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针灸学术的现状与历史原因

针灸作为中国医学的重要学科，经过漫长的萌芽、形成及发展与传播过程，迄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虽然总体上是在不断地发展与进步，但其由于当时社会发展历史条件的限制，尤其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原因，针灸学术发展不仅与现代科学水平存在很大的距离，而且与整个中医学术的发展进程相比，也有着不可否认的差距。

针灸医术至精至巧，非精心研究莫得其术，尽管针灸疗法也并非万能，但其对临床各科病症都有独特的临床疗效，如能悟其奥妙，临证理法方术准确，往往法简而效捷，尤其对某些疑难病症常能彰显其神奇与绝妙。但是，按针灸学科要求，若真正学通和掌握并用好针灸，全面发挥针灸疗法的临床价值，却是比中药方脉临床方法更困难的事情。不幸的是，由于经过了中国近代历史针灸学术的长期衰落，传统针灸学的深奥理论很少有所整理发掘，学术研究更是鲜有进步，甚或徘徊不前。针灸疗法在近代主要是以一种治病技术在民间传承和使用，以致针灸临床理法方术，至今仍未完善如中医方脉临床理法方药一体的完整理论——临床模式水平，针灸疗法的临床优势难以全面发挥，以致针灸疗法的学科地位长期处于中药方脉临床的从属位置，不过仅是由于针灸疗法简、便、廉、效的特点，使多数水平低劣的施针者，可得“以痛为腧”之功。进而良莠不齐的针灸技术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施针水平，却使社会只能将针灸这种高深医学定位于一般躯体疼痛的简单镇痛方法，形成针灸这种理论性强、技术要求高的中医学术和高端疗法的真正价值甚少体现，而长时期在一般性疼痛替代治法的较低水平上徘徊的局面。针灸因此而长期囿于“废理存术”的窘地。

首先，清宣宗二年（公元1822年），道光皇帝下诏书宣称：“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从政治上宣判了针灸学术的死刑。从此，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针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是在民间使用和较低水平上传承发展。尤其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侵略和中国统治者的崇洋媚外思想以及少数学者政客的民族虚无主义意识影响，使中国文化遭受鄙视，中国医学发展受到严重摧残，特别是针灸学术在各种内外部邪恶势力的重重打击和相互交困的历史环境下，迅速陷入衰落的境地。

清代儒医本身就重方药而轻视针灸，这与当时上层封建统治者思想意识有密切关系。特别是清廷认为，针灸“究非奉君之所宜”，下令太医院永远停止使用针灸，并废止针灸科后，他们也借口针灸“脱衣露体，有伤大雅”，而鄙视针灸医。以致针灸业者日少，学者匿迹，使针灸疗法濒于失传。正如清代医家吴亦鼎所言：“惜近世医流，学焉者寡，治针者百无一二，治灸者十无二三，惟汤液之流，比比皆然”。基本反映了这一时期针灸学术衰微和萧条的状况。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陷入深重灾难之中，针灸学术发展受到更加严重的阻碍。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把文化当作侵略手段，如比道对美国的伯驾赞扬说：“当西方大炮不能举起中国门户的一根栓柱时，他以一把手术刀劈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在中国各地设立教会医院和医学院校，然而竭力排斥、攻击中国传统文化，贬低中国医药学。如西方传教士曾在其《华人论病篇》书中污蔑针灸是“医疗上的折磨”，并称针灸针为“致死的针”。进而中医学事业，包括针灸学术发展更趋衰落。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统治和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看待西方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两种思潮。

首先是以北洋军阀、国民政府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主张消灭中医。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在批示京师医学会的“北京（中）医学会”立案时说：“我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是难照准的”。当时，在各地中医组织的“医药救亡请愿团”及其选举代表到国务院各部请愿抗议压力下，其说才被迫暂时缓置。然而，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主张并未因此而改变，公元192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申请把中医课程列入医学校课程，建议在医学校内设中医一科或设中医学校，遂遭国民政府拒绝；公元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余岩（云岫）以“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由，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发布了废止中医的命令，以致使摧残和消灭中医的活动达到高潮。虽然在全国中医药界的极大愤怒和强烈反对下，这一法案未得核准执行，但却对中医药事业造成严重的摧残和恶劣影响，更使针灸学术发展陷入空前的困境。

然而，另有一批有识之士，能够真正掌握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中西医学者，此时大胆提出了汇通中西医学的主张。特别是针灸疗法经济、方便、有效和适应证广的特点，深受人民大众的信任和欢迎，使中医学及针灸疗法在中国城乡民间，仍然得到广泛应用和流传。各地自发创办的中医学社、学校，培养中医人才，为中医学与针灸学术的继续发扬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自鸦片战争以来，针灸学虽然受到衰落的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及其扶持的各种政治势力，乃至国内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学者的重重围剿、非难，但终未能完全被消灭和阻止其有所发展，其间也有不少的针灸医家出现以及针灸学著作可见。如清末雷少逸著有《灸法秘传》；清末民初黄灿著有《针灸诠述》；民国承澹安著有《中国针灸治疗学》，等等。此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由于生活和医疗条件的困难和艰苦，给针灸疗法的开展和运用提供了机遇。早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针灸就已被广泛使用。之后，在根据地和军队中有很多西医，也在学习和研究并推广使用针灸。1945年4月，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开设了针灸门诊，这是古老的针灸首次坐诊现代正规医院。当时边区政府从事针灸工作的只有任作田、鲁之俊、朱链等少数人，主要针灸学著作如济南军区卫生部编印的《实用针灸学》（公元1947年）、鲁之俊编写的《针灸讲义》（《新编针灸学》前身）、朱链等编写的《新针灸学》等。另有全国许多解放区的军民，在各种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缺医少药的困难条件下，努力开展针灸治病技术，举办针灸训练班，培养针灸医学人才。据山东著名针灸专家，全国首批500名老中医之一曲衍海先生回忆，1948年春荒时节，其创办的山东胶东解放区某地方医院，因条件极度困难，药品奇缺，经费严重不足，为解救民之疾苦，提倡使用偏方、小方，并且为推广针灸疗法，采用自制针灸毫针，自行石印针灸教材，培训针灸人员，为当地军民治病服务，使针灸疗法一度在这一地区较为普及。

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万民振奋，百业待兴。在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团结中西医”被定为卫生工作的三（四）大方针之一。1951年7月，为研究和推广针灸疗法，国家成立了直属于卫生部的针灸实验所。然而在当时，医药卫生界内部却围绕中医政策问题出现了激烈的争鸣，曾推行过种种限制中医药发展的政策和规定，甚至有提出“提倡西医，改造中医”，“终必以西医代替中医”的所谓卫生工作方针。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一部分受日本明治维新思想影响，接受了一些西方近代科学教育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能真正了解，甚至一无所知，他们片面地站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角度，只看到中医落后的一面，而不了解近代科学本身观察认识物质世界的局限性，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看不到中医学所具有的整体宏观、辩证法思想和唯物主义的先进内涵，并且因其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影响，忽略了中国的基本国情，而总想取缔中医或企图把中医改造成西医。当时的歧视中医的种种错误倾向，严重伤害了中医参与新中国建设的积极性，扼杀了中医事业正常发展，也对新形势下的针灸学术复兴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公元1954年，中共中央就继承和发掘中国医药学遗产问题，提出中医工作方针：“研究整理我国的医药学遗产，把它提高到现代科学的水平，这是我国医药学家应做的工作，应尽的责任”，认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须继续努力发掘，并加以提高”（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继而中央又针对中医问题提出了“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1958年，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十二字方针，并针对当时的医药卫生界中医工作状况和存在问题，提出一系列发展中医事业的具体措施，从而使中医事业及针灸学术开始真正得以复兴和蓬勃发展。1955年，卫生部举办了高等医学院校针灸师资训练班，确定针灸学为高等医学院校的必修课程。同年冬季卫生部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并将原来的针灸疗法实验所改为针灸研究所。1956年，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成立了四所中医学院，继而在全国又逐渐发展为24所中医学院。各地中医学院都设置了针灸教研室，针灸学被作为中医学必修课。到目前全国多数中医学院校都设有针灸系。公元1986年，国家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针灸专业学院——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公元2000年该院又与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系合并为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与此同时，全国许多省市也相继成立了针灸专科学校，培养了大量从事针灸工作的高等或中等专业人才，以加速针灸学术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000多所中医医院，并且多数综合性医院都设有针灸科室，都有从事针灸治疗的专业技术人员。因而针灸疗法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普及。

近几十年来，中国在继承和发掘古代针灸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针灸学研究工作也取得了重大成就。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整理针灸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观察针灸疗法的适应证。60年代，主要从事针灸文献的研究整理，针灸临床总结，并有针刺麻醉的成功和临床应用，针灸基本作用的研究，观察针灸对各个系统，各个器官功能的影响等。80年代，主要是对针麻原理、针刺止痛的研究，经络感传的研究以及针灸临床的深入研究和经验总结。

近代研究结果表明，针灸疗法适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等临床各科的多种疾病，对300多种疾病的治疗有效，其中对100多种疾病有显著疗效。针灸对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胆道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不仅能用科学的方法肯定其疗效，而且在用现代生理学、生化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等阐明其作用原理方面，积累了大量的资料。通过多学科的广泛协作和对针灸治病原理的深入研究，证明针灸对机体各系统功能有正向（良性）调整作用，能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针灸镇痛原理的研究已经深入到神经细胞、电生理学和神经递质如脑腓肽等分子生化学水平。60年代以来，我国医学界运用针刺麻醉技术，成功进行了多种外科手术，为针刺麻醉方法增加了新的内容，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推动了针灸医学的发展。

大量的研究使针灸学术不断发展深入，促进了经络学、腧穴学、刺法灸法学、针灸治疗学、实验针灸学、针刺麻醉学等针灸分支学科的产生。经络学研究经过大量普查，不仅肯定了循经感传的客观存在，而且还从循经感传现象出现的规律、客观指标及测定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为经络实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有不少地区还开展了对针刺手法学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绩。另外，近年来新编撰出版的大量针灸学著作，可谓琳琅满目。各高等中医院校使用了统一的针灸教材或自编教材，并开展了对《内经》、《难经》、《针灸甲乙经》、《针灸大成》等针灸经典文献的校释工作。在全国各报刊和杂志发表的针灸专业论文资料已超过万余篇，为针灸学术发展创造了新的繁荣。

随着针灸学研究的开展，全国举行了多次针灸学术交流会。公元1959年7月，卫生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中医经络针灸学术座谈会，会上共收到全国120个单位的学术论文391篇。1979年6月召开了全国第一届针灸针麻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国内外专家500多人，其中国内学者350人，国外学者150人，讨论和交流学术论文315篇。1984年8月，召开了全国第二届针灸针麻学术研讨会，是我国针灸史上的一次盛会，出席会议的有国内外专家、学者800多人，其中国内学者400多人，国外学者400多人。我国学者向大会提交了600多篇论文，表明针灸治疗常见病、急性病的疗效和针刺麻醉的临床效果，均有了明显的提高。在经络学说、腧穴理论、针灸治疗临床机制和针刺麻醉原理的研究方面，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和长足的发展，从而体现了针灸事业新的繁荣。另外，随着近些年来针灸应用技术的普及，甚至社会化或市场化到了美容、健身、减肥等许多相关行业领域，各种形式的针灸相关学术活动已经不胜枚举，足以体现出目前针灸的学术现状和发展特征。

应当指出的是，针灸学术的复兴与发展为针灸事业带来了繁荣，使针灸疗法得到普及，特别是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一根银针治百病”潮流后，以致目前从各级医院到乡村医疗，从专业中医到某些非中医者，从专业医疗到社会保健，甚至出国谋生大军，几乎无不混迹于“针灸者”的形影。然而，针灸的这种普及虽使得针灸学术影响不断扩大，但只为针灸使用营造了较低水平的繁荣。

近年来，人们物质文化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现代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健康意识进一步增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西方医学随着现代科技高速发展，为人类医疗健康提供了更多的保障和手段，但分析解剖方法注重局部，忽视整体的局限性或缺陷，也越来越显现出来，医药源性疾病越来越多，特别是某些治疗措施的远期危害和副作用，几乎无法避免。人们渴望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绿色”疗法，成为人类治病保健的理想选择，因而古老的中医针灸已经日益为国内外所重视，并以其诸多优势逐渐成为人类治病保健的迫切需求。这无疑为针灸学术进一步发展展现了广阔的前景，同时也对传统针灸学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深入研究和发掘针灸学理论，全面学习和掌握针灸技术，进一步发挥针灸治病优势，提高针灸学的临床价值，正确引领中医针灸学术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所有专业针灸学者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