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英雄

既然这是一本关于叙事的书，那就从我的一个故事开始说起。这是一个成长于工人阶级家庭的大学教授同有害的社会叙事抗争的故事。在去年的“灵感之光”节，我参加了一个关于“感性与理性”的很有意思的专题研讨会。在就餐途中，有个50多岁的男人过来跟我搭讪。刚开始我们聊得很好，他说很喜欢我写的《设计幸福》一书。可是聊了一会儿，他突然问道：“身为中产阶级的你为什么要扮演工人阶级的英雄呢？”我说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又说：“你在书中就是啊，即使现在也是如此。”虽然我正唱着《烟囱之歌》，还打扮成了烟囱扫把的样子，但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一般情况下，不管别人夸我是什么英雄，我都会欣然接受，但他说的这个英雄却让我浑身不自在。他还说：“当达到一定层次后，你就必须注意你的言行举止了。”他觉得我不应该说脏话，而我在一小时的小组讨论里说了两次脏话。小组里还有两名“中年”女性，所以我的“罪行”更加令人发指。你知道吗，女性比较脆弱，在讨论中听到骂人的词就会崩溃，哪怕这个词只是用于强调。

但我凭什么不能说脏话？有人可能觉得说脏话是词汇匮乏、智力低下的表现，可是目前并没有任何研究能证明这一说法。相反，却有研究证明学生对在课堂上说脏话的老师更为关注，而且会更勇于表达自我。脏话用来挑衅或辱骂确实很有害，但用来表达兴奋和强调也无可厚非，我说脏话就属于后者，而且只会在工作场合说。在利大于弊的情况下，还固执地认为不能说脏话真的很愚蠢。

他还觉得，我作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受人敬仰的教授，应该树立一个更好的榜样。他说的“更好”就是要与大众印象里的“大学教授”一样（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或其他权威学府任意部门的网站上看一看教职员工的照片你就知道了），他想通过社会叙事给我施压，促使我按照中产阶级特有的方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待我不薄，我十分感激，但被人们期望像刻板印象里的学者一样因循守旧，这时常令我很苦恼。我迫切希望学者们能把自己看得重一些，争取自己的话语权。

这些刻板印象还有更严重的危害——打消工人阶级孩子上大学的念头，让他们觉得必须要压抑真实的自己才能融入其中。不过英国和美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录取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学生时，努力减少了偏见。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增加了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学生比例，该比例超过了英国其他精英大学，这确实值得称道。但这些孩子中的许多人其实根本不想去精英大学，也不想在其中被当成异类，那些总是劝勉他们进入高等学府的人应该意识到这一点。许多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孩子都不愿意上大学，尤其是男孩。因为他们一旦去了，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学生接触。但二者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都不一样，而且他们的中产阶级老师也无法体会工人阶级“另类”的世界和想法。就算在这个不同的世界里熬了过来，他们也会感到被工人阶级疏远——这可是曾让他们感到安心的地方。

中产阶级想让工人阶级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本意是好的，因为他们以为这些孩子怀揣着成为中产阶级的梦想。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我。即便我从事典型的中产阶级职业，我无疑也属于中产阶级，但是我的很多朋友连大学都没进过，而且我保留着一些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比如，在跟健身爱好者们一起锻炼时，他们看到我在健美比赛中穿运动夹克或乐福鞋就像看到母猪上树一样。我为我的这些不同感到自豪，但我也很清楚，如果我成为社会期待的学者（或者健身爱好者）模样，我会生活得更轻松。

社会叙事对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做出了规范，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它们都会影响我们。当我们被社会叙事迷惑了双眼，希望周围的人都符合规范时，我们就掉进了叙事陷阱。如果一定说我是工人阶级的英雄，那么我希望这个英雄能让工人阶级的孩子们知道，他们可以异想天开，也可以继续做自己，而不是违心地压抑真实的自己。如果我们能察觉到阻碍幸福的叙事陷阱，就更有可能掌控那些曾经一直掌控我们的叙事。一旦承认了陷阱的存在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考虑是否要做出改变以及如何改变，说不定未来会因此有越来越多爱健身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