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选题依据

1.1.1 研究背景

截至2017年3月4日，全球有3,696,238,430个网民。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规模也在不断跨越式地发展。2000年2月，中国网民只有890万，而到2011年9月底，“中国互联网用户已突破5亿，互联网普及率接近40%”。2017年8月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该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截至2017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较2016年底增加2830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由2016年底的95. 1%提升至96.3%，手机上网比例持续提升。

互联网的发展引发了大量有关网络社会的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的曼纽尔·卡斯特所撰写的《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和《千年终结》。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卡斯特从全球视角分析了信息技术革命对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影响。他认为，“网络在信息时代社会里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它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展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在网络社会里，由于信息与沟通主要借助多样化的综合性媒体系统，政治逐渐在媒体空间中表现。领袖权被人格化了，而创造形象就是创造权力……政治必须架构在以电子为基础的媒体语言中，这个事实对政治过程、政治行为者与政治制度的特性、组织和目标都有深刻影响”。卡斯特的分析显示了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是如何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一道共同形塑当今这个社会的。

在互联网影响政治的各种形式中，政治参与是其中重要一环。在西方社会里，政治参与有多种形式，从投票选举代表，到参与政治团体，甚至参与合法或非法的示威，加入这些政治参与的人们总是希望他们的行动能对政府的政策产生影响。同时，政治参与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非常之重要，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会随着利益的分化而增长，如果其政治体系无法给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不稳定”，亨廷顿的观点是，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不相匹配，那么过度的政治参与将会带来政治的不稳，政治参与的缺乏则会导致现实矛盾被不断掩盖，最终导致社会的停滞甚至孕育更深的矛盾。

在我国，政治参与也已成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对政治参与的研究包含方方面面，有研究政治参与对社会的影响的，也有研究是什么因素影响政治参与的。在传统社会里，政治参与多和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兴趣、政治态度等相关，而随着互联网的逐渐发展，首先，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质量提供了廉价、快捷的渠道。其次，互联网拥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质，其互为主体性、跨地域性、去中心化和去时间性等特质造就了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独特影响。这种影响改变了传统科层制政府的运行模式。传统政府运行模式中各层级之间信息的交流沟通是以直线方式进行的，但是在互联网背景下，信息的传递是呈网络状的，并且呈现出去中心化，传统政府直线型的信息沟通方式正在被网络所取代。最后，互联网导致传统议程设置模式的变迁，网民不再是单向地、被动地接受信息的受众，而常常主动地利用互联网发布自己的信息，制造强大的网络舆论，这对政府处置网络突发事件甚至舆论引导能力形成巨大的压力。因此，互联网也影响着政治参与的状况与发展，而互联网的功能及经由它传播的信息是如何影响政治参与的也因此成为政治参与研究的新课题。

1.1.2 文献综述

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涉及互联网使用对现实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具体可分为互联网使用与现实政治参与的关系、网络政治参与和现实政治参与的关系，以及网络政治参与三个方面，因此相关文献综述也沿着这些方面展开。

一、互联网使用与现实政治参与的关系研究

（一）国外的研究

在互联网使用与现实政治参与的关系的相关研究上，国外研究有以下三种观点：

其一，认为互联网使用会减少现实政治参与。这类研究多处于互联网发展的早期，认为互联网同其他媒介一样主要用于娱乐，使现实社会交往时间减少，最终导致现实社会网络的削弱或损害，以及现实社会活动参与度的降低。

其二，认为互联网使用与现实政治参与无关。这类研究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如互联网使用时间等，与现实政治参与无关。有学者从互联网使用的信息对现实政治参与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有效的政治信息尚不一定能促进现实政治参与行为，无效的政治信息就更不能促进现实政治参与。互联网信息对现实政治参与的无效性主要体现在：一是互联网时代政治信息爆炸，造成人们失去耐心；二是网络上低门槛的无效政治讨论、不需要专业知识储备的随意评论，带来政治知识扩散有效性的降低。来自美国东北部城市的数据分析表明，在线论坛的跟帖讨论往往是各说各话，支离破碎，难以形成有效的意见协商。

其三，认为互联网使用会增加现实政治参与。这是目前多数研究者持有的观点。在有关互联网使用增加现实政治参与的研究中，又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增加现实政治参与只发生在那些原来就对政治参与感兴趣的人当中；另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的使用也能促进原来对政治参与不感兴趣的人进行政治参与，互联网海量的、多元的信息，新的表达渠道等，都有可能促进那些原来对政治参与不感兴趣的人进行政治参与。

这几种观点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因为互联网使用本身存在发展变化。此外，对互联网使用的分析角度不同也会带来观点的差别，如将互联网使用细化为互联网使用时间、互联网使用经验、互联网使用工具、互联网使用方式等。

（二）国内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互联网使用与现实政治参与的关系的研究，大多聚集在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上。例如：黄荣贵和桂勇的研究发现互联网有利于集体抗争；郑风天等发现互联网能促进群体性事件的扩散；陈云松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2006进行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可以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这些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的互联网使用直接促进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但是其中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例如，有观点认为互联网使用对现实政治参与的影响是通过中间变量而发生的，如王衡和季程远基于1953名网民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目的和信息偏好会影响网民政治态度，进而影响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因而互联网本身并不必然具有“反体制性”。

二、网络政治参与和现实政治参与的关系和影响研究

（一）国外的研究

国外很多研究认为网络政治参与和现实政治参与是正相关的。例如，Wellman等人发现，网络互动对人们的面对面交流以及电话交流起到了补充作用，最终导致人们自愿形成团体，进行政治参与，因此网络政治参与和现实政治参与是正面相关的。还有学者指出网络政治活动可以视作对现实政治参与的重要和重大的预测因素。

网络政治参与和现实政治参与的正相关基于渠道互补理论（Channel Complementarily）。该理论认为人们虽然使用不同的渠道来获取信息，但是目的是相似的、互补的。例如，获取一定范围的网络信息的人，也会更容易在现实媒介中获取范围相同或相似的信息，也就是说，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的人们，也更容易进行现实政治参与。该理论从选择性接触理论（Selective Exposure）和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发展而来。选择性接触理论指出，受众对媒介的接触具有很强的选择性，他们往往从自己原有的意见、观点和兴趣出发，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传媒及内容；同时，受众会更加倾向于接触与自己原有态度较为一致的信息，而尽量回避那些与己见不合的信息。因此，受众消费的媒介信息内容符合受众本来就有的立场预设，而这些信息反过来又加强了他们的立场预设。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使用媒介是为了满足其已有的传播目的，媒介的选择是通过受众的意向性，即通过受众的期望和需要来实现的。在选择性接触理论和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基础上，渠道互补理论认为，受众在使用某一媒介渠道来实现某一功能后，也会使用其他的媒介渠道来实现同一功能。例如，对政治感兴趣的受众，会更多地读政治方面的报纸新闻，看政治方面的电视新闻，听政治方面的广播新闻，浏览政治方面的网站。由于网络政治参与和现实政治参与在功能上高度相似，因此，倾向于网络政治参与的人，也会倾向于现实政治参与。

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发展，相关研究也开始探索社交媒体对网络政治参与和现实政治参与的影响，不过得出的结论差异很大。部分研究关注社交媒体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动员作用，强调其独特的贡献；部分研究则批判这种乐观观点，强调社交媒体并不会导致现实政治参与；更有研究者指出社交媒体只会导致懒汉主义，即社交媒体仅实现短暂的自我满足，而对实际的政治参与过程很少产生影响。有研究者从使用与满足理论出发，在2012年韩国总统竞选中，对1230名被访者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中的信息使用与网络和现实政治参与中的表达参与正相关，而与集体政治参与无关；社交媒体中的社会交往仅与网络政治参与中的表达参与正相关，社交媒体中的娱乐使用则与网络政治参与中的表达参与和集体政治参与都呈负相关；政治效能感在社交媒体中的社交使用对网络和现实政治参与的表达参与起到调节变量的作用。这一研究显示，社交媒体的政治影响主要局限在表达参与中，而其影响又受制于用户的政治效能。

在使用方法上，国外的这类研究最常使用的方法是调查法，包括RDD调查（Random Digit Dialing，电话号码随机生成）、网络调查及其他调查。Boulianne的一篇对互联网使用和政治参与进行元分析研究的论文指出，在38篇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中，有21篇使用RDD的样本调查，8篇使用网络调查，7篇使用分布式数据库的DDB生活方式的调查（DDB Life Style Study）。需要指出的是，国外有关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这些研究采用实证方法，对互联网使用的相关变量及政治参与的相关变量分不同时期、不同规模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无疑能够对中国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的研究起到很大的启发作用，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数据和结论不能直接套用于中国国情，这是因为：（1）政治参与的特点不同。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大多是民主选举制，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制度的不同使得政治参与的形式有很大的差异，例如，西方的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特征在于能够进行竞争性选举，这与中国目前的情况不同。（2）互联网使用的情况也有一定的差异。西方国家的互联网使用在信息浏览上是较少限制的，但是中国的互联网在防火墙技术之下，有一部分信息根据中国国家法律和相关机构的规定是被屏蔽起来，不能访问的。

（二）国内的研究

国内的研究有从定性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例如，杨国斌将舆论形式与舆论实践链接到中国的网络空间来进行研究，把中国网络看作集合创意、草根社区、冲突和控制的竞技场。杨国斌的研究将网络政治参与都看作网络抗争，这过于泛化政治参与活动，实际上网络政治参与有诸如公民建议、参政议政等诸多表现形式。也有研究从定量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例如，潘忠党等（2012）通过对我国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调查，发现了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因素。潘忠党和郑兼文通过对一个全国调查样本中获得的7个主要城市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除了资源占有和心理条件的变量外，社会网络和互联网使用的变量与城市居民政治参与、表达参与都高度相关。还有研究将定量与定性结合起来，如周葆华以厦门PX项目事件为案例，进行实证调查与质化访谈，发现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以政治讨论这一“话语参与”方式为主，网络参与亦上升为重要渠道，而体制型参与的比例较低。

此外，相关研究者指出，互联网既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也可能成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如周巍、申永丰指出：首先，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联系政治系统及社会的桥梁，拓展了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途径；其次，互联网较少受到政治控制，通过互联网参与非制度化政治行动的成本与风险比较低，这些特征有利于提高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能力；再次，互联网的开放性、自由平等性以及网络言论的多元性等特征有利于提高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博客、维客、播客等在线平台都成为网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可以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范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扩大。这些研究则反映出相关研究者对互联网影响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关注。

三、网络政治参与研究

（一）国外的研究

在早期的研究中，国外学者们主要关注宏观层面的概念阐释，提出了不少假说。如宾伯（Bruce Bimber）的《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一书，深入探讨了互联网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近来的研究更多地关注社会运动、集体抗争，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Larry Diamond将互联网、移动电话称为“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认为它们使公民能够表达意见、发动抗议活动，并拓展了自由的范围。Garrett将互联网对抗争的影响分为三种类型，即“互联网作为动员结构”“互联网作为政治机会”以及“互联网作为框架化工具”。

在实证研究方面，Solop认为，数字民主指将互联网技术引入政府运行和民主制度中，例如通过互联网公开政府信息、进行网络政治动员和电子投票等。他研究了美国首次全州范围内的网络投票，即2000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初选，发现网络投票致使投票人数激增（增幅明显超出其他州），并且相对于其他投票者而言，网络投票者更具政治效能感。Norris将那些有关“互联网如何影响政治参与”的观点分为两类：一是动员论，认为互联网的使用会导致新的政治行动主义；二是强化论，认为互联网将强化（而非转变）既有的政治参与模式。在考察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数据的基础上，Norris提出了强化的总体模式，即基于互联网的政治行动者常常是那些兴趣强烈、信息掌握充分和经常参加各种选举活动的公民。Norris发现，互联网并没有将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者卷入。Bimber通过研究1996—1999年美国互联网使用数据却发现，使用互联网对投票参与没有影响，接触互联网和网上政治信息只能增加公民政治捐赠的可能性，而这属于政治动员功能。而Tolbert和McNeal通过调查数据和多变量分析研究1996年和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发现，即使是控制了社会经济变量、政党身份、态度、传统媒介使用和所属州变量，结果仍是使用互联网和接触选举信息的人更愿意去投票。Shah等人则发现，使用互联网与人际信任、公民参与和政治满意度正相关。Weber和Bergman发现那些使用电子邮件和聊天室的人更愿意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Kimmo在研究中发现，25～34岁的人借助网络媒介获取政治信息更为普遍，而且公众通过网络搜寻政治信息的行为与其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也有学者发现18～24岁的年轻人更倾向于通过网络搜寻政治信息并与政治官员联系。在此基础上Michael Xenos和Patricia Moy指出，年轻、受教育程度高、收入高的人更倾向于在网络上接触政治信息，而性别对网络政治信息接触的影响并不显著。即使如此，关于性别和收入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仍存在争议。有学者发现男性更倾向于网络政治参与，也有学者根据其研究指出女性网络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更高。至于收入方面，Brian S.Krueger根据研究得出结论：家庭收入的增加事实上会减少公众参与在线政治活动的可能性，低收入群体更趋向于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参与政治讨论。具体到网络政治动员，Josh Pasek等人则指出，社会经济身份指标与在线政治动员呈现弱相关，其中收入、性别、种族和受教育程度并不能据以预测公众是否接收政治组织的在线邮件。

最近的研究也有分析网络政治参与的消极影响的，例如，英国学者Aeron Davis概括了网络对政治参与的负向效应：网络的功能丰富，致使公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网络上的个体偏好整合困难，阻碍了公共协商和公益目标的达成；网络孕育了数字鸿沟，加上利益集团对网络的信息集权与话语垄断，以及政府关注网络服务供给而忽视与公众的网络协商等，致使网络政治参与的代表性难以保障。

（二）国内的研究

国内学者的研究很多属于思辨的研究。如赵春丽所著的《网络民主发展研究》认为：网络具有民主的潜质，网络民主能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网络民主能够增进政治参与；另一方面，二者也存在着冲突，具体表现为“存在网民做主与人民做主的矛盾，自由至上与民主集中的紧张，传播无序与稳定发展的冲突，文化多元与效益意识形态的矛盾”等。严冬通过对2009—2013年的“网上两会”进行分析，发现“网上两会”是应运而生并成为中国独有的网络民主实践形式的。“网上两会”不是投票选举、提案和民主决策，而是民众通过网络监督政府行为，试图对政府决策形成一种导向。网络民主不能独立成为一种民主模式，仅是对现行民主模式的一种补充和完善。有学者则认为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一种社会行动，本质上源于现实文化语境中的社会冲突。

在有关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中，也有一些专门针对特定群体的研究。例如，曹雅丽研究网络时代中国青年政治参与的状况，指出把握其宏观发展方向和微观特征表象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宋争辉指出网络的发展对大学生的政治参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王雁等通过对浙江省高校近500名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现状进行调查，发现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及其政治社会化的真正内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信念型动机与利益型动机是目前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两大主要动机，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政治参与的“缺位”问题，但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尚待进一步培育。

1.1.3 本书研究的问题

总的来说，国外研究过多关注现实政治参与与网络政治参与的互动，而没有分析在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之间，互联网究竟产生什么影响。国内研究把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局限于网络政治参与，而没有考虑现实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研究多集中于网络政治参与，从集体行动、抗争理论的角度探索网络政治参与中的场域和社会动员问题，这些研究多从公共舆论的角度去研究网络政治参与。这些研究都有局限性。事实上，网络政治参与和现实政治参与的互动、互联网在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应该分门别类进行分析。为此，本书研究的问题是：不同的互联网使用是如何影响政治参与的？互联网使用是如何影响中国公民的现实政治参与的？互联网使用是如何影响中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的？互联网使用在具体的、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中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1.4 本书的意义

本书的理论意义是分析互联网使用如何与其他变量共同影响政治参与，并构建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影响的理论模型；探索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受互联网影响的途径有何异同，其原因究竟是什么。

通过分析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现实的意义是探索如何规范网络政治参与，如何扩大中国公民的有序的政治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