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理论基础

21世纪是人类从“增长主义”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世纪，是从“技术时代”走向“人文时代”的世纪。这种发展理念的变化必定会反映到城市发展理论上来。在过去的50多年里，西方的城市发展理论逐渐摆脱了现代主义“功能理论”的束缚，在反思功能理论所带来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基础上，转而强调城市人文生态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构建，文化可以让每座城市与众不同，并赋予城市独特的风格。据此，世界发达国家竞相调整更新国家和城市的文化发展战略。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文化观崛起，即文化日益被视为城市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内驱力，文化在刺激城市经济与社会的长期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城市发展的焦点问题。

2005年美国城市理论家芒福德（L.Mumford）《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以及雅各布斯（J.Jacobs）《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两本书陆续在中国出版，对中国城市理论和规划理念带来了重要的启示。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城市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强调人文、社会、生态环境因素对城市的重要性，并将城市中人的精神价值提到了比城市的物质形态和经济活动更高的位置。在芒福德看来，“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城市有包涵各种各样文化的能力，这种能力，通过必要的浓缩和储存保管，也能促进消化和选择”。他主张复兴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

这些城市理论被引入中国，对中国城市发展理论和城市规划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城市建设和发展是在计划经济轨道上运行，中国城市建设基本是一种单中心、摊大饼的格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逐步确立，城市经济社会迅速转型发展，城市化加速带来城市经济贸易繁荣发达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城市问题，而很多城市病的解决要依赖于文化的嵌入和参与。

随着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文化已经成为城市竞争力评价的综合性要素。在城市发展现实需求的牵引下，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我国率先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城市的发展目标，上海从此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征程。

一、国际化城市、世界城市或者全球城市

国际化城市或世界城市的概念最早萌芽于18世纪中后叶的欧洲。伟大诗人歌德（Goethe）在作品里包含情感地把罗马和巴黎称作“世界城市”（Weltstadte）。苏格兰城市规划师格迪斯（Patrick Geddes）在1915年首次提出“世界城市”概念。在格迪斯看来，那些在世界商业活动中占有不成比例数量的城市、国际商业活动高度集聚的城市即是世界城市，当时西方一些国家正在发展中的大城市就可以称得上“世界城市”。这一概念的提出距今已过一百年，其间世界城市都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国际大都市或世界城市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研究。1966年，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德·霍尔（Peter Hall）通过分析和排列全球性活动的地理位置选择偏好以及跨国公司总部在发达国家中的作用，来确定世界体系中某些世界城市的主导地位。他把世界城市定义为：那些已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城市。

1986年，弗里德曼（Friedmann）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角度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设”的理论，其后进而在前述基础之上提出了世界城市等级层次理论。这一理论将发挥资本控制中心功能的主要城市的特征概括为：主要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包括地区性总部）；国际化组织；商业服务部门的高速增长；重要的制造中心；主要交通枢纽和人口规模。美国经济学家丝雅奇·萨森（Sassen）根据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化、集中度和强度等标准来鉴别世界城市，把全球性城市定义为：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其本质是为全球资本提供服务的地方而不是它的具体管理。1996年，卡斯蒂尔斯（Castells）则从全球网络和流程空间的角度，把世界城市视为全球范围内“最具有直接影响力”的点以及中心。

传统的世界城市概念往往是指一些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地域面积庞大的超级大城市。这些城市规模大、经济力强、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侧重于城市的空间存量、自身地域的财富积累与规模扩大。而在今天这个全球化与信息化背景下，世界城市的内涵发生了新的变化。世界城市的本质属性，更多地表现为全球化中的连通性。一个城市是否具有世界城市的功能，关键在于其融入各类世界网络体系的程度。正如卡斯蒂尔斯所言，世界性大城市继续累积起财富和权力的过程，是与“先进服务、生产中心、全球网络市场相联系的”。世界性城市的产生与再发展是通过其流程（如信息、知识、货币和文化等流动），而不是它们的存量凝结（如城市的形态和功能）来实现的。世界城市的确立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生产和消费高级、先进的服务及其促进该城市发展在全球网络中发生联系。因此，那种把规模大小、城市功能齐全等作为衡量世界城市的主要标准已不合时宜了。

由于世界城市已成为信息、文化产品和资金流动的控制中心，世界城市为全球和当地之间提供一个发生联系的平台，包括经济的、文化的和组织机制上的，其功能是把国家和当地的资源引进全球经济中，同时把世界资源引导本国和本地。

可见，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是国际化城市的高端形态，是城市国际化水平的高端标志，是具有世界影响力、聚集世界高端企业总部和人才的城市，是国际活动召集地、国际会议之城、国际旅游目的地。

二、国际化城市的类型

国际大都市是在全球不同衡量尺度范围内具有一定支配和控制能力的城市，根据城市不同的支配能力具有不同的类型。国际化大都市有综合性和专业性之分。根据国际化城市职能不同，按照常规的分类，可以将国际化城市分为综合性国际化城市和区域性、专业性国际化城市两大类。综合性国际化城市主要代表城市有：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区域性、专业性国际化城市又分为政治型、金融型、工业型、文化型、旅游型、宗教型、总部型等。政治型代表城市有华盛顿、日内瓦等；金融型代表城市有法兰克福、苏黎世、洛杉矶、香港、新加坡等；工业型代表城市有芝加哥，它是美国五大湖地区最大的工业中心；文化型代表城市有雅典、罗马、开罗等；旅游型代表城市有维也纳、巴黎、悉尼等；宗教型代表城市（一般通称国际化城市）有耶路撒冷、麦加、梵蒂冈等；总部型代表城市有日内瓦、纽约等。

2009年，国际“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将全球242个世界城市分成5级12段。处于顶级的世界城市被公认的有纽约、伦敦和东京三个城市。除了三个顶级城市之外，还有顶级B段的世界城市，如：巴黎、芝加哥、法兰克福、香港、洛杉矶、新加坡。根据该小组的研究结论，世界城市不仅仅有分层，在不同层次上各个城市的内涵和职能也不尽相同，有些城市是综合型的中心，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有些城市是金融中心，如：阿姆斯特丹、香港；有些城市是物流信息中心，如：芝加哥、米兰、法兰克福；也有些城市是历史文化中心，如：马德里、罗马、柏林。

由于各个国家、各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和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世界城市出现了分型，即各个世界城市形成的路径是有差距的。其中顶级的三个世界城市就分为：资本吸收型或称资本管理型，最典型的就是纽约和伦敦；资本供给型或称产业中心型，最典型的就是东京。

资本吸收型是国际金融和高端服务业的区域或世界中心，也被称为金融中心型世界城市。纽约是现代世界城市的先驱，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构建世界城市的战略时，正值制造业衰退、经济危机，因此，选择了向国际金融和高端服务业倾斜的策略，而不是跨国公司的世界中心。这种类型的世界城市由于缺乏广泛产业基础，对外界经济的依赖度过高。

资本供给型世界城市集聚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制造业和产业咨询类跨国公司总部，除了具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之外，也是世界产业的中心。东京提出强化世界城市功能的战略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在“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1987年）和“东京都第二次长期规划”（1986年）中提出的，比纽约晚七八年。

由于日本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因此，东京与纽约不同的是，集聚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制造业和产业咨询类跨国公司总部，除了具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之外，也是世界产业的中心，具有很强的生产型服务业。

受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城市国际化的国际形势影响，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对城市国际化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推进和城市国际化理论研究的不断进步加强，在国际化城市评估标准研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城市国际化的评价指标开始出现城市现代化基础和国际交流并重，城市经济国际开放度和城市人文国际开放度并重的局面。

受这些国际化城市理论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有必要不断融入全球经济的浪潮中去。在我国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更大程度地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的背景下，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有着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文化积淀的城市，必然会给自己提出更高的定位，自然要向国际文化大都市乃至卓越的全球城市的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