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摆正你的位置

一个人不会因为在某个地方有过痛苦的经历而减弱对那里的热爱，除非那里只有痛苦，除了痛苦以外一无所有。

——《劝导》简·奥斯汀

对简·奥斯汀而言，“某处”是气氛森严、正当战时的英格兰。1775年12月，简·奥斯汀出生于北汉普郡（Hampshire）的一个小村庄史蒂文顿（Steventon）：1817年7月，奥斯汀逝世于著名的教堂城市温彻斯特（Winchester），两地距离不过12英里。短短12英里就覆盖了奥斯汀的一生，然而比起同时代的女性，在奥斯汀在世的四十一年间，她的旅行经历已算丰富。奥斯汀往西曾到过德文郡（Devon）的道利什（Dawlish）小镇，东至肯特郡（Kent）的拉姆斯盖特（Ramsgate），南至朴次茅斯（Portsmouth），甚至也可能旅行到过更北边，位于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汉姆斯道尔瑞德威尔（Hamstall Ridware）[1]。英格兰是简·奥斯汀一生唯一所知的国家，而在她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国家都处于战争之中。事实上，简·奥斯汀的一生中，英格兰仅有十二年零八个月的安定时期——其中一段是在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后的十年间，另一段则是在1801年英法战争结束至1803年拿破仑战争开始前的这段时间。一直到1815年，英格兰与美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结束后，英格兰才有了更长的和平时期。[2]

即便如此，这片土地上频发的战争在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地位并不显要。《傲慢与偏见》中的反派乔治·威克姆（George Wickham）是民兵团中的一名陆军中尉，在常备军中执行军队任务：《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范尼·普莱斯（Fanny Price）的哥哥服务于皇家海军，她的父亲则是一名退役的海军中尉。战争构成了简·奥斯汀小说的背景，但在她熟悉的这片土地上，从未发生过战斗——男人们总是远航出征，去往海洋或是其他陆地进行战斗。然而事实上，军人、战争军备以及异国战俘在这片土地上到处可见，法国侵略英格兰的危机依旧潜伏，给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不安，甚至恐惧。彼时，英格兰军队强大且富有战斗力，被法国侵略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民众不会这么想。可能会被侵略引发的恐慌使民众接受了不断上涨的税收，这些税收的大部分都被用于战争，或是流向了奢靡的皇家贵族。这一时期，底层人民因为急剧上升的食物价格与不断缩减的工资而受苦受难，占少数的富有上层阶级与占多数的贫穷底层人民之间的鸿沟愈发显著。因此，当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爆发时，一项调查显示大量英格兰人民支持法国大革命，这一结果并不出人意料。

统治阶层和英格兰国教害怕如果英格兰成为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民众起义可能会彻底剥夺他们的统治权力，甚至可能会将他们处死。萨默赛特（Somerset）的一位生活背景与社会地位和简·奥斯汀的父亲几乎相当的牧师威廉·荷兰（William Holland）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对底层民众的看法：“他们希望可以一直无所事事，或者对他们的浪费放肆和酩酊大醉给予支持。他们不再依靠勤勉工作自给自足。他们变得傲慢无礼，曾经的从属角色已荡然无存。他们从他人的口袋中索求无度，仿佛他人的财产是他们自己的一样。”[3]即便如此，他对于穷人的困境依然充满同情：“我希望我可以说服农民将小麦以每蒲式耳十先令的价格卖给教区，以保证他们可以有正常水准的津贴。”[4]

这段时期英格兰社会发生巨变，影响到了包括社会阶级的方方面面。因此，上流社会不时怀念起曾经的辉煌岁月，而下层人民则对于艰难的生活怨声载道，追忆曾经的好日子。即便慈善机构持续支援贫困群体，为他们提供免费教育、医疗等服务，上流社会依然视他们为下等公民，希望他们可以摆正自己的位置，尊重上层社会。

虽然民间曾有一些政治抗议活动和反保守党事件，法国式的大革命在英格兰从未真正实现。反之，英格兰经历了一场社会变革，影响全国的工业和农业生产，也带来了更高效、通常也更科学的食物及货物生产方式。彼时，从事生产苦力的工人顶多被视为经济活动中除原料、资本和土地外的另一种生产要素。随着富有阶层真正地资本化了所有的社会进步成果，那些原本拥有资本最少的穷人失去的反而是最多的。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简·奥斯汀生活的英格兰少有安宁。为了抵抗工业革命、圈地运动以及高昂的食物价格，社会爆发了大小动乱和暴动事件。1816年在萨福克郡（Suffolk）布兰登（Brandon）爆发的恶性暴动事件曾以“面包还是鲜血”为口号，并威胁要冲进伦敦。[5]

在简·奥斯汀的一生中，英格兰由国王乔治三世掌权。1811年，政府宣告乔治三世患有精神病，便由他儿子乔治王子作为摄政王代为统治英格兰，乔治王朝的这一段时期也被称为“摄政王时期”。1820年乔治三世去世，乔治王子成为了国王乔治四世。然而就在十年后，乔治四世逝世，诸多历史学家、讽刺作家和政治评论家立刻开始记录他在摄政期及之后统治期的罪行。到了19世纪中叶，摄政王时期被认为是战时对英格兰经济的摧毁，而摄政王懒惰、自私且肆意挥霍的私生活对于英格兰王权有极大地削弱。不过，乔治四世对艺术及建筑领域的资助为他挽回了一点形象，在他的统治期内，英格兰的艺术、写作和音乐氛围盛极一时。诸如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塞姆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以及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画家约翰·康思特布尔（John Constable）、J.M.W.透纳（J.M.W.Turner）以及戴维·威尔基（David Wilkie）和小说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范尼·伯尼（Fanny Burney）以及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都涌现在这一时期。

在英格兰，小说是一种相对新潮的艺术形式，发展于1700年左右，英格兰政府放松对出版业的控制之时。简·奥斯汀的家庭成员都热爱读书，身为其中的一员，她熟读业已出版的书刊，父亲的图书馆是少时的简·奥斯汀的阅读之地。[6]1764年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小说《奥特兰托城堡》出版后，以恐怖、悬疑和超自然力为主题的哥特小说是当时的一个主流。继沃波尔后，包括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和马修·路易斯（Matthew Lewis）等小说家以创作哥特小说相继成名，而另一部分作者则关注年轻女性无法找到合适的婚姻对象这一问题，其中包括范尼·伯尼。范尼·伯尼于1778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埃维莉娜》，此后又相继出版了《塞西莉亚》（1782）及《卡米拉》（1796）。1801年，玛利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就英格兰的社会、礼仪及婚姻现状为主题出版了著名的小说《贝琳达》。而当时许多读者对这类小说抱着怀疑的态度，简·奥斯汀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幽默地描述了这种怀疑。在小说《诺桑觉寺》中，简·奥斯汀就批评了那些因为阅读小说而感到尴尬的人：“‘我从不看小说……我很少看小说……可别以为我经常看小说……读一本小说就很不错了……’诸如此类，都是些虚伪的话。‘小姐，您在读什么呢？’‘哦，只是本小说。’年轻的小姐放下书本回答，边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态度或是流露出刹那的羞愧。‘那只是塞西莉亚，或是卡米拉，又或是贝琳达。’”

与父亲在1782年移居爱尔兰后，玛利亚·埃奇沃思因为她的四本爱尔兰小说而名声显赫，其中《拉克伦特堡》（1800）最为著名。这一时期，其他作者也忽略了英格兰，转而选择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或是西欧大陆这些更为浪漫的地方作为小说背景。马修·路易斯（Matthew Lewis）的小说《修道士》（1796）故事背景在西班牙，安·拉德克利夫的小说《森林的浪漫》（1791）发生在法国，而她的小说《奥多芙的秘密》（1794）则被设定在16世纪的法国南部和意大利。而真正提升了历史小说地位的小说家，则是以苏格兰故事闻名的沃尔特·司各特。司各特的第一篇英格兰故事《韦弗利》记录了1745年的詹姆斯二世党人起义，这次起义直到简·奥斯汀出生的年代还被许多人铭记。小说在1814年出版几周后，简·奥斯汀对侄女安娜（Anna）说道：“沃尔特·司各特和写小说毫无关系，尤其是优秀的小说。这一点都不公平。他作为诗人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财富和名声，他不应该再从别人口中抢面包了。我不喜欢他，如果我可以控制住自己，我也一定不会想去喜欢《韦弗利》的，不过我可能没办法不喜欢……我决意除了埃奇沃思的、你的还有我自己的小说，其他的我什么都不会喜欢。”[7]彼时，安娜也沉迷于小说创作，偶尔她会给阿姨看自己的作品。

1799年1月的《爱丁堡杂志》探索了小说何以如此流行：

我们逃离现实生活中的千篇一律，飞向小说给予我们的慰藉。在小说中，我们会发现生活中寻常的事以不寻常的方式发生，而这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良药，使我们找到新的愉悦之情……正是艺术可以将细微的小事夸张放大的能力，驱使我们阅读小说。阅读小说，我们发现现实生活是多么乏味无趣：我们在清晨醒来，穿衣打扮，出门购物或是访友，每天重复着和昨日一样的工作，享受着同样的乐趣，这是我们最完美的安全区域，而明日的我们，可能依旧做着另一次重复。日常生活平凡无趣，因此，如果年轻活跃的生命厌倦起了日常的一成不变和寡淡无奇，渴求能有使他们和普通的邻居变得不一样的冒险经历……他们就会热爱小说。[8]

简而言之，小说被视作一种廉价的逃避主义，那个年代的低俗小说从未被视为现实主义的艺术。

简·奥斯汀则另辟蹊径，书写她所观察到的英国社会。她提倡写作的真实性，因此也建议安娜在写小说时避开爱尔兰的题材：“你最好不要离开英格兰。让波特曼（Portsman）一家去爱尔兰吧：鉴于你根本不知道爱尔兰的行为规矩，你还是最好不要和他们一起去了。如果你写的是错误的行为表现，那就很危险。就在巴斯（Bath）和福雷斯特（Foresters）一家待在一起吧。在那里，你会觉得像在家里一样。”[9]简·奥斯汀对待细节一丝不苟的关注在她给侄女其他的建议中也尤为突出：“莱姆（Lyme）不行。莱姆距离道利什有四十英里，在道利什根本不会被提起。我把它改成了斯塔克罗斯（Starcross）。如果你更喜欢埃克塞特（Exeter），那里一向是个安全的选择。我也划掉了波特曼勋爵与他的兄弟，还有格里芬（Griffin）先生之间的介绍。一个乡村外科医生……是不会被介绍给这种社会等级的人的。”[10]安娜小说中其他的问题也被一一指出，例如旅行所用的时间等等：“从道利什到巴斯要花两天时间。这两地相距几乎100英里。”[11]

简·奥斯汀的小说和信件带我们一窥英格兰的真实生活，即便她的小说描写的多为社会的特权阶级。不过，为了真正读懂她的小说，读者也要考虑英格兰社会的其他阶层。英格兰的社会分级森严，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位置，或者说“等级”。1709年，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大致将英国社会等级概括为“大人物，生活挥霍：富人，生活富足：中产阶级，生活安逸：工人阶级，努力工作，无所欲求：国家民众，农民等等，无足轻重：穷人，生活艰苦：悲惨的人，生活痛苦，求而不得”。[12]

接下来的几十年间，社会状况依然如他描述的那样，几乎没有改变。英格兰社会主要人口依然是技能熟练或生疏的劳动者、手艺人、仆人、学徒、失业人员、流浪汉和罪犯。即使底层阶级有细微的变动，整个社会的阶层流动也少之又少。任何人想要改善生活的希望可能都会引起社会高层的不满，就像威廉·荷兰理所当然会质疑自己仆人的愿望：“罗伯特（Robert）借了我的马去参加他的兄弟的婚礼。他（将要）和一个农夫的女儿结婚，这个姑娘让可怜的罗伯特意乱情迷，他开始想着他和他的家庭在不久的将来都将成为这个王国的重要人物了。”[13]

除了分明的社会等级，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还和他的财富多少有关。个人资产的增加可以提升人的社会地位，但却不能抹去他卑微的出身。正如荷兰在对一个名为安德鲁·盖伊（Andrew Guy）的当地人的评述中写道：“别名扈从盖伊，是一个富有的老鳏夫……放牧人（饲养牛群）的儿子，上升到了绅士的等级，但没有受过教育且无知。”[14]如许多刚刚富起来的商人和制造商发现，金钱不可能缩小精英阶层和劳动阶层之间的鸿沟。鉴于他们永远都不可能被完全接受，他们的希望就寄托在了自己的孩子可以与“上层人士”结婚这一愿景上，不过这种愿景听起来总是有些见不得人。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财富和收入总是会成为描写一个角色性格特征的一部分。在《劝导》中，一个富有的新娘被描述成一位“出身低贱的女人”，因为虽然她有钱，但“那姑娘的父亲是牧场主，祖父是屠夫”。

英格兰的土地从南到北大约360英里，东西最长330英里。简·奥斯汀所在的英格兰是一个人口过于密集的国家——1801年，整个国家的人口大概是今天伦敦的人口数量。即便当时伦敦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大部分人还是在农田中耕作，生活。对于伦敦的居民而言，这个城市似乎非常辽阔，致使政治家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悲叹，人们早晚会失去亲密的熟人。[15]

不同地区之间的发音也有差异，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大相径庭——贫困阶层更需要依靠当地资源生活，而富有阶层则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买到想要的东西。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中，保险商人弗雷德里克·莫顿·亚当爵士（Sir Frederick Morton Eden）做了一个了不起的调查，最终以《穷人的现状》为名发表。在这项调查中，他统计了整个国家常见物品的价格浮动区间，比如土豆在汉普郡的彼得斯菲尔德（Petersfield）定价每蒲式耳1先令，在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的温斯洛（Winslow）定价2先令8便士，而在北安普顿郡（Northamptonshire）的布里克斯沃思（Brixworth）定价3先令。[16]

从英格兰的乡村景观看来，一些基本性变化在逐渐发生，树篱、围墙和栅栏逐渐竖起，标志着新划分的土地界线，新建的收费道路和运河在这片土地上刻画出了崭新的线条。中世纪前就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的开阔景致很快就演变成了网格状的农田，在如今英格兰的某些地方仍能看见：而另一些地方则迅速被诸如伯明翰（Birmingham）和曼彻斯特（Manchester）的工业化城镇所占领。如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所见，“英格兰碧绿而赏心悦目的土地”在“黑暗又罪恶的工厂”前变得岌岌可危。[17]

这个发生剧变的地方，正是简·奥斯汀生活所在的真正的英格兰，也是本书的主题。我们想展现曾经那群普通人，我们的祖先，是如何生活并适应简·奥斯汀的英格兰的。过去，追溯祖先到皇家血统成为一种时尚，即便他们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但就算是最为卑微或是恶毒的祖先其实也同样有趣。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塑造与改变历史的进程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没有了他们，也就没有了历史。

在《水手：平凡海员内尔森的传奇生活》这本书中，我们用的也是相同的写作模式。在书中，我们展现了一位海员，而非高级海军军官的日常生活细节。《水手》一书的时间跨度大概是从1771年到1815年，从霍拉肖·内尔森（Horatio Nelson）甫入海军成为船长的仆人，一直到他过世后的十年，和平才真正来到。这段时间，刚好也和简·奥斯汀的一生吻合，所以我们同样希望《简·奥斯汀的英格兰》一书会让读者了解两个世纪以前英格兰的陆地生活，与《水手》一书形成一种有趣的比较。

如果提及历史上一个十分久远的年代，诸如罗马或者中世纪，人们可能会觉得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但是乔治王时代与21世纪的英格兰也风貌迥异。如今我们司空见惯的基础设施，比如电、水的供应和排污系统等，在那个时候尚未存在，或是刚刚引入英国，因此，仅仅是摆脱饥寒，保持温暖干净的生活就需要人们做一些辛劳、费时又低效的工作。蒸汽机的确改变着某些行业，但旅行依靠的依然是马力、人力或风力。如果有人离开数年，比如在皇家海军服役，那么在他回乡之时可能没人能够认出他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照片能让人更新对他的印象。

由于大部分房屋都没有排水槽，在雨天走在街上也相当困难。墙壁上突出的屋顶将雨水向外排出，自然地，人们会靠着墙壁一侧，在屋檐下寻找雨天的庇护，此时，他们就能从屋内人的谈话中抓取只言片语。就像他们偷听谈话一样，我们也从简·奥斯汀留下的书信中抓取了那个年代的生活片段。这本书像是那个年代的快照，反映了那时生活中的不同风貌。这本书无关历史大事，仅仅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选择了非常松散的时间线索，从婚姻（大部分简·奥斯汀小说的主题）写到婴儿的出生，到童年成长，家务劳动，宗教信仰，工作，娱乐，旅行，病痛，再到死亡与埋葬。

写成此书，我们依赖的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的叙述，它们被记载在信件、日记、旅游日志、犯罪记录或是新闻报纸等文件中。在这些历史见证人的叙述中，有些拼写我们已经改正，符号也改成了现代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将破折号改为句号，将&改成“和”，并且改掉许多单词的首字母大写。大部分的引语我们仅做了微调，而单词或是句意未做任何修改。

个人书信和日记一般不是为了出版，仅仅是为了记录生活，或是给个人或双方带来乐趣，顶多也只会公布给家人或是后代，就如威廉·荷兰在1801年1月所写的那样：“我开始给我的家人阅读我写的日记，直到将去年的生活读完。”[18]威廉·荷兰的日记内容全面，使我们不仅了解了他和他的家人居住在萨默赛特教区、奥威斯托伊（Over Stowey）以及其他地方的生活，还了解到他超负荷工作的仆人和当地的乞丐、工人以及商人。就像牧师詹姆斯·伍德福德（James Woodforde）的日记一样，完整的原版日记手稿为我们了解英国生活打开了新的视野，而这些日记中仅出版了一部分改写过的节选。[19]伍德福德比荷兰年轻六岁，是一位来自萨默赛特教区安斯福德（Ansford）的未婚牧师。在英格兰另一边位于韦斯顿朗维尔（Weston Longville）的诺福克郡（Norfolk）教区，伍德福德度过了他的工作生涯。即使受到的是传统教育，伍德福德毕业于牛津大学后对此嗤之以鼻，反而在日记中记录了日常生活中不平凡的小细节。伍德福德的日记被巧妙完整地抄录了下来得以保存，在此我们利用了他的日记的完整版本，而非几十年前出版的编辑精选版。

至于英格兰北部，从威根（Wigan）到利物浦（Liverpool），跨越湖区（Lake District）和约克郡（Yorkshire），内莉·维顿（Nelly Weeton）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内莉显然是个聪明的女孩，但她的潜力却被贫困的家庭环境和身为家庭女教师的阶级地位所限制。内莉的信件和日记中对当时社会的评价观察敏锐又具有讽刺意味，几乎可以和简·奥斯汀的作品媲美。本书中还有许多来自不同人的声音，包括莎拉（Sarah）和威廉·威尔金森（William Wilkinson），（在威廉出海时）他们之间的日常信件是探索当时日常生活的珍贵资料，而像是美国的本杰明·西利曼（Benjamin Silliman）或是德国的卡尔·莫里茨（Carl Moritz）等外国访客留下的文字资料则提供了一种局外人的视角。这些资料带我们直接探索简·奥斯汀时代英格兰的特质，使我们能够一窥当时人们的所思所想，了解他们讨论的话题——两个世纪前他们真实的一字一句。

在小说中，简·奥斯汀巧妙地描绘了当时社会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生活，但她却几乎没有提及组成英格兰大多数人口的其余成员。《曼斯菲尔德庄园》于1811年动笔，1814年出版，书中对普莱斯一家在朴次茅斯的生活的描述是简·奥斯汀的小说最贴近底层阶级的描述。而书写有关穷苦人民、工人和底层阶级的任务则留给了下一代的天才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年，狄更斯出生于朴次茅斯，在简·奥斯汀的大部分小说还未出版时，十二岁的狄更斯就被送去了伦敦的一家工厂打工，并依靠写作维持生计。他书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双城记》的开头赫赫有名：“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而这，正是对简·奥斯汀所在的英格兰最简短有力的概述，我们即将看到的，便是这样的英格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