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气、虔敬与荷马的英雄

亚里士多德对血气的评判，体现在最初对道德美德的广泛讨论中，他把血气降到勇敢美德的第三位。[2]勇敢是一种中道，介于畏惧和自信之间。过度无畏不值得称道，只能称作疯狂，或不觉疼痛；面对可怕的东西过度自信，则是鲁莽；过度恐惧则是懦夫，因为缺乏自信。或许可以用隐喻的方式，将别人称作勇敢，然而，勇敢的人在战斗中直面死亡，无所畏惧，面临危险时，或顽强抵抗，或高尚地死去。血气被纳入五类虚幻的勇敢之中。第一类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政治勇敢属于这样的公民，他们为了荣誉，为了逃避惩罚和羞辱，直面死亡。另一方面，政治勇敢属于军队，如果他们畏缩不战，指挥官就会惩罚他们，他们害怕由此带来的痛苦——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政治勇敢。第二类是久经沙场的军队表面上的勇敢，经验告诉他们，没有任何危险。随后的一类就是血气。第四类是乐观者的勇敢，他们盲目相信自己的力量。与乐观者表面上的勇敢相应的是第五类勇敢，即无知者的勇敢，他们身陷险境，却浑然不觉。乐观者和无知者都对其处境盲目信任。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血气与勇敢不同。勇敢是深思熟虑，充分意识到危险，却昂然挺立；血气是鲁莽，驱动它的似乎是恐惧和痛苦。当为痛苦驱动时，血气寻求报复，或者不顾死活地拯救。就像疼痛给野兽壮胆，兽性大发，血气之人盲目地冲向险境。亚里士多德说，这种盲目的攻击，好像一头饥饿的驴子，不顾棍棒的抽打而冲进麦田，或者，好像色胆包天之徒，这些都不能叫做勇敢。[3]在这个意义上，血气不是坦然面对战争和死亡危险的固定禀性，而是对痛苦的兽性反映。亚里士多德以受伤的野兽为例，强调血气的非理性方面（参见1147a11-20）。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仍旧说，勇敢之人本质上是有血气的（thymoeides），并给自然的血气加上理性、目的以及为高贵目的而采取的选择和行动。不过，无论血气的性质如何，其本身并不是勇敢的道德美德。

在论述勇敢的这一部分，不仅血气降格了，而且那些被看作勇敢化身的血气之人——荷马笔下的英雄们——也降格了。亚里士多德讨论真正的勇敢时，并没有引用荷马的诗句，只是在讨论政治勇敢和血气时，才引用了荷马。荷马笔下的众英雄是亚里士多德评论两种政治勇敢的实例。第一次引用荷马史诗，是描述赫克托尔（Hector）对羞耻的恐惧：“波吕达马斯［Polydamus］会首先出来责备我”（《伊利亚特》XXII.100）。赫克托尔明知道自己不是阿基琉斯的对手，但仍拒绝躲避阿基琉斯，因为他害怕波吕达马斯谴责他，宙斯先前曾煽起他的自负，使得特洛亚人（Trojans）过度扩张。尽管他的羞耻感进一步危及特洛亚人，他还是决心与阿基琉斯拼死一搏，以便知道“奥林匹斯诸神究竟把荣誉赋予谁”——鉴于阿基琉斯体力上的明显优势，这是多么令人吃惊的理由！[4]

亚里士多德第二次引用的是狄奥墨得斯（Diomedes）的一段话，这与赫克托尔有很大关系：“赫克托尔会在特洛亚人的大会上吹嘘：‘梯丢斯［Tydeus］的儿子在我面前逃命回船’”（《伊利亚特》VIII.148）。狄奥墨得斯勇敢地试图从赫克托尔那里营救出勇敢的老涅斯托尔（Nestor）。他非常成功，差点杀了赫克托尔。这激怒了偏爱赫克托尔的宙斯，他射出闪电之矢，吓退了狄奥墨得斯。宙斯劝说涅斯托尔撤退，但是，狄奥墨得斯害怕赫克托尔夸耀自己的胜利。为了说服狄奥墨得斯，三个更强的闪电之矢射向他，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赫克托尔确实奚落了他。赫克托尔和特洛亚人从宙斯的信号中获得勇气。要不是宙斯在最后时刻发出信号，唤起他们的希望，阿开奥斯（Achaeans）人也许就被打败了。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摘引的两段文字涉及这样一种场景：羞耻感或对责备的恐惧，使英雄们的行为有悖于好的军事策略。我们看到，赫克托尔既戏弄人，也怕被人戏弄：荷马的英雄们之所以能够使用这种武器，是因为他们很容易被这种武器伤害。

在讨论强制性的政治勇敢这一部分，亚里士多德恰当地引用了赫克托尔和狄奥墨得斯的段落，然后，把阿伽门农的恐吓归在赫克托尔名下：“我要仔细瞧着，看谁敢从战场上溜走，就让他的臭皮囊去喂野狗。”（1116a34）这个错误犯得很有讲究，亚里士多德的目的是表明两种政治勇敢之间的联系。[5]此外，亚里士多德还更改了荷马的这段话，原话是：“我若看见有谁想在弯船边逗留，远远离开战斗，那他逃不掉被野狗和飞鸟吃掉的命运”（《伊利亚特》II.391，强调是我加的）。[6]在强制性的政治勇敢方面，指挥官使对战斗的恐惧次于对死亡（因懦弱而被处死）的恐惧。亚里士多德从荷马史诗的那段话中去掉了“想”（willingly），因为政治上的勇敢或怯懦都不是自愿的选择，他用“溜走”（cowering）取而代之。他指出，即便政治勇敢中的最勇敢行为，也是一种懦弱的形式、一种盲目而无理性的逃避痛苦。[7]但是，既然羞耻也是一种痛苦（是文明的惩罚），那么，第一种政治勇敢也是恐惧痛苦的结果，其行为同强制性的政治勇敢一样，是没有理性的——尽管比它高贵些。[8]

倘若这种考虑经过正确的推理评估，那么，同样作为对羞耻的恐惧，希望避开文明的惩罚或军队的射程便是一种审慎（prudent）。然而，根据荷马的暗示，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反对政治勇敢，乃因为它具有教条的、狗一般的品质。正如狗对所有的陌生人狂吠，政治勇敢也避开一切惩罚——无论其结果如何，也恐惧一切反对意见——不论它多么孤陋寡闻或心怀叵测。而且，哪怕最微不足道的预兆，都会激励荷马的英雄们超越理性，或者使他们垂头丧气，失去机灵。在卷四尾，亚里士多德强调，畏惧他人的意见这种政治勇敢具有不完善的特征，畏惧并不是一种美德。[9]亚里士多德把阿伽门农的恐吓归咎于赫克托尔，是为了指出这两类政治勇敢之间的联系。共同的线索是任何行动都缺乏的理由。赫克托尔也被利用，因为他容易为政治勇敢所诱惑，因为在所有英雄当中，偏偏他轻信预兆和意见，最容易受其伤害。

政治勇敢的这些特征比较接近亚里士多德的血气概念，它根源于恐惧、痛苦或某种欲望。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说明，荷马史诗的这些段落为什么也出现在亚里士多德对血气的讨论中。其中有两段涉及血气，在《伊利亚特》中，诸神赋予这些战士以血气。[10]血气因相信武断的、复仇心切的荷马诸神而产生，它并未诱发出真正的勇敢所需要的知识和推理。这种相信基于一种对肉身不朽的不合理的希望。在这种不朽的渴望背后，是对肉身毁灭的恐惧，这种恐惧远远大于对灵魂毁灭的恐惧。政治勇敢是对人之激情的投降，因此，血气是对诸神激情的安抚。亚里士多德责怪荷马的英雄们没有适当地关注灵魂。尽管赫克托尔因波吕达马斯的责备而感到痛苦，但是，他并没有从痛苦中明白，如何不再为自己的城邦带来新的痛苦。他错误地迎战阿基琉斯，让特洛亚群龙无首，这种错误他以前就犯过：轻信预兆，任其模糊自己的理性判断力。他没有勇敢到让人害怕的程度。狄奥墨得斯害怕斥责也有一个物理根源。狄奥墨得斯畏惧敌人的意见，而非自己城民的意见。他的羞耻感基于畏惧他人对弱者的所作所为。他的自我评判取决于他人的评判，他的意图是影响那些评判。他的灵魂被别人奴役。

那么，什么是勇敢？亚里士多德说，勇敢是一种中道，介于畏惧与自信两极之间。尽管这过度的两极缺陷都归属于勇敢：勇敢是唯一的一种道德德行，其极限本身自有限度，因而不是简单的坏。伴随勇敢发生的缺陷并非自信，而是过分自信，或者缺乏自信。因此，在某些场合中，可以有适量的恐惧。场合之一就是面对死亡；亚里士多德可能会质疑公民保卫城邦的义务。然而，亚里士多德说，勇敢的人面对高贵的死亡时，无所畏惧。最高贵的死亡是战死沙场。尽管害怕某些东西也是勇敢，但是，害怕武装战斗却不是勇敢。而且，当海上遇险，面对死亡时，保护自己或高贵地死去都不可能，即便这时，勇敢的人也无所畏惧（但并非没有痛苦［1117b10-16］）。死亡是“最可怕的事情”，然而，勇敢的人不怕死。

亚里士多德对道德美德的考察从勇敢开始，其绪言讨论了自愿行为以及人类自由的可能性。勇敢不同于血气，因为勇敢既包含理性，也包含激情，尽管勇敢事实上是灵魂非理性部分的一种美德。勇敢的试金石是理性，而非血气。然而，从理性的角度看，勇敢与政治勇敢大相径庭。勇敢涉及高贵地面对死亡，但也包括在适当情况下，有力量逃避死亡。这是冷静判断的能力，不受意见或羞耻感左右，以正确的时机、正确的理由、正确的方式，坚持应该坚持的，畏惧应该畏惧的（1115b20）。如果人们不应害怕任何本不该害怕的东西，如果死亡依然是可怕的，那么，勇敢的人就会运用理性提供的标准，去判断面对死亡的时机。勇敢的人为了赢得战争，也可以避免一次战斗。他肯定不鲁莽，而是“审慎行动，只做那些伟大而高贵的事情”（1124b25）。勇敢必须伴随着知识——这并不是说，勇敢即知识。[11]

可怕的境况“超越于人”（1115b8），每个有理智的人都害怕。这些景况下，勇敢者的恐惧是适度的——既不过分、也不欠缺，过分和欠缺都是缺乏理智的表现。超越于人的事物是神圣之物。可能“对这些东西，时而怕得多一些，时而怕得少一些；他们甚至怕那些看似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的东西”（1115b14）。对神圣之物的过分恐惧导致无能，因为不可知的东西太多了。荷马的英雄们相信自己为诸神所爱，这激发了他们鲁莽的血气：他们对这类东西极少恐惧。如果相信神们对人们充满邪恶，心怀叵测，就必将害怕本来不可怕的事情。正确的态度即适量的恐惧，[12]是亚里士多德对勇敢的最好描述。亚里士多德宣称，源于血气的勇敢似乎是最自然的，血气若与理性选择和一种目的观相结合，就是真正的勇敢，这时，他恢复或者重构了血气。由于人们对神们的无知，哲学活动就需要把血气与理智结合起来。然而，哲人追求真理，像驴子追寻谷物，情人追寻所爱一样，这表明：真理是愉快的。一种血气是被欲望点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