国进入资本过剩时代，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资本过剩比产能过剩更复杂、更危险，对此，理论上要形成一个新的认识框架，由此出发，供给侧会产生很多议题，这是我们认识中国经济矛盾与困境的理论基础。可是，目前经济学家研究不够，这种看法尚未上升为主流意识。

供给侧改革提出是连续47个月经济下行的选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是在经济连续47个月下行的情况下的选择。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2010年是快速发展时期。在过去三十年里，世界经济每走一步中国大概走两步半。世界经济平均每年3%~4%的增长，而中国的增长速度在10%左右。因此，我们快速地超越了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到2010年，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站上了一个“10万亿美元的台阶”。到了2011年，情况变了。经过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到了一个发展和转型的关键点。当前的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有非常好的一面，也有问题非常严重的一面，如果我们多看一些好的方面，可能觉得很不错、形势大好，如果多看一些负面的东西，就可能会觉得悲观无望。总的来讲，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问题倒逼、必经关口。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必须破除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突出矛盾和问题。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近期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就是要看到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

其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中央对这个选择是非常谨慎的。是花了很长时间才能探索出来的，是一步步走出来的。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题是保增长，因为从2011年经济下行厉害起来。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期叠加”，经济增速换档期、经济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发展方式、增长动力的重大调整和变化，“三期叠加”和新常态解决的是“怎么看”的问题。2015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我们要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供给侧改革是找到了办法，解决的是“怎么干”的问题。

供给侧改革提出的与第四次经济体制改革

我们可以再往高处站站，从前40年来看，可能是另一种感觉。这就是，中国正在经历第四次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重启。2015年11月，习近平提出供给侧改革，提出5大要素，被称为习近平经济学的初步形成，这可以视为一个新的历史转变。我认为，中国四次经济改革，国有企业也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而且总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第一次是1978年改革开放催化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企业在原体制下进行机制创新，内容开始是物质奖励、厂长负责制，1984年10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强调商品经济，其后是企业承包责任制与三项制度改革，国企改革具有体制封闭性特征，体制外的改革乡镇企业很有气势；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国企改革，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搞了五年，啃不动，1995年8月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看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发端，1998年后的三年去产能，把轻工业推向市场，接着把一批央企从政府分开。第三次是2002年加入WTO，内部体制机制因为刚刚动过，虽然很不透彻，但是红利出来了。2003年10月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国资改革，并没有大的突破。后来也没有大动，但是融入国外这个大体制，产业梯次转移，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回过头来看，1998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只有5483亿，2015年是15万亿，增长了27倍，而中国的财政收入构成主要是企业税，数字足以说明加入WTO的红利。现在的供给侧是第四次重启，这场改革是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一开始就很被动，国际体制优势变成劣势了，金融危机深度影响，经济下行。搞了两年，僵持着，推不动。

现在，中国的第四次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在路上了。这四个阶段，大体上是每个阶段十年时间，正好对应中央四代领导集体。这样一看，对目前的供给侧改革，我们便站在一个历史高度上了，恐怕对现在的供给侧改革，我们就不能就事论事了。我觉得，对供给侧改革还得往高处看。

第四次经济体制改革进入第二阶段

2015年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始的是供给侧改革，也是第二阶段。几乎每个阶段都分成两块，前面吆喝得厉害，但是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搞了几年，再换一个法子。第一次是1978年开始，1984年强调商品经济是第一阶段；第二次是1992年开始，1998年“三年脱贫解困”是第二阶段；第三次是2002年开始，实际上是2003年国资改革开始，2005提出转变发展方式是第三阶段。第二次与第四次经济改革特别像，都是最后两项改革合龙了。一个是产权体制改革，一个是产业结构改革。当我们踏进2016年门坎时，不由得想起1997年底。此前连续五年的国企改革，也是总难突围。从1998年起，气势磅礴的关停并转、抓大放小直面而来，于是有了国企的“三年脱贫解困”。国企改革与国企结构调整同行，于是有了新世纪的国企改革红利，有了央企快速发展的十年，似乎历史的逻辑又把我们推到这一关口，国企又到了脱胎换骨的时候。

这次改革重点是重化工业国企走向市场的问题

改革重点是国有企业，是第三次产业市场化问题，也就是重化工业走向市场的问题。纺织业去产能对重化工业有借鉴意义。自1998年之后政府几乎忘掉了这个行业，纺织每年有产能过剩，但每年淘汰，不赚钱自然就关门了。所以尽管它是工资上升和世界形势不好的重灾区，但最近几年纺织却一直在盈利。

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商业便进行供给侧改革了，在20世纪90年代是轻工业供给侧改革了，从纺织与家电开始的，现在轮到重化工业了，而国企的70%聚集在重化工业。所以，这次改革重点是国有企业，是国企走向市场的过程。

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重化工领域，现在已选择在钢铁、煤炭领域在去产能上先行突破。最终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应实现重化工领域的持续健康发展。纺织业去产能对重化工业有借鉴意义。自1998年之后政府几乎忘掉了这个行业，不再进行调控。纺织每年有产能过剩，但每年淘汰，这个行业民营企业为主，政府没有补贴，不赚钱自然就关门了。所以尽管它是工资上升和世界形势不好的重灾区，但最近几年纺织却一直在盈利。

钢铁行业的困难局面已持续了五六年。钢铁是典型的重化工业行业，钢铁行业面临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重化工业面临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已悄然进入新阶段，重化工业阶段尚未结束，但已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因此，新旧动能转换之际，旧动能本身也要向更高层升级。钢铁去产能主要是削减粗钢产能，但同时还要发展高端钢材，重化工领域的转型升级也亟待按照市场的逻辑来演进。这次，重化工业供给侧改革是走向市场的第三波浪潮。

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透过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失衡是资本流动性过剩产生表面原因，看到实体与虚拟经济的失重，这当然是更深层次的不平衡。要找到中国经济矛盾的“命门”，时代的脉搏，从理论上形成一个新的认识框架，这是我们认识中国经济困境的基础。这确实关乎我们对中国经济的掌控能力，关乎中国经济乃至社会长期能否安全健康运转乃至小康社会能否如期建成。实践中，改革红利的取得是相当困难的。改革，能把资本过剩这事弄顺了，解决资本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就是实质上的进步。

现在对时代的脉搏是否号准了？还不敢说。供给侧改革是一个确定的药方，这个药方还要不断调整。因为实践仍处于一个不确定的年代。面对经济发展形势与国企面临的困难，我们的任务是寻求确定性，认清当前的主要矛盾，从而做出决策尽量减少这种不确定性。

（2016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