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险社会的产生及特征

1．风险社会的产生

考乌尔里希?贝克是提出“风险社会”的第一人，其在《世界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了“世界风险社会”，并指出风险社会源于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实质性变化，贝克将这种变化称之为“第二现代性”。“第二现代性”主要包括全球化、个体性、性别革命、不充分就业和全球风险五个过程。

考乌尔里希?贝克侧重研究“现代化”基于风险社会的作用，而没有探讨传统、自然对风险的影响。在考乌尔里希?贝克观点的基础上，安东尼?吉登斯分析了风险形成的原因，并指出风险主要包括两个类型：一是受传统或自然影响而形成的外部风险；二是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人为风险。

对考乌尔里希?贝克与安东尼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知，风险社会形成包括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传统或自然因素，如自然灾难等；二是人为原因，如科学技术与全球化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关于这一点，考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传统、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提出“第二现代性”会受到生态与技术的威胁。总体来说，风险社会形成的原因既有传统因素也有人为因素，或是传统因素与人为因素共同导致。

（1）传统因素：自然灾害

最初，传统或自然因素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也是早期人类社会面对的主要危机，表现为地震、旱灾、洪涝、泥石流和台风等灾难形式，这些危机不受人们的主观意志影响。在这里，我们将传统或自然因素形成的风险称为传统风险；工业文明产生之前，传统风险是人们需要应对的主要危机。

（2）人为因素：科学技术和全球化

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等不断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与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面对的风险日趋多元化。既有传统风险，又不断有人为风险生成，以及传统风险与人为风险相互作用形成的社会风险。

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为风险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导致风险产生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一是风险性。科学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催生了商业社会的出现。高度工业化，让生活变得更为舒适、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风险。譬如，工业生产造成的污染，会对人类生命健康构成威胁。以核能发电为例，核电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工业化重要的推动力，无论是工业生产还是生活用电，都可通过高效率的核电得到了满足，但核电技术却有着“风险率低、但破坏性极其惊人”的特点。1986年苏联时期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至今令人胆战心惊。事故导致百倍于日本广岛核弹的核污染，直接受影响人数高达数百万人。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过去近30年后，2011年日本福岛再次发生了核泄漏事故。

同时，很多新兴科学技术亦具有不安全性，增加潜在的社会风险。这种不安全性会影响个人、集体甚至是整个国家与社会。科学技术发展迅猛，公众对于科学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潜在风险会更多。

二是未知性。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力需求大幅下降，大量低层次劳动者失去就业机会，导致失业与贫困人口增加，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为社会埋下了风险隐患。与此同时，科技的发展彻底颠覆了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循环方式，转变为以契约的方式，将劳动力转换为生产资料，劳动在这一环境下的前景开始变得未知。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劳动者的个人技能与综合素养必须不断提升才能满足岗位需求，否则很可能因无法适应岗位需求而被淘汰。在这一背景下，个体的工作范围与发展方向被固定，而商业社会中的就业与劳动开始成为一项“阶段性”“可变性”很强的活动。在知识经济与商业经济共同把持劳动者命运的时代，风险的未知性逐渐增大。以往以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结构，渐渐转变为以经济主体为基本单位、以经济关系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局面。

全球化的发展，也是风险社会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全球化扩张不仅是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拓展，实际是社会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发展扩大，由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些内容辐射到其他方面。全球化的意义在于，全世界实现了物质与精神上的共享，但共享不代表平均分配。利益分配不均，极易产生矛盾，风险伴随而来。就风险社会的探讨，本章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政治全球化。多元化、多极化成了世界政治的主旋律。随着国际政治纠纷增多，国与国之间的发展水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财富与资源差距拉大，给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增加了未知性。

同时，政治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的沟通、合作和竞争日渐提升，国家与国家之间意识形态、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以及不同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使国际政治逐渐延伸到社会其他领域。鉴于政治全球化趋势，国际政治中存在的未知与风险可能将危机波及各个国家，尤其是边境地区。

第二，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的影响极其深刻。经济是人们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并对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经济全球化加强了世界各国联系，并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由市场经济。各国经济上的紧密性，使得一国经济问题很容易牵连别国。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对欠发达国家进行物质、人力资源的转移，并将工业与生活产生的污染物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增加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压力，是对欠发达国家的剥削。

不仅如此，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通过经济上的压倒性优势，潜移默化地侵蚀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具有较强优势的发达国家企图成为国际经济交流合作规则的制定者与“法官”。发展中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唯有按照它们的规则才能参与到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中来，但这些规则的最大得利者却是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劣势与看不到希望的“规则”，也为社会风险埋下了隐患，许多国家之间的冲突都是源自于经济活动过程中倾向性过于严重的规则。贝克曾经在其著作《世界风险社会》中提出，“事实上，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已经增加了人类的不幸。如今在重要的自由贸易条约，如WTO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背后，在最富的国家中，消费几乎失去控制。”21世纪初，我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了WTO，这一选择虽承担了较大风险，但迎来了更多机遇。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贸易的数量、频率不断提高，但同时需要面对发达国家的反倾销与技术抵制，还会被要求提升人民币货币值，这些虽然都不是WTO的明文义务。

商业化经济的确有效促进了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埋下了严重的隐患——经济危机隐患。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原本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的经济危机，很可能会席卷全球。凯恩斯主义带来了疯狂的经济增速，也带来了1929—1933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20世纪末影响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更是让亚洲国家陷入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潮，这种巨大的风险让各国政府开始更为审慎地看待经济发展。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再次重创全球经济。这种风险虽然可以事后研究其特点与发展趋势，但相关预警与控制几乎是人力所不能及的。所以，经济全球化的优劣暂且不论，其风险性是客观存在的。

第三，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集中表现在各国之间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加强。文化交流有利有弊，它既有利于促进不同文化间的融合创新，同时也给本国文化带来冲击和挑战，使人们思想价值观受到影响。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可避免混杂有非理性因素，从而衍生出一些问题；而某些问题经过不断发酵与恶化，极易上升为国家之间的矛盾，文化殖民主义与文化霸权便是其中一个表现形式。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外来文化的渗透会冲击本国的文化价值观，社会结构、社会信仰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信息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文化信息的传播更为迅速，影响范围更广。这的确有效提升了文化的传播效率与影响力，但同时也存在相当大的风险。传播速度加快，一方面使文化快餐化、符号化，难以真正传播文化的核心内涵；另一方面，一旦出现负面消息，迅速而广泛的信息传播很可能产生恶劣影响。

（3）传统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

进入商业社会后，人类社会的风险随之增加。因为许多原本存在于自然的风险在人力因素作用下，变成了更为复杂的社会风险；而自然环境社会化成为风险产生的温床，加大了风险预警与处置的难度。事实上，近年来出现的种种异常气候现象，往往是人力破坏自然的副作用，导致巨型洪灾、超高温天气等蕴含巨大风险的异常气候。

比起以往的风险社会，目前我们所面对的风险社会已有较大差异，不能再用老眼光、老办法对其进行预测，这些新的风险带来的危机远比传统风险社会下的危机严重。

2．风险社会的特征

科技与全球化发展之下形成的风险社会，与传统风险社会相比增加了新的特点。新型风险社会特征简单概括如下：

（1）风险的全球性

全球化是导致风险社会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风险社会，必定会带有全球化特点，根本原因在于当今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的亲密合作关系。受传播、地区等条件的影响，传统风险的影响范围大多局限于发生事件的区域，不会蔓延到其他地方，影响是地区性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加之世界各国之间联系的紧密性，一旦一个地方爆发危机事件，便会在短时间内蔓延到其他地方，由地区性事件发展成为国际性事件，影响通常是全球性的。风险一旦出现，影响范围将会冲破地理区域的限制，从爆发区域迅速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当今社会风险所具有的全球化特征，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风险的运行轨迹，发展成为“世界风险社会”。

（2）风险的复杂性

与以往定义中的风险社会不一样的是，现代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更为繁杂，以至于在风险造成实际损失之前，可能都无法判断其性质。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风险的酝酿与危机的爆发之间甚至没有直接的联系；一些原本并不存在风险的领域，却有可能因为受其他领域的牵连而遭受损失。因其范围广、负面影响大且往往不可逆转，加上其导致的危机可能毫无具体征兆，所以针对这些风险的预警工作，难度远高于从前。同时，风险的因果关系不再是直接关联，风险本身也很难直接描述。风险形成的危机可能在时间点上存在延迟，甚至会存在多重危机源自于同一风险的情况。

现代社会风险的高度复杂性挑战人类社会通过科学技术规避风险的能力。事实上，很多风险本身就是在规避风险的活动中出现的，指向性很难判断，对风险后果的预估非常困难，很难有效遏制。

风险的遏制之所以如此困难，还因为风险的表现形式复杂繁多，在不同的社会领域与社会环境下会“改头换面”，需要采用的控制方式各有差异，一些风险的变化速度甚至已经超过人类社会的反应能力；所以尽管人类社会时刻在与最新的风险作斗争，但仍然不能够一劳永逸。譬如，尽管现代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许多困扰人类的疾病得到了控制，但更多新类型的细菌、病毒对人类生命健康构成威胁。

（3）风险的关联性

风险社会的风险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性。风险具有的“风险共担”或“风险社会化”特征，使任何一个个体都难以逃避风险。风险的发生不仅会破坏人类正常的生产生活，还会伤害到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

（4）风险的多因并发性

传统的社会风险一般为物质上的短缺造成的饥荒、贫穷以及瘟疫，即吉登斯所说的“外部风险”。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类社会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得到了提高，现代社会爆发大规模外部风险的概率已经微乎其微。但人类社会在基本克服外部风险所带来的困扰之后，却不得不面对物质的富裕由存在一定风险的社会生产活动提供的事实。同时，由于社会资源与发展成果分配不均，人类社会在生产成果的分配、认定及平衡上存在冲突，人类在成功抵御了传统社会“外部风险”的同时，却不知不觉地成为内部风险的根源。

对于现代社会风险而言，外部风险依然存在，同时陷入新的内部风险当中。人为因素是导致现代社会风险的主要原因，机制体制上的风险与技术风险是现代社会风险两种基本形态。在今天的社会风险中，不少传统社会中的外部风险逐渐有了人为因素的影响，且在全球化的今天变得突出，如自然灾害属于外部风险，但厄尔尼诺等自然灾害却受温室效应等人为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