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西方学者对其观点解读与评价

中外学界对卢梭及其作品思想重要意义和价值的肯定自不待言，但不同学者对卢梭的认识和具体评价并不相同，对其观点进行批判的学者也不在少数。有学者认为卢梭虽然富于激情雄辩，但常常陷于自相矛盾和混乱，常常用不同的词语表达相同含义的术语和概念。有学者认为卢梭是极端理性主义者，企图用理性和制度来创建国家。有学者认为卢梭过于狂妄和理想，描绘的是一个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的社会。有学者严厉批评他是极权主义的源头，认为追求纯粹的公意容易为集权专制所利用。还有学者认为他是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者。我们并不评论这些说法在多大程度上能站住脚，是不是真正读懂了或用对了卢梭本意，是不是理解了他作品中的隐喻修辞和言说对象转换，是不是注意到他不同的作品之间暗含的关联，是不是对这位善于雄辩、激情洋溢的作者在细节上过于苛刻。在这里，引用罗尔斯曾说过一段话最合适不过，“原著是务必为人所知、所尊重的东西。我总是理所应当地认为，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些人物比我要聪明得多，如果不是这样，我为什么要在他们身上浪费我和同学们的时间呢？如果我在他们的论证中发现了一个错误，我便假定他们也发现了它，并且确信他们已经对它作出了处理。我不愿向这些榜样们提出反对意见；因为那样做太容易，而且会忽视一些重要的东西。”

随着对卢梭思想研究的深入，学界倾向认为，卢梭的思想并非混沌矛盾，它具有连贯性。20世纪初，西方的卢梭研究者曾有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过去的研究者一直忽略了卢梭本人的看法，卢梭作品之间存在着系统性和整体性。卢梭曾在《一本书的写作》中向后来的读者指明了走向其思想的门径：要格外小心作品之间的内在关联，他会将那些想要告诉特定读者的智慧包裹起来，散置在不同的作品之中，期待有心人将这些散落的珍珠串起来，直至揭开面具看到真相。如在《社会契约论》的前言部分，卢梭就明确说过：“这篇简短的论文，是我以前不自量力从事而后来又久已放弃的一部长篇著作的撮要。”可以说，卢梭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连贯地表达出，任何使人类偏移自然本性的权威都是恶的根源，他不仅认为人生来善良，而且认为人生来自由。他从教育（《爱弥尔》）、文学（《新爱洛漪丝》）和政治（《社会契约论》）等不同的角度，勾画了自己的“理想社会”，围绕如何在脱离自然状态的情况下，以社会美德替代自然美德，重新获得那原本天真淳朴的自然人才有的幸福处境，表达了对个性自然发展、对纯真爱情的追求和建立平等和契约基础上的公民主权国家的信念，这充分体现了其思想的连贯性。恩格斯曾说过，卢梭的思想按其本质来说，是辩证统一的。

我们知道，卢梭对自然状态的描绘是希望从现存的状态来反省、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它不是一种关于存在是什么，而是关于存在应当是什么的理论。卡西勒说：卢梭试图把伽利略在研究自然现象中所采取的假设法，引入到道德科学的领域中来，他深信只有靠这种假设和有条件的推理方法，我们才能达到对人之本性的真正理解。但是我们也承认，卢梭过分相信甚至神化了善的情感在个人行为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忽略了从恶的方面考虑问题，忽略如何用合适的手段追求美好的理想。同时，卢梭作为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他的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资产阶级印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可以说，如何以恰当的途径实现“主权在民”和“维护公意”的美好理想，如何设计出政治体制和具体可操作制度，使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相互监督，避免恶行、防止暴政，并由这“美化、抽象、虚幻”的“人民”最终落实到每一个个人身上，使个体权利不被国家主权架空，使他的利益和理想都能得以实现，这是卢梭留给我们的思考，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2013年3月

王田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2009年7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察局工作。研究领域为西方法律思想史、比较法、廉政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