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易》的意象思维与历史解喻

关于《周易》，体现出的思维是丰富的，最有特点的是辩证的通变思维、整体系统思维等，这着重谈谈《周易》的意象思维。《周易》是一部“变化之书”，彰显出我们民族思维丰富性与具有的特点，“同印度《吠陀》、欧洲《圣经》并称为影响世界文明三大宝典的《周易》，以其文字系统和符号系统相互渗透的独特理论结构，与象数义理相统一的神秘特色和内在价值，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据极重要的地位”，“《周易》最大特点和最神秘之处，在于它是用筮与卦来表达思想”。

《系辞》对“象”从不同角度作了讨论，更进而对历史作了解喻。

《系辞》开篇说到“象”的形成过程与特点，是“象”“形”，并且把《周易》基本的“变化”思维寓于其中，因此，《周易》的“象”就不是简单的某种具象：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综合《周易》的《传》（十翼）中有关说明，可以看出其“象”思维基本要素。

第一，“象”是《易》作者历史思维的产物。

《系辞上》说：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这些“象”，不仅是“现象”“表象”，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这些现象是自然、人事的历史变动的反映。因此，《周易》是“象”本身就是历史思维的产物。

第二，“象”与“象”是不可分的整体，“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因此，称《易》“象”是意象，可以全面一些。而“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则表面《易》之“象”要从整体系统上去理解，这就是《系辞》说的“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第三，“象”的拟定者，寄寓对历史中盛衰吉凶变动与前途的理解。

下面几段，可以说明问题。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易传·系辞上》）

第四，卦象拟定，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特点的表征。这在《系辞下》中有一段集中的解释：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概而言之：

——包羲（牺）氏社会的情况是“盖取诸《离》”。

——神农氏社会是“盖取诸《噬嗑》”。

——黄帝、尧、舜时代的治理基本特点是“垂衣裳而天下治”，以《乾》《坤》两卦象来表征，所谓“盖取诸《乾》《坤》”；又以《涣》《随》《豫》《小过》《睽》几个卦象表明当时社会交通、交换、治安、生产等各方面进步的特点。

结合各卦的内容，很可以看出“象”之“意”了。

这里，举一例，以说明《易》对历史的解喻。

包羲氏是最初作八卦者，“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包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这里的《离》卦是当时的生产生活的表征。根据唐人孔颖达的《周易正义》：“离，丽也，网罟之用，必审物之所丽也，鱼丽于水，兽丽于山也。”《孔疏》根据韩康伯之说：丽，谓附著也，言网罟之用，必审知鸟兽鱼鳖所附之处，故称《离》卦之名为网罟也。这也就是说，包羲氏是渔猎时代；以《离》卦为渔猎时代表征。包羲氏初作八卦，就寓义于八卦之象，对历史作出解喻。在八经卦中的《离》为火，在六十四卦体系中的《离》，是“离下离上”，其“彖”辞为“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其“象”辞为“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所谓包羲氏“初作八卦”，是八经卦的“离”，而“取诸‘离’”，当为后人重卦而成之的六十四卦的“离”，以之概括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与“火”、“以化成天下”、“以继明照于四方”有关，越过部族而联合、融合，是这个阶段历史的特点。

《易》的《系辞》传对远古与后世加以对比，作出解读：

在远古时代，没有文字，所以，《易》的作者以卦象来作为社会的表征，是可以理解。作者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大过”之卦是巽下兑上，其象是“泽灭木”，“非凡所及也”，“越常分以拯患难”，可以说取此意。“夬”，决也，“书契所以决断”，此乃是文字使用，进入文明时代的表征，由此也就可以理解“象”思维的价值了。在文字产生之前，是以“卦”解喻历史，为那个时代先民们所能接受的。

当然，要认识到，读《易》的原则，还是朱熹说的：“《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髣髴（仿佛）说，不可求得太深。”

在《易传》中，也可以看出，“象”本身也在发展，从具象到意象的深化。“乾”“坤”有具象，就是《说卦》说的：

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系辞》则是以“乾”“坤”来概括黄帝、尧、舜时代的表征。“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意象”的“意”“象”的内蕴也在不断丰富。

我们把上述的上古时代的“象”的阐释，再结合《序卦》的说明：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

《周易》展示出上古时代一部变化的历史画卷。

这里联系到秦汉的子学中关于古代社会与历史的论述，可以看出《周易》和这些学说的联系，形成了文化思潮。如《列子》这本书，以气解说天地形成和人类的起源，又把上古的历史分成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几个阶段。所谓太易，是未见气；太初者，气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质之始。由于气清轻者，上升为天；浊重者，下而为地。宇宙事物皆由气变化而生成。这里把老庄的由无生有观点具体化成一种历史观点，弥补老庄学说在历史观点上的不足。诸子历史观点的争鸣，一方面是相互争论、斗争，又一方面是相互吸收。

《吕氏春秋》在古史观念上，有些见解是值得提出来的。《恃君览》说：

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

这是秦汉时期的杂家的古史观念。到了汉代，《淮南子》的古史观对道家的古史观作了发展。它从“道”“气”，说明宇宙的形成和人类的形成。《天文训》说：“道日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精神训》阐明人类的出现，说：

古未有天地之时，惟象无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闵，澒蒙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烦气为虫，精气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门，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要提出的其中《淮南子》的“古未有天地之时，惟象无形”观点，对“象”的阐释，“象”在未有天地时，是“无形”，这涉及“象”之始与“象”的起源的问题，“象”与天地人事历史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这同样在意象思维中，蕴含着对历史的解读，这对于古史观念的研究有重要的启示。

后来魏晋玄学、两宋的理学中一些古史观点，可以从《列子》《淮南子》中找到出处。在罗泌的《路史》、苏辙的《古史》等书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一线索。至于《列子》和《山海经》等书中，说及上古之世的人类同自然的艰难斗争，同样也有象思维的材料。过去研究史学思想只注意研究儒家的经籍，而忽视道家、阴阳家、杂家的材料，显然是一个不足。在儒家经籍中，《周易》以意象思维表达出的古史的观念很有特色。同样，道家、阴阳家、杂家中的古史思想也是丰富的。汉代的大儒董仲舒成为“儒者宗”，也是从阴阳家那里吸收资料，丰富了儒家的历史观点。两宋的理学家在构建古史时，往往是从道家那里，寻找思想资料。

所以说，《易》的“意象思维”是构建先秦两汉古史观的基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