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经方的宏观认识
一、经方与时方临证思维的比较
中国医学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由最初的单验方逐渐积累发展演变,形成了系统而完备的理论体系。
如今最具代表性且应用最广的只有经方与时方两大理论体系。本文所指的经方,是指医圣张仲景所编著的《伤寒杂病论》中的方药理论;时方是指以《黄帝内经》《难经》等为理论体系的医学流派。
时方的核心理论就是以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运气等为主要内容。这一流派的影响最为深远,成为历代中医的主体。从汉唐到明清,绝大部分的中医典籍,均属时方体系,如《华佗神医密传》、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张元素《医学启源》等。这一流派的临证思维特点是,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判断其气血盛衰、阴阳偏胜、脏腑虚实等,进而确定治法、拟定方药。时方中的泻白散、左金丸、戊己丸、导赤散等方名即已显示其思维特征。时方在临床上强调对每一疾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晚清的中医更重视辨病治疗,甚至结合西医的病理药理来指导。当今中医的理论、科研、教学、临床皆以此为主体。如补中益气汤要辨出中气下陷,用归脾汤要辨出心脾两虚等。
我初入临床亦遵循时方法则,1989年春,我在常州中医院实习,出现纳差、恶心、失眠等症,便根据自己的病情写了医案:素体脾胃虚弱,春令风木旺盛,呕逆脘痞纳差,治拟疏木扶土。据此而拟方选药。1993年治一肾病综合征,全身高度浮肿,阴囊肿如茶壶,中西药叠用无效,患者喘气难安。后改用 三拗汤合五苓散,药后15分钟即大汗淋漓、小便通畅。开了3剂药,仅服1剂,浮肿大消,余药未再服而改方调治。当时我用三拗汤的思路依据是宣肺利尿、提壶揭盖,用五苓散则是温阳化气利水。1994年治一女,患肝硬化10余年,因腹水加重住院,其小便不利,点滴难出,腹胀脐突,喘促难安,命在旦夕,诸法叠用而乏效。观其舌面光净无苔有裂纹,断为真阴涸竭,仿照张景岳 补下启中法,重用生地黄、熟地黄各90克,并加芍药、山茱萸、五味子等,岂料药后小便渐出,逐日好转,未及半月出院。此案轰动一时,传为佳话。患者其后十年一直在我处随诊。那时虽然偶有杰作,但总体的临床疗效并不满意。虽然很努力,但看的书绝大多数是时方书,茫然困惑有增无减。1995年我进修前虽偶用经方,而遵循的却是地道的时方思路、时方思维。
在时方中既有按照四诊认真辨证而拟方选药的,更有想当然以己意杜撰立方的,就连赫赫有名的中医大家张锡纯亦不免。
经方的核心理论就是方证对应,其中《伤寒论》以六病为纲、以方证为目,《金匮要略》是以杂病为纲、以方证为目。临证的着眼点是疾病所表现出的特异性的脉证组合,在临床上并不注重什么气虚血瘀证、肝郁肾虚等,大论中极少有病机术语。《伤寒论》论述了所有疾病发生的基本脉证规律与治则方药,是中医辨证治疗学的总论,而《金匮要略》则属于各论。我自1995年随恩师黄煌教授系统学习经方时,目睹恩师用经方治疑难杂病获奇效,然而对我触动最大的却是恩师独特的临床思维。曾有一女患崩漏3年,历经中西医诊疗无效,当时天寒大雪,患者却不断地喝冷水,恩师据此并结合其脉证选用白虎汤加阿胶,病情迅速好转直到治愈。对于时方医来说,无法想象崩漏与白虎汤有何联系。
虽然仲景被称为医圣,又常以效如桴鼓来形容经方的疗效,但为什么经方的普及不尽如人意?虽然柯琴说“经方之道至平至易,经方之门人人可入”。可为什么真正入经方之门和擅于运用经方的人如此之少?
我通过不断学习反复思考,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并从历代医家的成败得失中寻求答案。自金·成无己首开以《黄帝内经》解《伤寒论》以来,《伤寒论》的真实面目已被扭曲,严重阻碍了人们对《伤寒论》的正确认识、理解。历代经方家虽多,但真正领会经方奥旨者甚少。如林亿所言:“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寡闻浅见者所能及,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其间如葛洪、陶弘景、胡洽、徐之才、孙思邈辈,非不才也,但各自名家,而不能修明之。”孙思邈自己坦言:“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林亿所说的是要完全认识经方的本质是很难的,但从应用的角度来说还是可行的,并非望尘莫及。
我自随恩师学习以来,遵循恩师教诲,潜心于白文,从方证药证入手,通过临床反复体会大论中的方证组合,对经方思维的认识日渐明晰。曾有一患者,面如红枣半月,观其有低热、口渴等症,查血糖正常,一时难以着手,细问后知其小便不利,再结合其脉浮数,便认定其为五苓散证,5剂而愈。回想原先治肾病综合征虽也是用五苓散,但那时是根据想象推理,并不是根据大论中的方证,虽然获效,实属侥幸。
一高龄女患者,素有咳喘,一次复发,初在门诊输液治疗1周,病情难以缓解转住院治疗。观其咳喘不止,咳痰黏稠,舌面及咽光净而干。仅以麦门冬汤原方两剂而愈,令人不可思议。或许有人认为前面的治疗起了作用,可后来我以此方治疗有类似脉证特点而未经其他治疗的咳喘患者,用此方仍然疗效可靠。
另一患者胃痛数月,痛甚难忍,查为胃溃疡,观其痛甚则脘部隆起如块,不可触按。以大建中汤原方3剂而愈,并没有用什么白及、瓦楞子之类的药,当然更没有用西药。
一患者因胆结石服排石药两个月,因苦寒药过重,后出现顽固性呕吐,吐大量清涎,住院治疗多日不效,邀我会诊,以小半夏加茯苓汤两剂而愈。
一女年近五旬,患崩漏大半年,查为子宫肌瘤,妇科认为必须手术,患者拒不从。观其有口渴多饮等症,按照恩师的经验用白虎汤加味,十剂血止。
正是这些成功的医案,一次又一次的激发了我对方证探索的信心和兴趣。我渐渐淡忘了过去积累的时方经验,尤其是很少用时方的思维来处方。最奇怪的是,有一度我觉得自己空空如也,感觉心里什么经验也没有了,简直没有什么治病的方法。就这样我的思想不断地斗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思考,直到2003年便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当年我写了篇“方证药证是经方不变的灵魂”,参加了恩师首次举办的经方研讨会。跟随恩师学习多年,却并没有学到什么秘方,但恩师教给了我无上的秘法—即训练成了我的经方思维。
有些疾病用经方治疗还可以用时方勉强解释,而有些经方的应用则难以用时方解释,必须用经方思维来解释,如宋·许叔微用麻黄汤治咯血,清·舒驰远用麻黄汤治难产,及丁甘仁用桂枝汤治背疽。
经方与时方对药物认识亦有很多区别,时方尤其到金元以后,对药物的认识更繁杂,如十八反、十九畏等,而经方中的药物配伍却并不遵循这些。时方药物理论认为枳实破气,气虚胃下垂不宜用。而 经方用枳实的着眼点是心下痞、腹满等。我早年曾在杂志见一篇报道,某医用补中益气汤加枳实治胃下垂多少例,当时颇为困惑,后来深入学习经方才弄明白。
历代号称经方家者多,但真正领略并坚持经方思维的纯正经方家很少,如范忠林、曹颖甫、吴佩衡、胡希恕等可谓纯正的经方家。只有真正领略经方思维,从方证药证入手,久而久之才能更正确、更深刻地认识经方、运用经方,最终在临床上达到操纵自在、左右逢源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