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进一步的讨论：与城市数据的比较

3.4.1 农村与城市政治参与情况

比较农村与城市政治参与情况，得出表3-7：

表3-7显示，在中国的政治参与中，投票选举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选举政治参与的比率都要远高于其他政治参与的比率。在农村的村委会选举中，在干部要求下才去的和自发去的投票占比总和是67.70%（39.30%+28.40%），而参与地方人大选举的占比总和也有39.00%（23.10%+16.00%）；在城市的居委会选举中，在干部要求下才去的和自发去的的投票占比总和是27.00%（18.30%+8.70%），而参与地方人大选举的占比总和也有30.40%（21.80%+8.60%）。

这些比例都远高于抗争性政治参与的比例。在农村，参加过抗争性政治的占比总和是1.90%（1.40%+0.40%+0.10%）；在城市，参加过抗争性政治的占比总和是4.00%（3.20%+0.70%+0.10%）。这表明，作为一种付出成本较少的政治参与，投票选举具有广泛的参与率。

另外，农村的选举政治参与比例，尤其是在村（居）委会选举中，远远高于城市的选举政治参与比例，农村为67.70%，而城市为27.00%，即使仅算自发的投票，农村（28.40%）也远高于城市（8.70%）。这是因为，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广大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社区行政村管理者的村委会是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中国农村的村委会选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具有一定竞争性的选举，从而成为村民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

表3-7显示，在对村（居）委会工作的关注中，农村中对村委会工作的关注度明显高于城市中对居委会工作的关注度。城市居民对居委会选举、地方人大选举、居委会工作和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都不如农村居民。这是因为城市居民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十分有限；基层的人大制度也有待完善，如民主和平等的选举原则有待深入贯彻，选民不便对代表进行有效监督等。

在抗争性政治参与中，城市却远优于农村，胡荣根据2005年在福建省厦门市的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对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分析发现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由维权抗争因子、利益表达因子和选举参与因子构成，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日益多元化，在个人政治接触仍然起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政治参与方式。

3.4.2 农村与城市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

一、农村与城市选举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分析农村与城市选举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得出表3-8：

在农村的选举政治参与中，社会资本中的乡亲信任因子对其有正面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在乡土中国，对乡亲信任和认同能够促使农民更多地参与选举事务。在以往研究中，胡荣根据2001年在福建省寿宁和厦门的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对村民参与村级选举的影响。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年龄、是否是党员和村干部等因素对村民的选举政治参与有重要影响；在社会资本的各因素中，只有社团因子和社区认同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起着积极作用，而社会信任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并无显著影响。胡荣的研究也表明对乡亲信任和认同能够促使农民更多地参与选举事务。

本章的分析显示，在城市的选举政治参与中，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因子和互惠因子起重要的正面显著作用。在社会网络因子方面，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理论认为，真正决定社会运动的不是社会的不满，而是所能动员的资源。相关的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的动员过程中，社会网络对个人参与社会运动有影响。

在农村的选举政治参与里，看电视时间、阅读报刊时间对其有正面影响，而浏览互联网时间对其有负面影响，对于时事新闻的关注对其起正面作用；而在城市的选举政治参与里，看电视时间和对时事新闻的关注起正面作用。这说明媒介使用的新闻接触对城市居民和农村村民的影响一样，而媒介使用的接触时间的影响则不同。

二、农村与城市政治事务关注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政治事务的关注除投票选举以外还包括其他政治活动。由于本章数据的局限，我们仅能找到对村（居）委会工作的关注或对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作为政治事务关注的表现，得出表3-9：

与农村的选举政治参与一样，乡亲信任因子和一般人信任因子，以及社会网络因子和互惠因子对农村的政治事务关注起正面作用，看电视时间、阅读报刊时间、对时事新闻的关注也对其起正面作用，而唯有浏览互联网时间对农村的政治事务关注有负面显著影响；而城市的政治事务关注的影响因子仅有社会网络因子、互惠因子和对时事新闻的关注。

三、农村与城市的抗争性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抗争性政治参与中，农村与城市的状况、影响因素有很大不同，参见表3-10：

表3-10显示，在农村的抗争性政治参与中，社会资本中的朋友信任因子越高，就越容易参与政治抗争，另外浏览互联网时间越多，也越容易参与政治抗争；而在城市中，社会网络因子和媒介使用的新闻接触则对其起正面显著作用，而互惠因子起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