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针灸学术的传承与发展

针灸学理论体系形成为针灸学术进一步传承与发展铺平了道路。

然而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是医学科学发展的基本条件。西晋的短暂统一，随即陷入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而后，经历隋唐的统一，再次进入五代十六国的割据；继之是北宋王朝与北方辽、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对峙，南宋时期的宋金对峙，又由元完成了统一；再从此后明、清更替，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处在民族矛盾斗争与民族大融合不断更替变革的前进和发展过程中。由于这一较长历史时期社会政治制度的不断变革，科学与文化的进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医学科技的发展，针灸学术此时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国家医事制度不断完善，针灸学术备受重视；医学教育的开设与学术的传承发展，针灸学成为主科之一；著名针灸医家辈出及其更多医学与针灸学著作不断问世，以致学术思想活跃，使针灸学术发展一度进入全盛时期。

首先，随着针灸学术的全面发展和针灸医疗技术的广泛临床应用，南北朝（北魏、宋等）时开始设立宫廷医学教育。隋代设太医署，有医师、药园师、助教、医博士等职。到唐代，针灸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专门学科，开始有了“针师”、“灸师”。其不但沿袭隋太医署制度，且太医署还增设有针灸专科，其中“针博士一人，针助教一人，针师十人，针工二十人，针生二十人。针博士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使识浮沉滑涩之候，又以九针为补泻之法”。同时，太医署还设置研习课程，规定有月考、季考、年考等严格的考试考核制度。这些医事制度的建立，促进了这一时期针灸学术的蓬勃发展。

东晋医药学家葛洪著有《肘后备急方》，有简、便、廉、验之优点。其在针灸方面对灸法发展尤多贡献，书中共录针灸方109条，其中99条为灸方。对灸法的作用、效果、操作方法、注意事项等，都有比较全面的论述，从而奠定了灸法学的理论基础。全书录入的72种病证，包括内、外、伤、妇、五官及传染病等多科病种，有30余种选用了灸法治疗。并且对隔物灸法、灸法壮数计量单位和施灸的先后次序、疗程长短等多有论述。

隋、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科学技术与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从而促进了中国医药学的传承和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医家及其著作。在针灸方面，唐初孙思邈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公元650—652年））《千金翼方》（公元680—682年），广泛收集了前代各家针灸治病经验，设有“针灸”专篇加以论述。除对针灸理论有所发挥，针灸处方大量辑录外，还对腧穴理论，包括经外奇穴）“阿是穴”等，以及刺灸法、刺禁等也有详细记述。《千金要方·偏风第四》载：隋·甄权处防风汤以疗安平（郡）公（苏孝慈）方，并取风池、肩髃、曲池、支沟、五枢、阳陵泉、巨虚下廉，“凡针七穴即差”；“仁寿宫备身患脚奉敕，针环跳、阳陵泉、巨虚下廉、阳辅即起行”；“大理（寺）赵卿，患风腰脚不随，不能跪、起、行”，取“上髎、环跳、阳陵泉、巨虚下廉，即得跪”；“库狄钦患偏风不得挽弓，针肩髃一穴即得挽弓”。此外，孙思邈还绘制了《名堂三人图》，分别把人体正面、背面和侧面的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用不同颜色绘出，“其中十二经脉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为之，三人孔穴共六百五十穴”，成为历史上最早的彩色经络腧穴图（已佚）。此后有王焘著《外台秘要》（公元752年）40卷，其中第39卷专论经脉与腧穴，并且弃针而单讲灸法，大量收集名家灸法经验，载于书末，全面介绍了灸法内容，对灸法的推广和应用有着重要贡献。

宋、元、明时期（公元960—1643年），由于造纸印刷术和冶炼铸造技术的发展，使科技文化的传播日趋普及，极大促进了针灸学术的蓬勃发展。

赵宋初期，社会政治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在安定繁荣的社会环境影响下，国家对医药事业发展和医学人才的选拔与培养较为重视，开展医学教育，建立了“翰林医官院”，掌管医药政令和宫廷医药事务，并管理民众的疾病医疗与卫生事业。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宋朝廷为培养医学人才设太医局，下设九科，医学生名额为300人，规定了招考科目、学习课程和年终考试制度。同时，医学教育也实行“三舍法”，凡“上舍”毕业学生多数留用“太医局”任职。值得称道的是，为了配合针灸教学考试，北宋著名针灸学家王惟一，在政府的支持下，对以前的针灸著作，尤其是腧穴的位置、所属经脉和主治病证等进行了整理和考证，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于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著成《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书中记述了经络、腧穴、刺法等内容，并考证了经穴354个。这部书后来曾刻在两块石碑上，树立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大相国寺仁济殿内，供学习针灸者拓印和阅读。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翰林医官王惟一“独具匠心”设计的两具针灸铜人模型制成，是谓我国最早的针灸形象教学模型，也是医学教育史上的空前创举。天圣铜人的设计精美巧妙，内置脏腑，外刻经络腧穴，穴孔与内相通。两具针灸铜人，一具放置翰林医官院，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针灸师之用。考试前，先用黄蜡涂在铜人表面以遮盖经络腧穴，然后在铜人体腔内装满水（一说汞）。考试时，若应试者刺中指定的腧穴，拔针后便会有水（汞）从穴孔中流出，否则针不能刺入。另一具针灸铜人，曾与《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石一同放置于大相国寺仁济殿内，专供民间观摩学习。当时的这些措施和方法，对经络腧穴标准的统一和针灸学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此基础上，南宋至鸦片战争前夕，针灸学术全面发展，期间有大量的针灸学著作不断涌现，且内容丰富，学术思想活跃。在体裁形式上，歌赋体大量出现；同时相继有大幅名堂图刊印，并有针灸铜人陆续铸造，而且还向国外赠送和交流。再者，针灸操作技术也不断改进，针灸取穴由于受到当时运气学说的影响，出现“子午流注”、“灵龟八法”等特殊针灸方法。在灸焫技术上，有以“圣睡散”全身麻醉后施灸者等。

南宋针灸学家王执中，参考南宋以前多种针灸文献，搜集针灸学术精华，并结合个人平生的针灸临床经验，于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著成《针灸资生经》七卷。其既重视理论，对针灸论证精义，奥旨颇多，又注重实践，书中记载临证效穴和灸法方药等临床实践资料，并附有医案，是第一个提倡针灸医案的医学家，对后世颇有影响，该书是针灸临床治疗学的重要参考文献。金元时期窦汉卿，官至昭文馆大学士，精研针灸，造诣很深，著有《针经指南》一卷。内容主要为“标幽赋”、“通玄指要赋”，经络循行解说，气血流注八穴，补泻手法及针灸禁忌等著述。该书提出八法流注，按时间取穴等针灸理论，阐述针灸治验心得，为学习针灸的启蒙书。元代著名医学家滑伯仁，考订经络循行及其与腧穴的联系，认为任、督二脉虽属奇经，但各有其专门腧穴，临床宜与十二经脉并论。其把任、督二脉所属腧穴按《内经》所述整理订正，凡647穴分类于十四经脉，总结为十四经理论，著成《十四经发挥》（公元1341年）三卷。该书系统地阐述了经络的循行路线和有关腧穴，从此人体腧穴和经脉关系便固定下来，对后人研究经络腧穴学说很有裨益。明代著名针灸家高武，辑录明代以前的十余种针灸文献，撰写《针灸聚英》四卷，颇多独到之处。该书著成，既有临证实用的科学价值，又有保存失传针灸文献的历史价值，为研究针刺手法、腧穴考证、临证治疗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并且书中还载录了《灵光赋》、《拦江赋》、《百证歌》等，从而保存了大量的古代针灸文献。另外，高武为探源针术，订正穴位，还曾自铸了男、妇、童子铜人针灸腧穴模型三具。

明代是针灸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代表应首推针灸学家杨继洲及其著作《针灸大成》。杨继洲以其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为基础，广泛汇集整理明代以前的针灸学文献，并结合个人实践经验，著成《针灸大成》十卷，刊于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该书较全面地总结了明代以前针灸学的经验和成就，不仅汇集了各种针灸文献资料，而且还有作者的学术见解，针灸治法和医案。其内容丰富，包括针灸理论、歌赋、经络、腧穴、腧穴图和疾病针灸治疗等，是继《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之后，对针灸的又一次重要学术总结。《针灸大成》成书后广为流传，甚至被翻译成法、德、英等外文本，可见其影响极大，直至今天仍是学习针灸的重要参考书。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明初陈会的《神应经》，主要取用119穴，为诗为图，文图并茂；明·徐凤的《针灸大全》六卷，除常用针灸学内容外，首载《金针赋》，并且还有八法流注，子午流注等内容；明·李时珍的经脉专著《奇经八脉考》（公元1578年），考证历代有关文献，论述奇经八脉，对每条奇经的循行和主病等，进行了系统归纳和整理，并提出了作者个人见解，丰富了奇经八脉理论，该书是研究奇经八脉的重要著作，补充和完善了经络学说，为后世医家所重视；还有明《普济方》的“针灸门”，明·张介宾的《类经图翼》等，汇总了历代针灸文献，内容丰富，蔚为壮观。诸家各有所长，形成不同学术流派，相互争鸣，促进了针灸学术的蓬勃发展。

这一时期在针刺手法研究上，由单式手法发展为二十多种复式手法，如烧山火、透天凉补泻手法等。并且有围绕手法问题展开的学术争鸣，如明·汪机的《针灸问对》（公元1530年），设80多条问答，内容朴实无华，对针灸学术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金针赋》等提出批评，就是有关针灸手法争鸣的代表著作。此时期，灸法的应用也较普遍，学术上有较大的发展，如南宋·闻人耆年著有《备急灸法》、元·胡元庆撰有《痈疽神秘灸法》等灸法应用专著，表明了当时灸法在临床多学科中的广泛应用；另有南宋·窦材所著《扁鹊心书》，极力推崇烧灼灸法，认为“保命之法，灼艾第一”，每灸数十壮至数百壮。为了防止烧灼疼痛，有采用“圣睡散”进行全身麻醉，以利灸焫的施灸方法。在14世纪，开始出现艾卷灸法，并且有的在艾绒内加入药物施灸，如“雷火针灸”）“太乙针灸”等。在取穴方法研究上，提出按时间取穴法，如金·何若愚撰《子午流注针经》，提倡子午流注按时间取穴法；金元名医窦汉卿，撰《六十六穴流注秘诀》、《通玄指要赋》，推崇子午流注、八法流注、六十六穴按时间取穴法等。

总之，这一时期的针灸学术，在经络、腧穴、刺法、灸法和临床应用上都有了全面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针灸学家，编撰了许多针灸学著作，对后世影响极大，针灸学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是针灸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

清代医者重药轻针，虽有吴谦等编著的《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公元1742年），以歌诀和插图为主，很切实用；李学川撰《针灸逢源》（公元1817年），强调辨证取穴，针药并重，以及廖润鸿的《针灸集成》（公元1874年），考证原书穴位，韵以五言，增绘铜人图幅，有益初学等书问世，但皆很少新意。至清朝末叶，清廷废止针灸科，针灸学只能在民间使用和发展，更由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下，针灸学术发展乃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