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尾声

金正喜大概对这些中国与朝鲜友人的主张十分熟悉。他并不遵循程朱道学的泛泛之论，即那种以宇宙天理来关照人之心性，进而把握人之价值的恒常性思路。在《学术辩》一文中，金正喜没有追随丁若镛与朱熹、王阳明（1472—1529）的形而上学争辩，而是在价值立场上更接近洪大容的实学。

金正喜在该文开篇说道：“学术之在天下也，阅数百年而必变。其将变也，必有一二人开其端，而千百人哗然攻之。”然而，少数的新派学者终将取代老派，对新学术的抵制也终将消退。有趣的是，一旦新学术被体制化，新一轮变革也成为必需。这种思想革易的理论可以于历史中得到确证，例如，经过战国争雄、《春秋》沦丧的时代之后，五经的价值又于汉代得以确立。

在金正喜看来，周代的经典虽于汉代得以制度化，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挑战，是为“学术之一变”。在郑玄（130—200）及东汉经学之后，唐朝对儒典的整合带来了另一个巨大转折，但宋代“道学”又起而将“四书”加诸汉唐“五经”之上，略过汉代传注与唐代义疏而追溯周代经义，对五经的核心进行重诠。宋元之后，明朝前期又成为一次学术整合期，朱熹的学说从边缘而成为经学主流。就此而言，金正喜论述说，清代与朝鲜两班学者皆出现了对程朱道学的反动，因对后者的墨守已经成为学术发展之羁绊。

在篇幅更长的《实事求是说》中，金正喜进一步阐发了这种自汉至清的学术变革。文中屡次以“一变”来形容文化更替。第一个“一变”来自于“晋人讲老庄虚无之学”；第二个是佛学、尤其是禅学的兴盛，中古与两宋学人皆受其影响。宋儒继而摒弃汉代经学，甚至“引儒入释”，而其中原因在于，汉儒没有像宋儒一样将五经的意蕴详加阐发。

在清代，宋学空虚之弊益显，汉儒之学得以复兴，正因为“夫圣贤之道在于躬行，不尚空论；实者当求，虚者无据”。金正喜呼吁，如今已是摆脱汉宋双方之谬误与偏见的时候了。学者需要摆脱当时的汉宋之争。“不必较郑、王、程、朱之短长，不必争朱、陆、薛、王之门户。”

虽然考证之学在19世纪前期仍是一门显学，却受到了宋学与今文经学的挑战。宋学与今文经学关切道德与政治，而此二者恰为考据之学所忽略或摒弃。不过，仍然致力于“道学”理想的学者却并不完全排斥考据方法。这种综合论的倾向力图将汉宋之学加以通融调和，因此，此二者越来越难以保持为两个孤立的学派。阮元在广州和云贵度过晚年时逐渐专注于哲学主题，正体现了19世纪经学中的张力，而朴齐家、金正喜等朝鲜学者造访中国时，亦有着同样的感受。

整体而言，金正喜将汉学作为经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而接受下来。在其《汉儒家法说》一文中，他描述了三种汉学学统：一是“守师说”，二是“通小学”（“究其训诂转借”），三是“明天人之理”。更重要的是，他还描述了治“小学”的两个切入点：文字（“研六经从文字入”）与音韵（“研文字从声形入”），以及三种汉学的“释经之体”：“以经解经”、“以字解经”与“以师说解经”。汉儒家法对经学研究十分重要，“家法精，经学明；家法弃，经学废”。

金正喜还认为，汉儒之法是证明古文《尚书》之真实性的最佳方式。他还曾辨析古代典籍中的“理”字，以表明朱熹将后起之义附入该词的做法是可疑的。而且，在金正喜看来，朱熹实际是以佛解《论语》——“此释氏论语，非孔氏论语者”。

就金正喜对经世治国之学的兴趣而言，我们需要注意到，他也曾目睹鸦片战争的发生，而且读过魏源为应对外国侵略而作的《海国图志》。前文曾提及，金正喜曾读到魏源自19世纪20年代起编纂的国政文集。在他看来，魏源通过反驳惠栋（1697—1758）与戴震（1724—1777）的文本训诂之学而为汉学开启了新的方向，而其汉学染上了今文经学的色彩。

金正喜赞赏魏源“不守训诂空言”的做法与“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他看来，魏源十分及时地展示了外国势力的威胁（尤其是大英帝国），而其中也可见出当时外国势力与先前传教士的不同。英国所绘地图之精细，已经“非南怀仁坤舆全图之比，又非中国皇舆全图之可与据议”。显然，魏源1842年所传达的世界新图景，已经远远超越了早先的耶稣会士。

在金正喜看来，《海国图志》弥足珍贵，其中记录的制船技术可供朝鲜学习。在16世纪，中国曾以火炮应对倭寇的侵扰，然而英国威胁却突如其来，中国与朝鲜皆未做好应对的准备。金正喜说道，不知中国此次遭受英国侵略，与曾经的倭寇之事是否类似，也不知西方的威胁还将持续多久；虽然这种威胁“以所传闻之世见之，则不过纸上空言”，但若“以所见之世见之”，则魏源所传达的信息必须严肃对待。

金正喜及其同侪的这些观点已经不自觉地开始离开他们尤为熟悉的18世纪近代世界。这其中包括对东亚的区域性世界的理解，以及承受“第一波”西方宗教与技术的到来（借由耶稣会士、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他们开始意识到一个更为现代的世界：西方的坚船利炮，世界各国的竞逐挑战了清代中国在东亚的统治地位。不过，金正喜并没有预测到中国“衰落”的未来——先是败于大英帝国，继而败于崛起的日本，而且后者还于1895年侵占了朝鲜和台湾。

魏源与金正喜当然无法像我们一样知晓他们身后的世界，不过，他们却会在1842年之后看到“他们”的未来充满众多可能，而我们却会被鸦片战争耀眼的历史所遮蔽，无法对之加以体会。魏源的《海国图志》影响深远，1842年首刊时共五十卷，1847年扩增至六十卷，1852年第三版（终版）时已达一百卷，而金正喜很可能读过全部三版，从而知晓世界形势如何日新月异。

金正喜等人行至北京、热河、江户、大阪等地并结识了众多朋友，而我们则可从中看到一个初具规模的东亚社会文化世界；经学、文学、政治与艺术在这个世界中相互交织，同时，近代东亚贸易（可谓正处于“白银时代”）也促进了东亚的社会文化联系。金正喜作为一名“中介者”的角色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后乾隆时期”中国文人与朝鲜两班贵族的政治意识，而通过关注朝鲜文人如何回应新兴于清代中国与江户日本的经学潮流，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朝鲜王朝的文化史与思想史。

（时霄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