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中的金正喜

1819年，金正喜科举及第，受任官职，后擢升艺文馆检阅与奎章阁待制。随着孝明世子逝世，倾向保守的安东金氏得势，金正喜等人则受到压制。金正喜的养父遭流放，至1834年方才返回。朝鲜宪宗（1834—1849在位）继位之后，金正喜得以担任行政职位。然而当时，宪宗年少，其祖母纯元王后垂帘听政；直至1840年之前，安东金氏一直执掌朝政，并制造了1839年迫害天主教事件。

1840年6月，金正喜准备再次出使北京之际，却受宫廷权力斗争所害，被流放至南方一座岛屿，1849年方才获允返回。流落南方期间，他与文艺、与北学、与官宦生活的所有联系都被切断了。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遭流放者不在少数，金正喜的大伯父金鲁永（1747—1807）于19世纪90年代曾遭此厄，其时他仍为一家之长；当时的大学者丁若镛（号茶山，1762—1836）因曾经归信天主教（其兄亦为天主教徒）而不为朝廷所容，于1801年遭流放，至1818年返回。

1842年，金正喜在流放途中获悉妻子逝世，不胜悲戚，作文哀悼，感人至深。1849年，他获允归返，但不久之后，宪宗于1850年逝世（据说因为性病），宫廷之中围绕宪宗的牌位问题爆发了一场充满火药味的辩论，金正喜受到牵连，于1850年至1852年又被流放至北地。这两次流放途中，金正喜书法精进，其风格被称为“秋史体”（见图6）。他曾在朝鲜乐浪郡精心钻研西汉隶书，而“秋史”之号也暗指孔子《春秋》。阮元曾强调以古代碑刻呈现书法从篆书到隶书再到楷书的发展历程，就此而言，金正喜亦有类似的学术性关注，《阮堂全集》（金正喜一号阮堂）所载《阮堂金公小传》即称他“金石图书诗文篆隶之学，无有不穷其源”。

1844年，流落南方的金正喜创作了他最著名的一幅水墨山水画，《阮堂岁寒图》（常简称《岁寒图》（见图7））。从书法到绘画，金正喜皆可娴熟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这幅画描绘了年岁将近时的枯寒之景，引人想到南宋与元代的寒林画——罗稚川（1271—1368）《枯木寒鸦图》（见图8）即为此类绘画的典型。

金正喜将《岁寒图》赠与其最忠实的弟子李尚迪（1804—1865），以感谢他的情谊。李尚迪身为译员，常有机会前往北京，曾前后往返中国达十二次。在金正喜流放期间，他曾自北京带回诸多卷帙（或许淘自琉璃厂书肆）并寄给自己的老师。对一位流落远方的人来说，这些书籍弥足珍贵。这些书中有魏源（1794—1856）（见图9）于1821年至1826年为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1785—1848）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与恽敬（1757—1817）的《大云山房集》。恽敬也是常州文士，文章综括国政、经学与诗文，与张惠言（1761—1802）同为阳湖古文派创始人。

这幅《岁寒图》以简寥的笔墨勾勒出一所陋室，其四周有几棵大树，两棵为铁干虬枝的老松。在元代，汉族文人无法担任官职，而这种风景题材恰在当时在“开花结果”。自南宋后期开始，无法施展抱负的文人逐渐为其自我表达找到了一条成熟而微妙的途径。这些文人在聚会之时常常在绘画中表现对隐士理想的崇慕，借由对茅屋陋舍的白描而表达出一种象征意义。此类水墨山水画既体现了技法的师承渊源，亦透露着画者内心的律动，于形式与内容皆有创获。金正喜在坚持道德操守的同时表现了安贫乐道的精神，传达出他所面临的矛盾困境——他并不仅仅是有志不遂，而是被迫放逐，不得已而隐遁远方。

人们欣赏中国元代隐居之士的画作时，常会想到元朝统治给文人带来的困厄：宋代以科举考试为基础的选贤制度虽然在元代偶尔被统治者模仿，但整体而言，科举的规模自1240年至1368年已大大萎缩，而元代隐士画作上所题诗文，也常见愤懑的政治抗议与归隐的志愿。罗稚川等人的寒林画总是以树喻人，而松柏则常被作为友情的象征。事实上，他们援引的是孟子以贤君为“乔木”的著名说法。在这幅《枯木寒鸦图》中，罗稚川将乌鸦呈现为“耿介”的禽鸟，在其中寄托了遁世的隐痛。

身为两班贵族，金正喜虽然遭逢困厄，却可以借由“中国—朝鲜”文化而对自己的命运有清晰的把握。当时的朝鲜皇室滥用权力，贤能常常遭遇不公的待遇。我们还可以看到，前文所引朴齐家《贞蕤阁集》的书名亦是以松为题。另外，金正喜在给李尚迪的一封书信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松柏是贯四时而不凋者，岁寒以前一松柏也，岁寒以后一松柏也，圣人特称之于岁寒之后。

金正喜于《岁寒图》上题文赠与李尚迪，以表感激。李尚迪虽仅是一名译员，诗作与书法却十分出众，屡获清朝文士嘉赞。1845年，他携《岁寒图》来到中国，将之示予新结识的常州文士，如庄受祺与赵振祚。获知金正喜遭遇流放之后，十六位中国文人作文题跋，以示敬意；李尚迪将之与画作一同辑录，创制了一卷带有政治抗议色彩的艺术卷轴。李尚迪回国后，许多朝鲜文士亦为之题作诗文，造就了一件汇集绘画、诗文、书法的艺术作品，表达了沉默的抗议。

李尚迪返回朝鲜后亦曾将画作与所辑题跋呈示金正喜。这些题跋作者中，常州文士尤其对金正喜所遭不幸深深叹惋，并往往通过述及政治生活固有的危险加以劝慰。庄受祺在1844年的题跋中自称来自常州阳湖，并祝福金正喜，希望他能够不断创作绘画以激励后人。赵振祚则描述了《岁寒图》中高拔而静默的松树：

恒人竞华秀，

君子崇本质。

树无百年计，

豪举诚何益。

阳湖古文派主要来自阳湖与武进两县，而常州词派在中国更是闻名遐迩。阳湖派与安徽的桐城派皆力主宋明古文，而宗奉汉学的学者却倾向于骈体文。19世纪前期，金正喜还结识了几位治今文经学的学者，如庄述祖（1750—1816）、张惠言、刘逢禄（1776—1829）等。

恽敬是常州庄氏文人的挚友，其文章多涉公羊学与今文经，并影响了鸦片战争（1839—1842）之前几位重要经学家如龚自珍（1792—1841）与魏源的治国思想与今文经学。金正喜后来的“学术变”思想，正借鉴自这些理论。龚自珍与魏源皆于北京从学于刘逢禄，而后者则是庄存与的曾外孙。恽敬熟读经史，其家族也久以文章而著称于世，然而他却未任高官，官仅至江西南昌府吴城同知，1814年遭劾，卸职闲居。

恽敬著有《三代因革论》八篇，别开生面地将古文与今文经结合在一起，以前者为政治表达之途径，以后者为制度变革之景象。他以三代制度的渐次更革为理论前提，力图唤起圣贤的改革精神。清代文人与当时的朝鲜文人一样，往往将义理、政治、文学诸方面加以融汇，就此而言，恽敬此文堪称典范。其开篇即表明，思想变革蕴含于《公羊传》与古文之中：

圣人治天下，非操削而为局也，求其罫之方而已，必将有以合乎人情之所宜。是故中制者，圣人之法也。

“合乎人情”一语回响着18世纪后期对人之情志的重估。在这八篇文章之中，恽敬叙述了《公羊传》理想化的夏商周“三世”，并引述了圣人所带来的制度沿革，以之证明与时俱进的制度变革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

《毗陵文录》收录了董士锡（1782—1831）的《庄氏易说序》，终于在19世纪20年代通过文学选集的方式使庄存与的经学闻名朝野。后来，魏源还曾论及庄存与对抗和珅之事，以及其《易经》研究。常州庄氏文人继承发展了更早的综合文章与治国两者的趋向。董士锡亦是常州文士，治汉学。在《庄氏易说序》中，他描绘了庄存与在乾隆最后十年的动荡中对朝政所产生的影响：

其为文辩而精、醇而肆，旨远而义近，举大而不遗小，能言诸儒所不能言。不知者以为乾隆间经学之别流，而知者以为乾隆间经学之巨汇也。

在19世纪，文人团体不断涌现，而阳湖古文派可谓开先声者，其中许多学者于文学与经学皆有造诣。张惠言是一位声誉卓著的文体家，恽敬则是崇慕古文的一员干将。阳湖派与其他地区的许多文人亦有来往，从而产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文人群体。他们于文章政事有着类似的关切，对和珅时代的弊病都十分留意。阳湖派的美学气象也十分阔大，汉宋之学皆被囊括在内。

常州派的文学与政治传统可以远溯至黄景仁（1749—1783）。该派文人还包括赵怀玉（1747—1823）、洪亮吉、刘逢禄、庄绶甲（1774—1828）、李兆洛（1769—1841）等，他们皆活跃于18世纪后期与19世纪前期。与张惠言、恽敬一样，他们都将常州的政论、文学、今文经学传统灵活地加以融合。通略言之，对于文人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何种作用，常州文人的观点经历了一场改变，而庄存与的公羊学与刘逢禄的今文经学即是这场转变的一部分。我们并不能断言这些今文经学的早期形式就带来了这场转变，不过，公羊学的确确证了汉宋之争所带来的思想与文学变革。而且，那些前往北京的使节也使这些思想潮流来到了朝鲜王朝。

对于此种文学与经学新趋势的汇融，我们可举张惠言为例。在他看来，词这种文学形式亦可承载“微言大义”，心系天下的词人以之隐晦地表达对时事的批评。词是一个文人表达价值与情感的恰当形式，它要求作者淹博于经籍，因而类乎辞赋，又要求体式之复杂，因而类乎古文。因此，张惠言认为词可以涵纳对政治事件的直接批评。既然《诗经》与《春秋》作为“比事属词”的诗文直接展现了周朝之古典价值的衰亡，词人因而也可以将自身所处的社会付诸比兴寄托；既然许多士大夫在过去确立了一种强调社会担当的写作传统，当代作者也可以对现实进行批评，并“代圣人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