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的缘起可溯至我早先写的两部主题皆为一次世界大战的著作。第一部是Bible and Sword，内容描述英军在中东与土耳其打得如火如荼之际，在1917年开进耶路撒冷前夕，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的来龙去脉。耶路撒冷是犹太—基督教，也刚巧是伊斯兰教（虽然当时这一点没有今天那么受到重视）的发源地和宗教中心，夺取圣城因而被视为一个划时代的举动，需伴以重要的宣示动作，并赋予其合适的道德正当性。一份承认巴勒斯坦是原住民族祖国的官方声明，正合乎这个需求。这并非一个亲犹太主义思维下的产物，而是基于两个其他因素：《圣经》，尤其是《旧约》对英国文化的影响，以及《曼彻斯特卫报》所说的“苏伊士运河两岸军事形势的迫切逻辑”。简言之，就是“圣经与利剑”。

在《八月炮火》前的第二本书是《齐默尔曼电报》，这本书写的是当时德国外交大臣阿瑟·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n）企图说服墨西哥和日本加入德国同盟，在美洲向美国宣战的计划，并以收复墨西哥原有的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等土地作为报酬。齐默尔曼这个聪明的构想旨在把美军困在自己的本土战场，使其无暇顾及欧洲战事。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记载计划详情的无线电文在传给墨西哥总统途中，被英军拦截解码，立即转交给美国政府，华盛顿随后公布电报内容。齐默尔曼的计划在美国国内引起公愤，反而推动了美国加入欧洲战场。

在与历史打交道这么多年后，我一直认为时钟在1914那年卡住不动了，也就是说，就在那一年，19世纪才真正结束，开始迈入我们的年代——丘吉尔所宣称的“可怕的20世纪”。在寻找写书题材的过程中，我感觉1914年绝对是个好题目。但是，我并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或采用什么架构。当我还在踉踉跄跄寻找正确的切入点的当口，一个小小的奇迹出现了。我的经纪人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编辑想请我写一本关于1914年的书，问我要不要与他谈谈。我当场愣住了，但还没有到说不出话来的地步。我当然一口应允。尽管我很高兴这个编辑慧眼独具找到我这个正确人选，但想到原来其他人也有类似我的构想，不免令我有些怅然不安。

他是麦克米伦（Macmillan）公司的出版商，名叫塞西尔·斯科特（Cecil Scott），很不幸他今天已不在人世。我们后来见面时，他告诉我他想要的是一本探讨英国远征军在蒙斯（Mons）一役中发生的真实故事。这是英国远征军1914年在海外首次遭遇的战事。英军在这场战役中有点奇迹般地挺了过来，并对德军产生牵制作用，但英军获得神助的传说也闹得满天飞。与斯科特见完面之后的那个星期，我正好要去滑雪，于是雪橇装备之外，我还带了一箱子的书去了佛蒙特。

滑完雪回到家时，我已有一个以德国战舰“格本”（Goeben）号海上逃亡为主题的写作计划。“格本”号不仅逃过英军巡洋舰在地中海的追捕，并且在安然驶抵君士坦丁堡后，将土耳其连同雄霸中东的整个奥斯曼帝国卷入大战。这个事件决定了那个地区的历史进程，影响直至今日。选择“格本”号下手对我来说似乎再自然也不过了，因为它已成为我们家人，包括当时只有两岁的我亲眼见证的一部家族史。事件发生时，我们也正搭船横渡地中海前往君士坦丁堡探望时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的外祖父。当时我们如何从邮轮看到急于追捕敌船的英国巡洋舰上开炮射击，“格本”号如何加速逃走，以及一抵达君士坦丁堡，我们如何成为第一批向土耳其首都的官员和外交官报告这场海上追逐战的人士等等，都是我们家族圈事后常津津乐道的故事。我母亲事后描述她当时如何在来不及上岸与她父亲打招呼之前，就被德国大使详细盘问，形成我对德国人办事风格的第一印象，这几乎可以说是第一手资料。

事发将近30年后，我从佛蒙特滑雪回来告诉斯科特先生这就是我要写的故事，但他说那不是他要的，他还是锁定蒙斯战役：英国远征军如何击退德军，是否英军真的看到幻象或有一个天使飞在战场上空？蒙斯一役固然后来对西线战事十分重要，但天使传说的根据是什么呢？坦白说，我还是对“格本”号比较感兴趣，但是一个出版商准备要出一本有关1914年的书，比我俩观点互有出入来得重要。

整个战争对我来说是太大块的文章，远非我能力所及。但斯科特先生不断地说我写这本书没有问题。后来我缩小范围拟订了一个集中探讨战争第一个月的写作计划，这一个月份涵盖了所有大战的根源，包括“格本”号和蒙斯战役。如此一来双方皆大欢喜，而此书也开始看起来有些眉目了。

深陷在以罗马数字编号的各军种以及左、右翼等复杂用语的泥淖，我很快发现自己所学的不足，觉得在动手写这类著作之前，应该先去参谋指挥学院念个十年。尤其是在尝试说明处在防守地位的法军最初如何收复阿尔萨斯时，我因无法真正理解而备感吃力，但后来我还是成功地迂回交织讲出一套故事。这是撰写历史过程中学到的技巧——即当你无法知道全貌时，只好以稍为模糊的手法来描述事实，吉本也曾使用漂亮相称的词句如法炮制，但认真分析起来却没有多少意义，而你可能因惊叹它们结构的完美而没有注意到。我没有吉本的功力，但是我学到深入尚未开发的领域探险的价值，我并没有走回对素材来源以及所有人物、情况已有充分掌握的研究老路线。后者做起来当然容易多了，可是毕竟少了那种发现新大陆的惊奇感，这也就是我喜欢在写书时另辟新题材的原因。尽管评论家可能对此无法赞同，我却乐此不疲。《八月炮火》发行之初，书评界几乎没有人认识我，自然也没有什么名气让他们任意糟蹋，结果我的作品反而得到热烈回响。克利夫顿·法迪曼（Clifton Fadiman）在“每月一书俱乐部”的会刊中写道：“大话不能随便说，但是我认为《八月炮火》还是有相当机会可以成为一部历史经典。它的优点几乎是修昔底德派标榜的知性、简洁、轻巧不沉重。一如修昔底德史书的题材，处理一次大战爆发前后这段时间历史这样的题材，其层次远超过单以文字叙事的有限境界。这本字字珠玑的著作记录了塑成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历史时刻，它提供了一个长远的观点来为我们所处令人忧心的时代加以定位。假设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很快就要被烧化成原子，那么从长远视角来看，这可以被看作是由1914年8月打响的炮火开启的。这个说法也许有过分简化之嫌，但它贴切地说明作者默默提出的理论。她深信这个可怕8月的僵局，决定了其后战争的进程和达成和平的条件，并推动后来两次大战间情势的演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接着法迪曼特别挑出我书中几个比较突出的角色，包括德皇、比利时国王阿尔贝（Albert）、霞飞、福煦（Foch）将军，对他们描述了一番。他说，优秀史家的另一个高明之处是能预测人类的行为和事件的演变。这些人物在我笔下表现出来的性格正是我原先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我感觉自己在这方面算是成功的。法迪曼能体会我下的苦功令我感动万分，更甭提他把我和修昔底德相提并论了。听到他的赞美，我发现自己竟然热泪盈眶，这是我过去不曾有过的反应，毕竟能获此完美的知音，一生也许只有一次。

有关是否要推出本书的周年版一事，我想重要的是要看它是否仍保有原先的意义和价值。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书中的每一个段落章节，我都不想更动。

开篇对英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丧礼场景的描述可能是书中最为人熟知的情节，而后记中的最后一段替本书或应该说本书的主题，阐明了大战对我们历史的意义。虽然这么讲可能不够谦虚，但是这段文字足以媲美我所知道的任何一本第一次世界大战概要。

除了法迪曼的赞赏，有“出版界《圣经》”之称的《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也作出大胆惊人的预测，宣称《八月炮火》将稳居整个冬季非虚构类畅销排行榜的冠军宝座。《出版人周刊》夸张得有点冲过头，竟然下了这么奇怪的评语：“这本书将会让庞大的美国读者群对那属于历史忽略的一章的激情时刻产生一种狂热……”我不会选择“激情时刻”或“狂热”这种字眼来形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我也认为没有理由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历史忽略的一章”，因为你可以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书架上找到一长串与这个战争有关的书名。尽管如此，对于该刊由衷的欢迎，我还是觉得很高兴。在写作过程中我曾有过沮丧到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对斯科特抱怨说：“有谁会看这本书啊？”他回答说：“至少有两个人，你跟我。”这样的回答实在说不上鼓励，唯其如此，《出版人周刊》的评语更加让我讶异，后来结果证明该刊的预测完全正确。《八月炮火》上市以来气势如虹，有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我把版税收入和国外版权指定给我的三个女儿，她们已陆续收到不少支票。虽然她们三人平分下来可能金额不多，但是知道在出版26年后，本书还能吸引新的读者的感觉真的很好。

现在新版本发行上市，我很高兴这本书能被介绍给新的一代读者，希望这本书在走到其生命中年期时不会失去它原有的魅力，或者应该说是趣味吧！

巴巴拉·W．塔奇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