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承诺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比他的臣民更自由。在包含性的道德秩序中，这意味着他要受更多的约束。这就是说，王权君主是建立相互尊敬的典范及最初起点。主权君主不受也不可以受实定法的约束，但是，他要受到对一个更高的神圣权力的誓约约束，并且也受任何他可能订下的契约约束。博丹在这一点上的推论，指向了王权君主制的实践的道德状态（status），即王权君主制的国家：

我们或许可以援引关于政体（estate）的另一条规则，即主权君主要受其签订的契约约束，不论另一方签约人是其臣民或异邦人，因为他是相互达成共识并具有义务的臣民的担保人；那么，是否有更充分理由说明，他应施行正义，并且有义务持守信用和遵守与他人订下的承诺？……君主的承诺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涉及自然正义——君主必须信守正义承诺；另一方面，涉及君主自身的诚信，如果君主的诚信受到了贬损，那么，他是否应该信守承诺？因为对所有臣民来说，君主是所有臣民的正式的担保人；没有比君主失守他的誓约和承诺更可恶的罪行。关于君主的许诺问题，依据正义原则，法律授予主权君主的自由要比他的臣民更少。（同上，页106）。

在这种现实的日常处境中，正是承诺包含着王权君主。这是一种荣誉；但是，它更是生动的忠实诚信的例子，由此激励他人效仿。对博丹来说，人民的忠诚极其依赖君主的忠诚。

由此来看，在授职或加冕仪式上宣誓当然没有问题。但实际上问题重重。我们能够理解，博丹坚持并详尽解释了，王权君主不应发誓遵守现存法律，并且依照“绝对”主权的逻辑，他也不能这么做。他免受这些法律的约束，即使准确来说，他并不“处于这些法律之上”。那么，还有一个关于君主荣誉的问题：

君主的言辞应被视为神谕；如果他的臣民贬低君主，比如说，除非君主发誓，否则就不信君主之言，那君主也就丧失了威严。（同上，页93）

对誓约的第三个反对来自关于君主绝对荣誉和忠诚的假定。作为一个符合预期的王权君主，由于受到神法与自然法的约束，他会为了共同的善而施行正义，并据此行动。所以，我们还可以充分证明，君主的责任对他是一种限制和约束，故而在他的责任之上就不能再附加任何东西。

实际上，这三种反对意见可以总结如下：发誓具有误导性。它似乎以某些方式约束君主，而君主本不应受此约束。知性、实践智慧和正确的判断力是王权君主的灵魂状态的本质。宣誓是促成还是扰乱了这种状态？博丹没有清晰地处理这个问题，但他的含蓄回答是肯定的。他举出一些王权誓约的例子，它们如此开头：

我……禀受上帝的恩典成为国王……在就职这一天，我在上帝和他的圣徒前承诺……

我以全能上帝之名起誓，承诺公正合宜地统治我的臣民……

我……向全能上帝起誓……（同上，页94）

博丹不赞成后面这种誓约，不是因为它的起誓对象是上帝，而是因为它太“精确”，承诺

遵守所有的法律、自由、公共的和私人的特权……：这种誓约的形式不具王权权威，而是一个平庸君主的条件，这样的君主泯然众人，只是共同体的某个首领而已。（同上，页94-95）

博丹的反驳表明，王权誓约是对主权与上帝的关系的承认。这是一种从属关系。王权君主不是“其他人中”的一人，他是处于他的所有国民与上帝“之间”的唯一一人。他不是“众人的领主”，而是“这些人的王”。王权君主承诺服从法律，这些法律适用于那些根本上服从上帝并有意识服从上帝的人。一旦违反了这些法律，就必然会破坏王权君主的状态——即王权君主的国家。换言之，这一从属关系是对王权君主制的持续考验。它决定了君主是否拥有主权性的知性，是根本地、整体性地拥有，而不是纠缠于统治的细枝末节。宣誓是这一考验的开始。暂且将君主制的华服冠饰摆在一边，君主参与就职仪式的方式显示出他是否具有这种知性。总之，誓约是王权君主制的起点。

誓约暗含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或者，用博丹的术语体系内恰切的用词来说，它表示“上帝的恩典与善”所赐予的天赋。如前所述，如果上帝赐予这些天赋，“我们敬他为一位好君主，视他为从天堂降临到地上、降临到我们中间的一位神”。这种国家并不是由知性不足的人主政的普通政府。博丹最本质性的要点在于，这种国家是王权君主制的非凡状态。只有得到这些天赋——由君主忠诚地保持和施行的天赋，主权才可能是绝对的。王权君主所在的人世坏境和他得到的天赋相比，同样重要。尽管这样说似乎是个悖论，但只有在大多数方面极能自我管理的自由人，才可以接受并认同王权君主制。以终末论的术语来说，尘世的天国——或者说某种近似物，不是为小人和罪人而存在。如我一再强调的，绝对是自由；而自由为那些不滥用它的君主和人民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