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Entre”的存在，“Être”的之间

既然我已经说到“存在”，而这似乎很可以是法语“être”的某种汉语翻译，所以我现在可能就得解释一下了。我以上之所以不翻译朱利安所使用并且强调的两个法语词，尤其是“être”，是因为这个法语词，或这个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方便地译入其他印欧语言的西方形而上学“概念”（当然，这里的引号是因为我们知道，海德格尔说过“Sein”〔或“être”，或“to be/being”〕并不是一个概念），在朱利安对“间”或“之间”的讨论中非常重要，而汉语中却其实仍然没有这两个拉丁语族的法语词——两个印欧语词——的完全满意的翻译（但我这里只是谨慎地说“没有完全满意的汉语翻译”，而朱利安则大胆断言“中文没有这个字”。认定一种语言里有或没有另一种语言里的某个词，这个“有”或“没有”究竟能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才能决定这个“有”或“没有”？我以下还要回到这一问题上来）。为了将“之间”做成一个概念或一个工具，朱利安需要这个重要的、他在自己关于“之间”的论述中须臾不能离开的“être”，这个某种意义上的希腊—欧洲哲学“第一词”，以便可以说“之间”是（est）什么，从而就可以接着说“之间”不是什么了。而他最终要说的是，“之间”不是一个什么，亦即，不“是”任何什么，或什么都“不是”。而这也就是说，否定“之间”有任何“être”。这样，他就可以把自己要推进的那个据说可以逃离西方形而上学的“entre”与据说只关心“être”的西方形而上学对立起来了。

我们看到为什么欧洲哲学未能关注“之间”：之间必须——或者也可以说它命该如此（fatalité）——避免存有（l'Etre）问题，而这个问题，自古希腊到现在，乃是哲学据以立论的根基。因为“之间”没有定义，而定义制造“存有”（fait «être»），所以“之间”避免了本性与属性问题（la question du propre et de la propriété）；结果是，之间是那个逃离了“有关存有的论说”——即本体论——之掌握的。我说：“之间是那个”（l'entre est ce qui），但是正因它逃离，“之间”并不是一个实体的（substantiel）和表示作为实体存在的名词的（substantif）“那个”，“那个”已经是属于本体论的。“之间”没有“己身”（en-soi），无法靠自己（par soi）存在；说实在的，“之间”并非“是”（l'«entre» n'«est» pas）。

就我们目前讨论中所关注的“être”而言，这段汉语译文的问题首先在于：没有译出引文第一句话中那个关键的“est”，那个作为动词“être”之变格的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动词。这样，以上所引之文后面的话在文义上也跟前面的不搭界了。所以，让我还是把朱利安的法语原文也引在下面，然后再来讨论。

Car on voit pourquoi, de l' «entre», la philosophie européenne n'a pu s'occuper: l'entre est ce qui, par nécessité - ou disons aussi bien fatalité - échappe à la question de l'Être, celle à partir de laquelle s'est articulée, depuis les Grecs, la philosophie. Parce que l' «entre» échappe à la détermination, elle qui fait «être», à la question du propre et de la propriété, l'entre est par conséquent ce qui se dérobe à la prise du «discours sur l'être», autrement dit l'ontologie. Je dis: «l'entre est ce qui», mais justement, l' «entre» n'est pas un «ce qui», substantiel et substantif, qui déjà est ontologique. L' «entre» n'a pas d' «en-soi», ne peut exister par soi ;à proprement parler, l' «entre» n' «est» pas.

如果我也来试译以上法语引文第一个冒号之后的话，可能会是这样的：“之间是（est）那（ce）必然——我们也可以说，注定——逃离了关于Être之问题者（qui）。”或者，考虑到在汉语中现在已经有人主张并试行以“是”来翻译大写的“Être”或“Being”或“Sein”，我们这里甚至也可以这样翻译：“之间是（est）那必然——我们也可以说，注定——逃离了关于是（Être）之问题者。”正因为朱利安先说了“‘之间’是那……者”，并非常自觉地意识到这里有个对他来说绕不开的“Être”的问题，所以他随后才要说，“我说：‘之间是那……者’，但准确地说，‘之间’并不是一个实体性的、（表示实体的）名词性的‘那……者’。”当然，“之间”似乎确实不是一个“实体性”的“那……者”。然而，当他说“‘之间’不是‘那……者’”的时候，或当他说“之间是（est）那必然或注定逃离了关于是（Être）之问题者”的时候，朱利安在多大程度上知道，就在他的这些肯定“之间”逃离了关于是之问题的语句中，“之间”其实不仅未能逃离，而且仍在是（Être）（或存在，或本体论）的掌握之中呢？

在我们以上所引的这段话的最后，面对着汉语翻译中这个十分麻烦的但又避不开的“est/être”，朱利安的译者则竟至于“让”他在汉语中说出以下这样的“似是而非”之语：“‘之间’并非‘是’”（l'«entre» n'«est» pas）。这话朱利安自己懂吗？我想他也许是懂的，因为无论他觉得这句话译得如何，他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原文。但我们，试图在汉语中倾听或阅读他的我们，希望在汉语中理解他的我们，懂吗？朱利安不是一开始就在说“之间”是（est）什么和不是（n'est pas）什么吗？那么，我们需要用一个“什么”来把这句不通的汉语补足为“‘之间’并非‘是’什么”吗？当然，说“不通”有点苛刻了，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在汉语中被“非”否定的“是”视为名词，就像“树”或“兔子”，那么这句话在汉语语法上是说得过去的：“之间非是”；“之间”不是“是”。但这却并不是朱利安原话的原意。而且，这句汉语在意义上又怎么说呢？什么是这个“是”，“之间”所不是的这个是？这个“是”是什么？“存有”？“存在”？因此：“之间”不是“是”＝“之间”不是“存在”？但是，这个等号也是不可能的。在汉语里，我们不能说“之间不是存在”，而只能说“之间不存在”。而根据朱利安的原文，“l'«entre» n' «est» pas”，这也正是朱利安要表达的意思的一种可能的翻译。当然，也还有另一种不太可能——不太可能被立即认可——的可能，一种更大胆的可能，一种迫使汉语接受新的可能性的可能：“之间”不是。重读这个“是”字！但既然是这样，当朱利安说“之间”是（est）什么或不是（n'est pas）什么的时候，当他最后说“之间”不存在或“之间”不是（n'est pas）的时候，亦即，当他无论是在系词意义上还是在完全动词的意义上使用“est/être”的时候，他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难道那使说“之间”是什么/不是什么或“之间”存在/不存在成为可能的不首先正是这个多义多用或至少两义两用的“est/être”吗？没有这个词，没有这个词所表示的意义，我们还有可能去想象“之间”的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存在或不存在吗？还有可能想象任何东西的是或不是、存在或不存在吗？而这也就是问，我们还能想象和理解任何“什么”吗？还能有任何“什么”吗？当朱利安这样描述“之间”的时候，无论他关于“那……者”实际上说的是什么，也无论他如何谨慎地“随说随扫”，他不是都已经设定了“之间”的某种être了吗？L'être de l'entre;l'entre de l'être！或者：之间的存在；存在的之间。或者，用我自己喜欢的话说：间之有；有之间。无论怎么说，我们逃离得了“être”吗？而如果是这样的话，朱利安是否知道自己以及他所心爱的“之间”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在“être”和他所说的“ontologie naïve”—— “关于être的话语”（discours sur l'être）——的牢固掌握之中呢？而我们又应该如何来评断朱利安所断言的“中文里没有‘être’这个词”呢？

当然，说我们无法从“être”逃离并不就意味着我们只能向之臣服，就好像“être”乃是至高无上的统治力量一样。问题不在于以某种被相信为可以没有任何“être”的“之间”来对立于“être”，而在于如何提出和思考“之间”的“être”，以及“être”的“之间”，并将之问题化。而且，我们需要考虑它们如何跨越语言—思想—文化的边界。实际上，当海德格尔在“Sein”（Être, Being）与“Seiendes”（être/etant, being/entity）之间做出所谓“本体论或存在论的区别”（the ontico-ontological difference）之时，当他说“Sein”（海德格尔的汉语译者译成“存在”）不是任何“Seiendes”（“存在者”）之时，他已经在“Sein/Être/Being”之上打了叉，已经在说“它（们）什么都不是”了。如果我敢于在此冒没有篇幅进行必要论证之险的话，我就会说，我理解的海德格尔所说的“Sein/Être/Being”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正是“存在之‘间’”，亦即，万物之“间”，或万有之“间”。因此，朱利安关于“之间”的论述并没有逃离Être。关于Être的问题或关于存在/是的问题需要首先从产生它们的欧洲哲学内部进行讨论和解构。否则，在天真地相信有些东西——例如，“之间”——可以“不是东西”的时候，亦即，在相信有些“不是东西的‘东西’”可以逃离关于Être的问题——或逃离形而上学——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其实仍然在这一问题的范围之中。

正是出于对于“être”问题的必要的哲学谨慎，我也不敢说——不敢像朱利安的汉语译者“让”朱利安在汉语中所说的那样说——以下这样的话：“‘之间’总是没有‘己身’，没有存有或本性”（il n'a toujours pas d'«en-soi», d'être ou de nature proper．代词“il”此处指其前文提到的“之间”）。之所以不敢说“之间—没有—存有”这样的话，首先并不是因为不同意朱利安对“之间”的特性的看法（无论我对此有多少保留），而是因为译者所用的“存—有”的“有”字为我们引入了新的问题，一个更与汉语思想有关的问题。“没—有—存—有”中的每一个词其实都首先需要在汉语语境并在跨文化哲学语境中加以详尽的哲学审察，从老子的“有生于无”和“有无相生”开始，直到近来汉语学术界关于“être”的几种译法——“是”、“（存）在”、“（存）有”——的讨论。一旦只是人云亦云地以“存有”来翻译朱利安说的这个“être”，这个他认为在汉语中并不存在，因而也不可翻译的“être”，一旦我们说——亦即，在汉语中非常勉强地翻译朱利安的说法“il n'a...pas... d'être”——“‘之间’没有存有”，我们其实就已经肯定了“之间”有某种“存有”，并且已经肯定了作为“être”之某种汉语翻译的“存有”的战无不胜的力量了。

以“存有”来翻译“être”其实是当今汉语思想中的一个“未思”，或一个尚未被充分提出和思考的问题。这一问题也会反作用于思考和讨论中国思想的朱利安。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存—有”？不是问事物或我们为什么存/有，而是问为什么说“存—有”，为什么要通过在“有”前面加“存”或在“存”后面添“有”来翻译“être”，并进而反过来又以此“存有”来解说中国思想。当人们这样说的时候，“存”与“有”在汉语中的不同的哲学意义被分析过吗？“存”与“有”的合成一词所包含的问题以及其悖谬之处被思考过吗？仅就我们目前所讨论的朱利安的“之间”而试举一例。在汉语中朱利安也许可以说——很合法地说：欧洲哲学与中国思想必然有“间”，或必然会让彼此相互有“间”，但此“间”却并不存/在于任何一处，因而此“间”是“无处”，“非处”。因此，“间”可以“有”而不“在”，或“有”而不“存”。而当朱利安需要在汉语中说出自己的思想或让自己的思想被说出之时，这些汉语中的合法的可能性还不应该引起他的考虑吗？

因为，在其法语原文中，朱利安是凭着这一特定语言所提供给他的特定的表述的可能性——他所谓“资源”（ressource）——才使自己避免了他的这一表述在其目前的汉语翻译中所出现的同一词汇在同一语句中的重复。借助于被他的汉语译者译为“有”的“avoir”与译为“存有”的“être”之间的那个其实首先应该加以考虑和分析的区别，朱利安就可以说某种东西（例如他所说的那个“之间”）“avoir l'être”，或“n'avoir pas d'être”了，而却没有去留意和操心于这个其实应该让我们非常留意和操心的“avoir”与“être”之间的复杂哲学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在不同语言—思想—哲学中翻译自己或被翻译。因为，例如，尽管汉语中没有“être”的满意翻译，但汉语的“有”却可以翻译“avoir”而有余，因为相对于印欧语言之明确区分“avoir”与“être”这两个基本动词的意义和功能，汉语中“有”字却一身二任，既可以表示所有、占有，也可以表示“être”意义上的存在。而且此“有”既可以用为动词，也可以用为名词。这就是为什么庄子可以在古汉语中说“有有也者”（《庄子·齐物论》），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存在”、“存有”这两个译法在当代中国学术界流行以前，单独一个“有”字曾被用来翻译“être ”。因此，在汉语中，“‘之间’没有存有”这一翻译又很可以再被翻译为“‘之间’没有有”（相对于语际翻译，雅克布逊〔Jacobson〕也许会将此分类为“语内翻译”）。当然，既然“存在”也是“être ”的一个流行译法，我们似乎也可以用“‘之间’没有存在”这样的译法来避免“有”字在同一汉语句子中的重复。但即使这样，所谓“……没有存在”或“……有存在”在汉语中又究竟能意味着什么呢？这么说就好像“存在”只是事物——此处的“事物”说的当然是“之间”，但朱利安当然会说“之间”并非事物，“不是一个东西”——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属性”一样。朱利安能允许自己无论是在法语中还是在汉语中这么说吗？他这么说的时候，难道已经忘记了欧洲传统中关于“être ”是否为上帝的属性，或——让我们把说法扭得离以上的讨论更近一点——上帝是否“有存在”的经典讨论了吗？他这么说的时候，难道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天真地绕过或不管——例如——康德反驳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或存在论证明时所做的关于“est/ être”不是一个谓词（predicate）的哲学论证了吗？

因此，不论朱利安应该如何首先在欧洲哲学内部来对付这些无法回避的形而上学基本问题（这就是我们在后文将要讨论的能否从外部解构的问题），暂且先仅就汉语中的问题而言，如果朱利安需要在汉语中翻译自己的思想，或让自己的思想被翻译到汉语中来，而这应该是他所需要的，因为他也是在为汉语读者写作，那么用来翻译“avoir”的“有”与用来翻译“être”的“存有”（这其实是通过牟宗三而首先在台湾和香港的汉语学术界流行起来的哲学词汇）或“存在”（目前中国大陆学术界的通行译法）或“有”（如前所述，这是在“存在”流行起来以前对“être”或“being”或“Sein”的一种翻译）——当然还有汉语的“是”——之间在汉语中的意义区别与联系首先乃是需要详加分析的重要哲学问题，而不是能够仅凭确定某种译法就可以轻易忽视者，更不是以研究汉语思想为己之一任的朱利安可以不闻不问者（何乏笔〔Fabian Heubel〕公允地认为朱利安缺乏与当代中国思想的对话）。不然人们就会在汉语中说出——其实有许多人已经说出了并且仍在说着——像“有存有”或“没有存有”这样的其实包含着显而易见的但却似乎始终被人熟视无睹的“未思”之语来，而朱利安的思想——无论其在法语中的贡献和问题如何——在汉语中，亦即，在他的思想的汉语翻译中，就有可能会显得荒唐可笑。

以上所说并不是像朱利安认为的可以与思想或多或少地分开的语言问题。朱利安非常自信地说他“绝不假设‘语言决定思维’”，因为他认为“语言本身也是——或者说它首先就是——资源（ressource）。《圣经》中的巴别塔（Babel）不是诅咒，而是人类思想上的好运（chance）。就这么说吧，柏拉图探索开采希腊文的孕育力，他首先就从‘存有/存在’（être）这个动词着手，这个‘一切词语当中最小的’但也因它的生产力而是最大的——中文却没有这个字”。但如果汉语中没有——假如真的没有，完全没有——这个“être”，亦即，这个印欧语词所表示的意思，朱利安又如何让他的思想——让他的离开了这个“être”所表示的意思可能就无法表述的关于“之间”的思想——“翻译”到汉语之中来呢？如果语言只是资源，那么开采这一资源者就会身在语言之外，因为“语言是资源”之说假定了语言与说此语言者的相互外在的关系，就像矿藏与开采者的关系一样。但语言资源的开采者真能置身于语言之外吗？任何欲开采某一语言资源者首先都必须使用该语言所提供的资源，而这就意味着，任何欲开采语言资源者首先已经被语言——而语言总是这一或那一语言，某一特定语言——所开采。而语言其实远非仅仅只是诸多思想资源之中的一种资源而已。因为，只有已经身在一种语言之中，已经为这一语言所“开采”，才能开采这一语言，或者谈论、分析甚至批判、拒绝这一语言。这就是说，我们与语言的关系绝不是外在的。没有语言之外。我们必然始终都会在语言——某一语言——“之中”，而不可能只在语言——亦即，不同的语言——“之间”。

当然——当然！——我们也必然始终都会在语言之间，因为始终都有不同的语言，或语言的不同。问题只在于，我们的这个必然也会在不同语言——语言—思想—文化——之间的处境却又始终都只能在语言——这一或那一特定语言——之内被思考和谈论。如果谈论命运的话，那么无论幸或不幸，这都是我们的命运。即使我们要向语言——不是某一语言，而是全部语言——宣战，这一战争宣言也只能在某一语言之内宣布出来。而人们却常常忘了这一点。这就是我与朱利安在“之间”问题上的距离——或者，为了预示以下的讨论，让我们说，“间距”——所在：我并不是认为不可以谈论——在一种语言中谈论——作为“无处”、“非处”或“非地”的之间。相反，我们当然必须以最严格的方式、以最适于其“本性”或其“非本性”的方式来思考它。然而，这一思考，或这一思想操作，却必然不会是在“之间”，而只能是在“之内”——某个特定的“之内”——进行的。而此“之内”——对朱利安而言，法语；对我而言，汉语——则必然会对思想发挥着塑造性的作用，因为思想首先就活在这个或那个“之内”所提供的全部可能性之中。因此，当朱利安为了表明自己既不“汉化”也不从内部解构欧洲思想而宣称他“不留在任何一方”而只“在两者之间操作”的时候，当他说要让自己就只处于那个“并非任何一处”的“间”之内的时候，他在多大程度还记得自己在同一文章中谈到翻译时所明确地说过的，并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超出任何特定语言的（普遍）语言或超出翻译或对话双方的第三语言呢？他会如何调和二者呢？“翻译如果不是在原文与译文两种语言之间打开制造‘之间’的话，它是什么呢？译者既不停在此方也不留在彼方，他不再停留于任何一种语言里。〔但〕即使他在两种语言之间摇摆不定，他也不能依赖某一种超语言或者第三方语言（une méta- ou troisième langue），而越过前面那两种语言的差异去达成和解。他无法这么做，乃是因为犹如没有世界之外、超世界或后世界（au-delà du monde, de méta- ou d'arrière monde），语言同样也没有之外、超语言或后语言。”（卓立译文，“超语言”和“第三方语言”的黑体乃我所加。）的确，译者不可能依赖某种超出一切语言之上的语言（méta - langue），因为不可能有这样的语言。译者也不可能依赖超出译与所译双方的第三语言（不过这一问题比较复杂。试思“转译”的情况，例如牟宗三从英译本转译德语的康德）。对此我原则上当然同意。然而，朱利安所说的“翻译是在原文与译文两种语言之间打开—制造‘之间’”的话却令我费解。是两种语言之间“本来”并没有任何“间”吗？还是翻译——翻译（中）的困难——凸显了语言“之间”的那个“间”呢？而且，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译者并不“停留”在任何一种语言之中，但译者也并不——亦即，不可能——只停留在所有语言“之间”。译者始终只能往来于不同语言之“内”，而不可能只待在不同语言之“间”。因为，如果严格意义上的“间”，那不会被我们的想要超出彼此双方的欲望而化为“第三处”的间，那纯粹的、绝对的间，是不可栖身的。或者说，我们当然也可以选择就只待在这样的间“之内”。但既然纯粹的、绝对的间不可能有一个“内”，因而也不可能有一个“外”，所以这样的选择就将意味着，我们选择——如果这是一种选择的话——让自己无言无语，无影无踪，化而为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