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章 查尔斯·里德[381]

自从查尔斯·里德的作品发行了廉价版后，你可以认为他仍然会有追随者，但很少会看到有人主动去阅读他的作品。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的名字似乎最多唤醒的是学校放假时布置了阅读《修道院与壁炉》这个作业的模糊回忆。对他来说，因为这么一部作品而被记住真是不幸；就像马克·吐温一样，由于电影的影响，人们对他的记忆主要就是《亚瑟王宫中的扬基佬》。里德写过几本很沉闷的书，《修道院与壁炉》就是其中之一。但他也写过三本我个人认为将比梅雷迪斯和乔治·艾略特[382]的全部作品流传更加久远的小说，此外还有几个很不错的中篇，例如《百事通先生》和《一个盗贼的自传》。

里德的吸引力是什么呢？说到底那是你在理查德·奥斯汀·弗里曼[383]的侦探小说或海军上校古尔德[384]的志怪搜奇里面所找到的同样的魅力——无用的知识的魅力。里德是那种你或许会称为“一便士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知道许多不成体系的信息，而生动的描述天赋让他能把它们编排成至少过得去的小说。如果你能从了解日期、名单、目录、详实的细节、过程的描述、古董店的橱窗以及过期的《贸易和集市》中获得快乐，如果你喜欢确切了解一部中世纪的投石车如何运作或一座1840年的牢房里有哪些物品，那你一定会喜欢里德。当然，他本人并不是这么看待他的作品的。他为自己的详实准确感到自豪，主要通过新闻剪报的方式撰写他的作品，但他所收集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从属于他所认为的“创作主旨”，因为他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会改革者，对种种丑恶现象如卖血、血汗工厂、私家疯人院、神职人员守贞和紧身蕾丝发起激烈的抨击。

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一直是《卑鄙游戏》，这本书并没有针对哪个具体的事情发起抨击。和大部分十九世纪的小说一样，《卑鄙游戏》内容很杂，无法对其进行总结，但它的主要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名叫罗伯特·潘福德的年轻神职人员，他被不公地判处伪造文件罪，被流放到澳大利亚，乔装打扮后潜逃，由于发生了船难，与女主人公流落一座孤岛。当然，在这方面里德可谓如鱼得水。他是有史以来最适合写孤岛故事的作家。确实，有的孤岛故事要比别的孤岛故事写得差，但只要坚持描写挣扎求存的事实细节，它们都不会差到哪里去。一张船难幸存者的物品清单或许是小说里最能吸引眼球的描写，甚至比审判场面更有吸引力。读完巴兰汀[385]的《珊瑚礁岛》将近三十年后，我仍然记得那三个主角身上的东西（一个望远镜、一条六尺长的鞭绳、一把削笔刀、一枚铜戒指和一个铁环）。就连《鲁宾逊漂流记》这么一本无趣的书——整本书可谓不堪卒读，没有几个人知道它还有第二部——当它写到鲁宾逊费尽心力做一张桌子、制作陶器和种一茬麦子时，内容还是很有趣的。但是，里德是一位描写孤岛的专家，或者说，他很熟悉当时的地理教科书。而且，他自己就亲身在孤岛上生活过。他绝不会像鲁宾逊那样对发酵面包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束手无策；而不像巴兰汀，他知道现代人根本没有钻木取火的本事。

《卑鄙游戏》的男主角和里德笔下的男主角一样，就像是超人。他集英雄、圣人、学者、绅士、运动员、拳击手、航海家、生理学家、植物学家、铁匠和木匠于一身，里德真心以为所有这些本事都是英国的大学教出来的。不消说，一两个月刚过，这位神奇的神职人员就把那座孤岛经营得像是一座伦敦西区的宾馆。甚至在到达孤岛前，那艘破船最后的幸存者在四面敞开的船上就快渴死时，他就展现出非凡的天分，用一个水罐、一个热水瓶和一根管子做出了一个过滤设备。但最能展现他有才的描写是他如何想方设法离开孤岛。他是被悬赏通缉的人，原本留在岛上会很开心，但女主人公海伦·罗尔斯通并不知道他是罪犯，自然而然地渴望离开。她叫罗伯特开动他的“聪明才智”解决这个难题。当然，首先第一个难关就是了解孤岛确切的位置。不过，幸运的是，海伦仍然戴着她的手表，上面显示的是悉尼的时间。罗伯特在地上插了根棍子，通过观察它的影子知道了中午的确切时间，接下来算出经度就是小事一桩了——因为像他这种天纵英才之人知道悉尼的经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同样地，他还能根据植物的类型算出纬度是多少，误差只在一两度之内。但下一个难题是给外面的世界传达信息。罗伯特动了一番脑筋，把海豹的膀胱做成一张张薄片，在上面写下信息，墨水是用胭脂虫做成的。他注意到候鸟们总是在这座孤岛上歇脚，于是他认定野鸭是最好的信差，因为每只野鸭迟早都会被开枪打死。他用印度人常用的伎俩抓到了几只野鸭，把信息绑在它们的腿上，然后把它们放生。当然，最后其中一只野鸭飞到一艘船上，这对情人获救了，但到了这里故事还没有讲到一半。接着是无数的情节分支、计策和将计就计、阴谋、胜利和厄运，最后罗伯特被宣判无罪，两人共结连理。

在里德的三部最好的作品《卑鄙游戏》、《夺命金》和《浪子回头》里，如果要说读者只是对技术上的枝末细节感兴趣就有失公允了。他的叙事才华，尤其是他描写激烈动作场面的天赋也非常具有震撼力，而且在连载故事这一层面上，他很擅长编排情节。作为小说家，他很难被严肃地看待，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何谓人物性格或情节的合理性，但他本人对自己的故事中最荒诞不经的细节深信不疑，这是他的一个优势。和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一样，他是这么看待自己所描写的生活的：生活就是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情节剧，每一次正义都将获胜。在所有仍然读得下去的十九世纪的小说家里，他或许是唯一完全与自己的时代保持同步的人。因为虽然他离经叛道，但他有“创作主旨”，他渴望揭露不公，但从来没有作出过深刻的批评。除了一些表面的罪恶之外，他看不到功利社会将金钱与美德等同起来、虔诚的百万富翁和奉行埃拉斯都主义[386]的神职人员等弊病。在《卑鄙游戏》的开头介绍罗伯特·潘福德时，他提到他是一位学者和板球运动员，然后才几乎漫不经心地补充说他是一位牧师，或许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暴露他内心的想法了。

这并不是说里德的社会良知本身有问题，在几个小的方面他或许对引导公共舆论起到了帮助。在《浪子回头》里他抨击了监狱制度，直到今天或直到不久之前他的意见仍然很有道理。据说他的医疗理论要远远领先于他的时代。他的缺点是没能意识到铁路时代早期的特殊价值观是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当你记起他是温伍德·里德[387]的哥哥时，你会感到惊讶。尽管温伍德的《人类的牺牲》如今看起来是那么武断而失衡，但这本书展现了惊人的视野广度，或许就是如今非常流行的“理念”未受承认的鼻祖。查尔斯·里德或许写过骨相学、如何做柜子和鲸鱼习性的“纲要”，但没有描写过人类历史。他是一位中产阶级绅士，只是比大部分绅士多了一点良知，一位喜欢科普甚于喜欢古典文学的学者。正因为如此，他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逃避文学”作家之一。比方说，《卑鄙游戏》和《夺命金》是送给士兵们忍受驻守战壕的各种苦楚时的好读物。这两本书没有揭露问题，没有真切的“主旨”，只有一个很有天赋的头脑在狭小的范围内进行运作的魔力，让读者完全远离现实生活，就像在下象棋或玩拼图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