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受家父影响，我一直对经方有着浓厚的兴趣。记得《伤寒论》成绩在各门功课中得分最高。我的头两篇习作分别是“关于《伤寒论》第七中‘阴阳’的理解”及“表里兼证纵横谈”。那时除了教材外，还阅读《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方运用法》《临床应用汉方处方解说》等书。

1989年毕业，初分在乡卫生院。刚去就遇一重症消化道出血患者，此前在县医院就治无效，后因经济困难放弃住院治疗。此时天气尚热，患者却覆棉被，神疲倦卧，气息奄奄，吐血紫暗，舌淡脉弱。投以 黄土汤加味，两剂血止，第三天即起床到户外活动，在当地传为佳话。1991年有一病人发热咳嗽，查为肺炎，西医同仁予以输液治疗，但每输液时即大汗淋漓，投 麻杏石甘汤1剂热退汗止。随后调中医院工作。

1993年一肾病综合征患者，全身浮肿，阴囊肿如茶壶，使用大剂量呋塞米（速尿），小便仍很少。无奈之下用 麻黄汤合五苓散1剂，全身大汗淋漓，小便通畅，浮肿全消。当时于经方偶有治验，大多数还是用时方，经方的使用率较低，这与熟练程度有限，对很多经方难以领会有关。那时学习很用功，读的书比较杂，这样一来收获虽大了，而困惑亦随之倍增。除了历代医家某些观点的对立矛盾外，更多的是对中医临床思维的不同产生困惑。

当时我注重专方专病，对一些常见病，花了很大的精力，努力搜寻各种资料，拟定成方，自以为很完备，然用之临床得失参半。有些病自觉辨证很准，用方很贴切，为何没有疗效？尝见张锡纯先生治消渴拟定玉液汤及滋粹饮，其组方立意可谓尽善尽美，而其后所附医案却不用二方。为此我困惑了很长时间，后来才慢慢领悟过来。再好的专方均有其适应证与局限性，病情是复杂多变的，当随病情变化选方谴药，不可执方疗病。故医圣有“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及“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等训诫。从此我对专病专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通过读不同时代、不同流派医家的医案，可以体会到中医临床思维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经方家的临床思维有着某种超然的特性，对疾病的观察，对症状的取舍及选方用药均不同，且疗效卓著。如《名医类案》载：陶节庵治一咯血病人，前医用犀角地黄汤服之反剧，陶切其脉浮紧，用麻黄汤一剂汗出而愈。多年来我一直努力追寻这种具有超然境界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