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主权的意义

就与其他类型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而言，博丹对国家的发现以及他对政治科学的贡献，有赖于他对王权君主制的长期思考。王权君主制的国家最完满地包含了人类行为中较低的、更具冲突性的方面。这一幸运的君主的位置处于永恒与短暂之间，处于神圣与政治之间。用多少有些相悖的说法来说，绝对性正是这种中间位置的功能之一。王权君主制之所以能够包含，原因在于它也是被包含的；它所以拥有“绝对”主权，原因在于它既不是最高的事物，也不会高于所有事物——尤其不是“权力的终极掌握者”；^[12]而且，王权君主制之所以是一个国家的化身，因为它不是终极的独立权力：

我们在定义中一再提到，臣民必须服从王权君主，以此表明只有在王权君主身上蕴含的主权权威，而且，国王必须服从自然法，即依照自然的正义——它的光比太阳本身更加明亮——治理他的臣民、指导国王自己的行动。当君主本身也呈现出服从自然法的面貌，其服从一如他所期待的臣民对他的服从，这才是王权君主制的真正标志。

尽管王权君主不是政府本身，但在这个国家中，君主制同时被统治和统治。君主制为神法和自然法所统治；它又通过将这些法转化为公共规则和政策进行统治。这样，君主制要达成的结果就是

一种最甜美的和谐，伴随着它的，还会有美妙的快乐和幸福，这快乐和幸福祝福着[臣民和君主]。这就是我们追寻的王权的、合法的君主制……（博丹，前揭，页205）

按照博丹对事物的更大的图式的理解，主权只有被包含时才是绝对的。以界定明晰的术语来说，只有王权君主才可以是一个绝对主权。前文已经表明，王权君主——并且只有王权君主——既自由又受到限制。甚至可以说，这个国王之所以自由，是因为他治下的其他人自由。这里之所以不存在被压制的民众，需要持续的、家长式监管的民众，原因在于，他们曾被征服，曾受压迫，有可能成为一个需要警惕的党派。如博丹所论：

幸运的话，领主式君主正义地征服了他的敌对国家，再一次使他们得以自由，并拥有财产；他从一个领主变成国王，并将领主式君主制变为王权君主制。（同上，页204）

其他所有国家，或者日常行为的道德处境，都是分裂、敌对、恐惧和危险的：

骚乱、派系争斗以及内战总是持续不断：是的，有时，贵族制与民主制中对公务职位的争夺，比君主制国家中更为激烈；君主制国家不存在公务职位的争斗、内战，除非在君主死后才可能发生，而那实为罕见的情形。但一个共同体的要点在于，除非在君主制中，否则主权之正当性既不能实现，更准确地说，甚至不能维持，因为在共同体中拥有主权的人只能是唯一一个；如果拥有主权的人是两个、三个或者更多，那实际上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拥有主权，因为没有人会接受同伴的法律，也不能立法限制同伴。尽管我们可以设想，由许多领主或全体人民组成的机构掌握主权，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拥有绝对的主权权力的领袖将他们联合在一起，那么，这个机构便没有真正的根基和支撑。一个单纯的、没有主权权力的护民官无法工作。如果众领主或者众部族是分裂的——实际情况也常常如此，那么，他们肯定会变成互相对抗的武装力量。（同上，页715）

这一段清楚地凸显了“绝对”的意义。所谓绝对，直接、本质地意味着自由。这种独特的自由是人的行动自由，它不会受到一个更高者或对等者的阻碍。这是统一的自由，这种自由状态不会因一个人自身的内在或外在的（without）分裂（division）而减少。外部分裂当然存在；但这些分裂出现在政府和公务员的层面上，而不是在国家的层面上。王权君主之所以是绝对的，是因为他独自处于能够自由行动的位置和处境之中。

博丹对国家-政府的区分，有一个主要的好处，即否定了哲学对政治的标志性的反感。任何政府都产生于政治的分裂，进一步说，任何政府也还要整合这种政治分裂，就此而言，一个理性的、非政治的管理者是不可能的。统治行为中追求统一和秩序的哲学倾向，必定会被阻碍，而这导致的结果，通常是跃向更理性的努力。哲学对不一致的厌恶，很容易导致混淆“政府”和“国家”，那些（暂时）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尤其如此。由于这种混淆，驾驭政治活动中不可避免的非理性时，这种非理性就可能得到更多的自由。有些人受到的教导主张，哲学分析所形成的政治科学确定并定义了他们是谁，这样的人就会纵许自己首先从“主权”，然后才从“绝对”主权的方面进行思考。和谐中包含着（政治的）不一致，而上述这种绝对错误的思考方向则丧失了对这种王权的主权知性。美国宪政则回响着这种知性。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普布利乌斯（Publius）必须拒绝引入“一种独立于社会本身的意志”，这种宪政安排已经预见到，通常的政治冲突将会既内在于一个社会，也应该是被包含的（contained）。^[13]

在属人的层面上没有阻碍，并不意味着不被包含。王权君主处于这种唯一“绝对”的处境或状态之中——他自由地受到约束。这就是说，王权君主之所以受到约束，是因为他自由地选择被约束。这种选择的基础是知性；明确地说，这种知性所理解的内容是，“共同体的国家”为神法与自然法所包含。神法和自然法是真正高于王权君主的事物。它们高居其上，统治着这个“绝对”的统治者，正如君主居于人民之上而对他们进行统治。这是一种文雅的统治，并以这种方式把可能的危险包含在内。这就是说，在这种统治中隐含着可能的危险，这些可以被包含在内的危险表明，这种统治的温和与文雅并不过度。博丹因此考察了领主式君主制的一个可能的优势：

领主式君主制比王权君主制更持久的原因在于，它更具威严，它的臣民并不拥有他们的生命、财物和自由，这些东西为通过正义战争征服他们的主权君主所拥有；领主式君主制消磨了臣民的勇气，奴隶进而承认自己的奴隶位置，谦卑、低下，拥有所谓的低劣的、卑微的心。相反，在一个王权君主制中，人人生而自由，是他们自己财物的主人，如果有人想奴役他们，或取走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将不会接受，而会轻易地进行反抗。他们秉承高贵的心灵，在自由中成长，不为奴性所缚。（博丹，前揭，页204）

正如王权君主自愿受更高的法约束，王权君主制中自由的个人也同样臣服于国王。每一个人都处于自由臣服的状态，拥有正确地、恰当地属于他的东西。

“自由臣服的状态”的观念进一步明晰了“绝对”的意义。如前文所言，“绝对”的本质意义是“一种自由的状态”。在一个包含性的宇宙中，这种状态依赖于两个紧密关联的概念：“被豁免（being absolved）”和“豁免（absolution）”。从一个自由人层面讨论王权君主的处境之前，应首先考虑的情形是个别臣民的豁免问题，此即某种“绝对”状态。他评论道：

某个臣民可能得到豁免，免受共同体所有的法律、惯例、习俗以及地方法令的约束，然而这个臣民既不是君主，也不拥有主权。我们以庞培（Pompey the Great）为例。在护民官伽比尼乌斯（Gabinius）的请求下，罗马人民通过了一项十分明确的法令，使庞培获得了五年内免受所有法律约束的豁免。在这段时间里，他被赋予非凡的力量去对抗海盗；……然而，虽然他被免除一项、多项甚或所有法律的约束，但他永远隶属并服从于拥有主权的人：尽管他已被永远免除了国家所有法律的约束。（博丹，前揭，页90-91）

如果要用一个相应的术语描述这个例子，庞培将会被称为一个“绝对的臣民”（absolute subject），即一个暂时免除所有法律限制的臣民，但他仍然处于主权者的命令之下。

王权君主的处境与一个被豁免的因此而是“绝对的”臣民的处境，有几分不同。博丹区分了“绝对”和“主权性的”这两个术语，这样，我们就可以极为充分地理解王权君主的处境，正如博丹这句具有标志性的句子所言：

人民赋予国王的这种极其强大权力，或可称为绝对的、主权性的，因为除了神法和自然法的命令之外，它不附带任何条件。（同上，页89）

王权君主在下述的精确意义上可谓是绝对的：他已经被豁免了，即免除了所有实定的人法（positive human law）。就其与神法、自然法以及人法的联系而言，这种对主权的“绝对”状态的完整表述也合情合理：

如果主权君主能够免受先王法律的约束，那么他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规对他的约束就更加微不足道。因为虽然一个人也许会从其他人那里接受一项法律，但本质上，一个人不可能对自己加诸一项法律，就像命令一个人不可能完全依据自己的意志行事……正如教会法学者所言，教宗永远不会自缚双手；同样，主权君主也不能自缚双手，即便他愿意这么做……在律令或法律的结尾，我们常会看到这么一句话：因为它令我们无比欣喜（Quia sic nobis placuit）。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主权性（拥有主权）的君主制定的法律，即使它们基于其他精粹深刻的理由，但最根本的立法理由仍来源于君主自身纯粹的、直率的善良意志。但所有世俗君主和人民都应服从神法或自然法，无权抵触，除非他们想背叛神圣权威，与上帝对抗却不感到有罪责。在上帝的大能之下，世上所有君主都应勒马俯首，以示畏惧和崇敬。（同上，页91-92）

王权君主是绝对的，或处于一种豁免的状态，这是他拥有主权的条件之一。这种情形只可能发生在王权君主身上。其他任何一个“共同体的国家”中，武力都以正义或非正义的方式夺取了权力；或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认为他们本身平等，因此“没有人会接受同伴的法律，也不能立法限制同伴”。王权君主制这一乐曲的主音或主题，是自由和臣服的意愿：

如果赋予他的绝对权力是纯粹的、直接的，而没有通过地方行政官、政府官员或者军尉，或其他形式的代表的名义，那就可以确定，这个人可以称自己为主权君主。因为人民已经自愿放弃（delaisser），并把自己交托于主权权力之手。所有的权力、权威、特权以及由此而来的主权，都转让给了他。正如一个人将财产作为礼物慷慨地赠送给另一个人，就此而言，这是一种不附加任何条件的绝对赠与。这类王权法律规定：人民将所有权力让渡于他。（同上，页88）

要充分理解王权君主的绝对主权，不妨借助“完整”（complete）和“补足”（complement）这两个概念，二者都源于拉丁语动词complēre[填充]。王权君主与人民相互补充。王权君主不受现存实定法的约束，自由地统治；人民相信王权君主的政治仁善，自由地臣服于君主的统治。分开来说，双方都是共同体的一部分；合而言之，他们令共同体完整，我们也有理由说，他们构建了共同体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填充”了共同体；这一填充不是借助权力、财富或民众，而是通过相互的尊重或尊敬。这种尊敬充满了自由人的特征，这些人已经选择了承认限制，在这些限制之下生活，并把这些限制包含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