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语和法语“之间”的“L'entre”

在一个主题是讨论思想对话——“说”一种语言的思想与“说”另一种语言的思想之间的对话，或汉语“之中”的思想与印欧语言“之中”的思想的对话——是否可能的会议上，最尊重这一主题——以及因这一主题而聚集一堂的与会者——的方式之一也许就是：试以一个实际的、面对面的思想对话——一个我们可能尚不知其是否可能的对话，一个其可能性仍有待于被探索、被考察的对话——来思考穿越语言边界的思想对话的可能性。而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以实际尝试一个这样的对话来证实和表明其可能性或不可能性，或某种处于二者“之间”者。

因此，我将让我——“母语”是汉语的我——的发言成为与此次会议的两位中心对话者之一——“母语”是法语的朱利安——的一个极其有限的对话。为此，我必须首先感谢朱利安提交给本次会议的文章《间距与之间》：一个首先将自己向他者敞开的坦率发言，一个在发言中将自身向他者暴露的理论话语，一个召唤着他者之回应和对话的思想召唤。

与他者的对话总是需要在这一或那一语言中发生。当然，莱维纳斯会认为，我对他者的原初回应必然是一种“无所说之说”（le Dire sans Dit），是一个发生于一切问题的提出和一切主题性对话的展开之前的原初“对话”，亦即，是我对他者的无条件的原始“应—承”，而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对话”也许是不必以任何特定语言（即所谓“自然语言”，如汉语、法语、英语等）为中介的。因为，我对他者做的任何一个姿态，我向他者发的任何一种声音，其实就已经是我在回应他者，在以某种方式向他者“说话”，或在与他者进行某种“对话”了。然而，尽管莱维纳斯此说有其深刻的哲学理由，但主题性的思想对话如欲发生，就需要发生在某一语言之内，即使在此对话——在我们目前这个意欲探讨思想对话之可能性的对话——中，双方或诸方所欲讨论的是那个可能并不存在于任何特定语言之内的“间”，亦即，不同的语言—思想—文化之“间”。然而，任何对于这样的可能不在特定语言—思想—文化之内者的谈论却都必然只能还是发生在某个特定语言—思想—文化之“内”。而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思想对话所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一个似乎只是任何真正问题之前的预备性问题。但这也很可能就是——以下我们将会看到——我们的思想对话所将要面对的全部问题：我们能否或如何就只待在不同的语言—思想—文化之“间”？而这也就是问，我们是否能从“外部”解构？解构任何特定的语言—思想—文化？

在还不能找到——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真能找到的话——这样一个可以让我们就只居于其中的“间”之前，为了与朱利安进行这样一个关于语言—思想—文化“之间”的对话，我就首先需要在某一特定语言中倾听或阅读他的思想。对我而言，在我们这一特定场合，那就是汉语。而阅读朱利安的被译为汉语的《间距与之间》时，除了欣赏、享受和羡慕他的出色论述，我感受最深的其实还是一个试图穿越语言边界——我们这里是法语和汉语的边界——的思想对话的困难，如果还不是这一思想对话的某种失败的话。因为，尽管朱利安所讨论的主题从某种意义说是一个并不属于任何特定语言—思想—文化的“间”，或是一个使任何特定的语言—思想—文化可以成为特定语言—思想—文化的无形无影之“间”（以上说“成为”是因为，如果没有语言—思想—文化之“间”，那就只会有一个没有区别的、浑然一体的语言—思想—文化，而这也就是说，那就还不会有任何语言—思想—文化），一个如朱利安所说的没有任何“l'être”或“essence”（允许我暂时先不翻译这两个在汉语中通常会被译为“存在”和“本质”的法语词）的“间”，一个据说让我们从此——如果我们有幸能够注意“它”和转向“它”的话——就可以不再谈论“l'être”或可以逃离“l'être”的“间”，但朱利安却仍是在“他的法语”（不过，我真敢或真能说“他的法语”吗？法语是他的吗？当然，我也同样会这样地问我自己：我真敢或真能说“我的汉语”或“汉语是我的”吗？此问题在我们目前的讨论中并非次要问题）中来谈论这一“之间”的（所以才可能会有“间”没有“l'être”或“间”可以逃离“l'être”——我们别忘了这首先是个法语中的词——之掌握的说法），尽管他强调说：“我不留在任何一方，我在两者之间操作”，“我将把自己定位在这个之间的‘无处’（«nulle part» de l'entre），也就是说，定位在这个‘非处’（l'«a-topie»）那种没有位子的‘之间’里。”这是朱利安的汉语译者卓立的译文。让我别在这里假装自己真的毫无困难地就读懂了朱利安的这些被译为汉语的话。为了理解它们，我需要时时对照我读起来同样困难但却似乎更容易理解的法语原文。这就是说，我必须时时来往于汉语和法语……我其实几乎马上就要用汉语的“之间”来补足我前面这句话了，因为在汉语中我们不是常说“来往于二者之间”吗？只要是“二者”就似乎总是会有某种“之间”，而“之间”也似乎总是会由某“二者”（或“数者”）所界定。因此，“之间”总是此二者或彼二者或任何特定数者之“间”。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不像朱利安所说的那样，“之间”也许并非“无处”或“非处”，至少并非总是“无处”或“非处”。二者（或数者）“之间”不仅总会有某种“间”或某些“间”（因为不然我们就甚至都还不可能有所谓“二者”，亦即，超出“一者”之外的“另一者”，或超出我之外的他/她），而且二者（或数者）“之间”还可以有某个第三者，例如我你之“间”可以有他/她，中国和法国之“间”还可以有其他国家，等等。

其实，朱利安自己也把他所说的这个“并非一处”或“不在任何地方”的“之间”首先想象和描述为某种空间：“但是间距把文化和思想分开，因而在它们之间打开了互相反思的空间，思考得以在其间开展。”（il ouvre, en séparant les cultures et les pensées, un espace de réfléxivité entre elles où se déploie la pensée.）“间距”与“之间”的语义关系我们下文再说。朱利安这么说“间距”的作用首先就意味着，（一）如果思考不可能在真空中展开，亦即，如果思考必然是某一语言内的思考，甚至就是此一语言本身的思考，那么这个被朱利安认为可以在文化和思想之“间”展开的思考，这个关于“间”的思考，就仍然必须占据某一语言，或让某一语言占据。因此，在文化和思想之“间”开展的思考仍然是在某种文化和思想——亦即，特定的文化和思想——之内的思考。（二）在（朱利安，或任何语言—思想主体）用“间距”把文化和思想分开以前，文化和思想是“（‘亲密’）无间”的，亦即，是一个单数，是浑无罅隙的一大团儿或一整块儿，因而根本就还无所谓“不同的文化和思想”。然而，我们其实并不可能在无间之处生间。在这个问题上，朱利安文中那个简单的桌椅之喻也许最能暴露他关于“间距”（他以为完全有别于“差异”的“间距”）产生“之间”这一论述中的基本问题。在朱利安看来，如果我不是根据相同与相异的原则将桌椅分类（“家具类”），而是“将桌子和椅子拉开距离”而使二者有间，那就可以不再烦恼于桌椅的范畴/类型问题，从而可以在二者之间“游刃有余”，只考虑操作问题和事实问题就行了。但问题是，无论被我推开或拉开距离的桌椅原来互相靠得多近多紧，此二者“之间”难道不必然是原本就有一“间”——有一定量的“空/间”——的吗？当我们说“二者”时，当我们以“桌和椅”代入“二者”这一表述时，甚至当我们就只说“桌—椅”时，桌和椅之“间”不是已经就被这两个汉语音节之间的稍许空白或短暂停顿指涉或蕴含了吗？正因为桌与椅本来即有间，必然会有间，所以它们才会是其各自之所是，所以我也才相应地能增加（而有时是要缩小）二者之“间”，从而让我能站在二者“之间”操作，无论我在那里想要做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喜欢古典例子，那么最能说明这一问题之复杂性的也许还是朱利安喜欢的庄子笔下的庖丁解牛之喻：“游刃有余”并不是在无间之处生间，而是在有间——无论此间多么细微——之处游走。

因此，尽管我跟朱利安一样承认“之间”极其重要，尽管我自己在“间”的问题上甚至更为激进——因为我认为没有间就还一无所有，连光——月光或日光——都不会有，更遑论所谓语言—思想—文化，但是朱利安的“之间”其实却并不像他为了将其做成概念而说得那么虚无缥缈。因为“之间”总是“entre...”，总是“……之间”，所以一方面，“二者”（或数者）只因相互有间而是其之所是，但另一方面，间又因其始终为某“二者”（或数者）之“间”而特定，而需要在具体的语境中具体分析。或者“桌椅之间”，或者“技〔枝条〕经肯綮”（《庄子·养生主》）之间，或者“欧洲（思想）—中国（思想）”之间。因此，我们应该区分绝对意义上的间与相对的、“具体”的间。绝对意义上的间——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其实只可能是界，是分开—连接不同事物的边界，是事物在其之内是其所是而在其外停止是其所是的界限。这一意义上的间是不可栖身的，因为这一意义上间必然总是亦此亦彼、非此非彼，亦内亦外、非内非外。在这一意义上，我可以同意朱利安所说的，间不是任何一处，如果“处”必然蕴含着“可处”的话。然而，一旦我们为既要走出此方又要走出彼方的欲望所支配，而追求让自己仅仅置身于彼此“之间”，例如，欧洲和中国之间，并且以为自己真能就如此地待在这样的“之间”之内，此“之间”就必然会变为“一处”——一个“具（有）（形）体”的操作空间或反思空间——了。我们的语言——我所说的汉语——已经暗示了这一转变：既然可以说“待在这样的‘之间’里面”，或“待在这样的‘之间’之内”，此“内”字或此“里面”就已经把“之间”变为一可居之“间”了。

因此，假如我为了与朱利安——一个在特定语言中思想和发言者——进行这一关于“之间”的思想对话，并为了对话双方的公平对等而放弃我们面前的两个直接选择，亦即，或者我进入法语，或者他进入汉语，那么我们所能共同进入的那个汉语和法语之“间”就不可能只是一个不在任何地方的绝对的间，而只可能是某一特定的“之间”。说“特定”则当然是因为，这一“之间”必然要“具—体”化为一物理空间或语言—思想空间，一可以让我们存身之处，亦即，可以让我们不说汉语或法语而仍然可以互相说话——从而也仍然可以相互有间——之处。而对于我们这些须臾离不开语言——这一或那一语言——的说话者来说，这一“之间”几乎不可避免地只会又是另一种特定的自然语言，例如，英语。从某种可能令人不无担忧的意义上说，难道历史地形成的、具有某种“霸权”地位的英语如今不几乎正是一种处在所有其他语言之“间”的语言吗？

当然，现在，为了在中国——在一个几乎完全为汉语所环绕或浸透的学术语境中——与说汉语的中国思想者进行这样一个思想对话，朱利安并没有选择进入和待在上述那样一个“具（有）（形）体”的、因而可以栖身的中立之“间”。他不是进入了“之间”，而是进入了“之内”，因为他已经慷慨大度地或无可奈何地让自己“被”翻译为汉语了：被翻译为某种形式、某种风格的汉语，某种他在其中也许已经不能完全听出或认出“自己”，或可能会在其中听出或认出一个很不同的“自己”的语言。由于他的这一“慷慨大度”或“无可奈何”，我既非常感谢他，又很为他抱歉。因为这已经意味着思想对话的各方在语言上的某种不对等，以及由之而来的对某一方的不公平。当然，跨越语言边界的思想对话中的完全对等和公平即使不是绝对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除非如上所述，我们真能有一个等距离地处于参加对话的各方“自己的”语言之间的语言，一个真正适于谈论“间”或“语言之间”的“之间语言”，一个仅仅作为“之间”本身而存在于诸语言之间的“中立”语言，而非像英语这样的部分上是由于特定历史原因而获得了“通用语言”地位的语言，假使这样一种并非任何现存特定语言的“语言”是可能的话。而如果这样的“语言”——或更严格地说，“非语言”，因为那真正当得起语言之“间”者，那绝对只在不同语言之“间”者，就已经不再是语言了——真是可能的话，那么它应该可以会像朱利安所设想的或希望的那样，既没有任何“être”，也没有任何“essence”。而这也就是说，它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不可能作为语言而存在，也不可能是（关于）存在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