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罚，可怕的天罚

瘟疫宛若死神舞动的大镰刀， 即使英国人奋起抗争，仍然恶运不止。

威利斯在他的著名医学书《热病》中写道：整个英国几乎成了一个大医院。

“出汗病”过去大约1个世纪，可怕的惩罚再次降临伦敦。“天罚，可怕的天罚”，在英国的首都，另一种瘟疫又夺去了成千上万条性命。

这一回，瘟疫是一步一步地凸显出它那狰狞的面容的。1664年，伦敦郊外的老教区圣伊莱斯，官方记录了第一例染病而死的患者；第二年2月，还是在这一地区，又发现了一例。可以肯定，在这个冰冷的冬天里，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患者在伦敦城内外悄然死去。从14世纪的黑死病时期到此时，没有哪一年平平安安，总有一部分人染疾而亡；在严重的年头里，死亡的人数甚至达到好几千，而1665年则是最糟糕的一年。

人口过多，城市脏乱，使得17世纪的伦敦极易染上瘟疫。经济繁荣使这座城市的人口在1665年增长到50多万。但在老伦敦城和它周边的一些地区，老鼠成群的贫民窟既缺乏新鲜水源，又没有基本的卫生设施。因此，在整整前半个世纪，这里频频爆发瘟疫。

曼佐尼写的《婚约》一书中的木刻插图。该书详细地记叙了流行病的情况，刻画了死神对人们情感的伤害不亚于对身体的伤害。他不仅描写了瘟疫的可怕后果，还记录了当时的医疗办法，以及各种防治瘟疫的措施和方案。他感叹医生的无能，他们被占星术所支配，却无力阻止疫情蔓延。

1665年的前几个月里，刮起了一阵又一阵冰冷的寒风，泰晤士河结了好几次冰。严寒使得瘟疫沉寂了一段时间，但4月份一升温，死亡人数便急剧攀升。1 6 0 3年，曾有一份死亡名单——政府每个礼拜都把新的死亡情况及死亡原因公布出来——系统地记录了瘟疫的前期状况，虽然这并不那么可靠，但它与1665年瘟疫的发展情况惊人地相似。4月18日，名单上显示：2人，圣伊莱斯教区。5月的第一个星期：9人，圣伊莱斯教区3人，其他城外教区5人，还有1人死于伦敦城内！1 2日，查尔斯二世认识到了疫情的严重性，急忙组建了专门委员会，以“找出最有效的防止瘟疫扩散的方法”。5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也就是瘟疫扫荡了所有教区的时候，名单上写着：17人……

6月里滚滚而来的热浪预示着一个冗长、闷热、充满血腥的夏天。记录在案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这个月第一个星期的两倍，是第二个星期的3倍多。塞缪尔·帕皮斯，一个海军将领，在他>那本著名的日记里生动地记录了这段灾难时期。那年6月7日，他在日记里写道：“事与愿违，我在特鲁里街看见了两三座门上刻着红十字架的房子，墙上还写着：‘仁慈的上帝，请保佑我们！’这是多么令人痛苦的一幕，它强烈地震撼了我的灵魂，永远也无法抹去。”

那些让帕皮斯痛苦的红十字架和虔诚的祈祷是已被隔离的标志。早在5月4日，国王就无可奈何地下令隔离染病者及其房屋。6月1 9日，伦敦市市长又恢复了1 6 4 6年的《瘟疫法》。这意味着，那些被怀疑染疫的家庭将迎来一个官方的“调查者”。这通常是一个穷疯了的老婆子，为了一笔少得可怜的佣金，跑去收拾残局。她负责检查病情、观察病症及确定病因，目的就是找出染疫者。如果发现有坚硬的肿块或紫色的斑纹之类的与疫病病症十分相似的患者，那么他的房屋将被挂上红十字架，全家人都将被锁在屋内，直到他们康复或者死亡（通常是后者）。命运更加悲惨的是那些被送进伦敦郊外五所医院之中的患者，他们被分组隔离，阴森的灰墙阻断了他们与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只能望着那一张张被痛苦和死亡扭曲的陌生面孔，意识到自己离死不远了。有记录的病例远比真正的患者少，这一点也不奇怪，正是那种恐怖的下场使我们不得不隐瞒他们真实的厄运。

模拟杀戮。后现代美术作品，合成照片。寓意无节制的性爱犹如抡起斧头劈杀自己的情人，无论性爱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如此。这个观念并不新颖，但却极富冲击力和刺激性。这跟1632年瘟疫时期的军队管理很相似，军方认为成千上万追随军营谋生的妓女就像瘟疫一样危险，她们的流动性很容易传染疾病，而妓女们则认为军队就是多种传染病的传播者。结果是两者都没能避开瘟疫的袭击，死者甚众。

老鼠和跳蚤在把病菌传播到人体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直到1 9世纪还没有被完全弄清。正是由于缺乏这种基本的知识，17世纪的伦敦人在瘟疫面前束手无策，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隔靴搔痒。狗和猫充当了替死鬼，它们被拖到街上，大批宰杀。人们认定了它们是病菌的传播者。而老鼠，这个真正的刽子手，却逍遥法外。同时，人们还认为瘟疫将通过空气传播，于是，火烛和散发着恶臭的罐壶纷纷被用来清除空气中的毒素。甚至大多数人都认为吸烟可以预防此病，据说，没有一个抽烟的人死于瘟疫。同以前一样，医疗护理越来越罕见，因为医生们不是染疫而死就是溜之大吉了。

当时的伦敦人听取了3个世纪以前的外科名医乔利阿克的劝告，他说对付瘟疫的最好办法是“离开，远远地离开，不急着回来”。伦敦人纷纷逃离城市。

正是由于人们不分是非轻重，伦敦的人口依然以极快的速度减少。富人们丢下金钱逃往乡下，寻找避风港；穷人们则只能呆在城中等待死神的光顾。帕皮斯在6月21日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城内动乱不堪，一辆又一辆四轮马车，全都装满了人，浩浩荡荡地朝乡下驶去。”7月7日，绝望的伦敦人民得知：国王和议员们早已乔装成富商，混在下乡的大潮中逃离了首都。一些勇敢的公仆，就像帕皮斯，冒着生命危险留在了城里，努力维持着政府的运作。

7月份最后一个星期里，2000多伦敦人被逼到了死亡的门槛上。大马车整夜在街头乱窜，车夫们一边摇着大铃，一边大声叫喊：“把死人抬出来！”尸体被迅速拖到城墙外的公共墓穴，整车整车地往里倾倒，再盖上一层薄薄的细土就算完事。从墓地到墓穴，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恶臭。

1 2月1 2日，瘟疫达到了顶峰，仅记录在案的死亡人数就达到了7 1 6 5人。此时的伦敦，是一片无法想象的荒芜景象。政府和商业活动事实上已经停滞；所有的大街通通阻塞，看不到一辆马车，行人无几；人们的房墙上刻着一个又一个血红的十字架；曾经兴盛一时的伦敦广场，现在已是荒草丛生。但是随着又一个夏天的来临，瘟疫开始消退。整个1 0月，死亡人数都在急速下降。到了1 1月底，帕皮斯欣喜地发现，瘟疫在这个星期仅仅夺去了600多条性命。新年的前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几乎再没有一个人死于瘟疫。”虽然疫情在1666年再一次出现，但仅仅限于英国其他的一些省份，伦敦已经彻底“解放”。根据官方的统计，这场大瘟疫总共屠杀了68596名伦敦人。但是如果算上未经记录的死者的话，总死亡人数起码超过10万。

当瘟疫盛行时，十字架表示此地又有人染病，已经被隔离。

此后，那里的人们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以防灾难卷土重来。但他们的准备再也没有派上用场。大多数人把灾难隐退的原因错误地归结为1666年的大火。科学家指出，真正的原因应该是逐步改善的卫生条件和后来的“换鼠大行动”——即用一种褐色老鼠代替原来的黑老鼠，而这些新的老鼠更喜欢离人们远远的，不像它的黑色兄弟。无论如何，黑死病成为伦敦最后一场大瘟疫。

死亡寓言。 后现代行为和装置艺术品。很形象地描述了人类被垃圾和病毒击倒在地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