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之间短暂分离的艺术

LISA GRUNWALD

 

我丈夫要去伦敦出差，这只能算短途旅行。周末之前他就会回来，但我还是习惯性地花一上午时间给他做了张特别的卡片。

我总是在他旅行前往他的手提箱里塞张卡片。有时我会加上一张旧照片或者一块心形珊瑚。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如果他的飞机失事，我知道我已经对他最后一次说过我爱你。

到目前为止，这个方法似乎一直护佑他飞行平安。不过，说实在的，这些卡片就像我们婚姻故事中的书签，每一张都具有重要意义，直到我们重逢。

离别并不总是这么容易。我还记得他的第一次商务旅行，主要原因是那次我也去了。我并不是那种一直跟在他身边的妻子。那是27年前，我们刚结婚，我在尝试扮演贤妻角色，当时那种角色显得别致古雅，充满爱意。

我童年的记忆里满是父母的手提箱，他们似乎总是在收拾行装或打开行李。和丈夫一样，我父亲也是记者，母亲跟着他周游世界。当时很多妻子都是这样做的，母亲带回具有不同程度启发意义的故事、马拉喀什的宽松长袖棉长衫以及泰国的金锦鲤护身符。

丈夫的第一次商务旅行是去多伦多。我带回一个酒店浴帽。不过，当时我想：这就是婚姻。你尽己所能，这样你们才能在同一张床上醒来。

不过，不像母亲，我有份办公室工作。即便我愿意丢下工作不时陪丈夫出差也难以如愿。因为不像之前那几十年，在八九十年代，公司几乎都不负担家属的旅行费用。如今，带妻子进行商务旅行，就像让妈妈陪你上高中一样。那时还有其他一些障碍：（他的）只限员工的差旅；（我的）杂志和书稿截稿日期；（我们的）两个孩子以及（孩子们）不同的学校日程。

既然不能一起出差，我们就执行次佳方案：我们尽量每天都打电话。当时还没有手机，所以有时完全联系不上。不过，通上电话后，我们总是详细讲述各自的情况：所有的会议和餐食以及所有的小道消息和苦差事。

即便在当时——当时我们还没有开始一起编辑文集——我已经读了一些夫妻之间的优美书札。对约翰和阿比盖尔·亚当斯（John and Abigail Adams）那时的人来说，距离就是时间。如果你们中间隔着大海，那就相当于隔着三四个月的时间，所以亚当斯夫妇用书信表达感情，简要讲述各自的情况。

一个半世纪之后，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到美国旅行，他在给妻子凯特琳（Caitlin）的信中写道：“我亲爱的，我的爱尔兰甜心，我美妙绝伦的姑娘，虽然看不见你，但是每一秒钟你都在我心里……为什么，哦，为什么我认为没有你我能活下去。为什么我以为自己能忍受所有这些折磨——无穷无尽、月复一月的折磨。”（没错，他后来是多次通奸，不过这些情话还是很感人。）

不过，这样的交流是因为夫妻双方都知道，分开就是分开，他们共同经历的生活只存在于过去或将来。我和斯蒂芬（Stephen）不在一起时总是尽量弄得好像我们还在一起。我的丈夫不是言辞优美的威尔士诗人，而是忙碌的纽约记者。他的妻子也不是爱尔兰甜心，而是焦虑不安的作家——她面临着工作和孩子的压力，并且意外地发现，古典贤妻的角色无疑已不再优雅。

配偶不在身边会让人变得焦躁。我们通电话时，我想像着他在酒店房间里，转动眼珠，向某个等他进城的同事做出“等我两分钟”的口型。

当时我想：我的迪伦·托马斯情书在哪里？为什么我不是“美妙绝伦的姑娘”——“虽然看不见”我，“但是每一秒钟”我“都在”他“心里”？（我当时没想到，如果迪伦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凯特琳很可能听到的只有咕咕哝哝的醉话，伴随着搅动冰块的声音。）

有时，斯蒂芬打来电话时，我不耐烦地简单作答：“挺好。”“他们挺好的。”“不太多。”这些话是消极攻击，很折磨人，而我平常不是这样的。如果我的丈夫是我自己，我肯定会询问自己看到的任何东西。

不过，慢慢地，我吃惊地意识到我们的每日汇报没有意思。因为缺乏共同经历的地点、心情和时间——所有这些因素可能会让婚姻乏味的部分变得有趣——我不再关心他所在的报纸在法兰克福分站的人事问题，就像他不再关心编辑对我重写文章的评论。我开始隐隐约约地想，时不时分开一段时间可能也有些好处。

的确有好处。斯蒂芬不在的时候，对孩子的作息我就比较随意。有时，我带他们出去吃早餐。他们很小就看了《教父》（The Godfather）。更多乐趣意味着更多责任。晚上，我得负责倒垃圾、锁门，以前这些事都是斯蒂芬负责。平常我们是分做家务，但是短暂分离让我明白，我自己一个人也完全能做好。孩子们睡着后，我还再次发现，如果不闲聊——更别提性爱或晚餐——能多写很多文章。

我简单的答复慢慢变成了自信的克制。我想念斯蒂芬，但是想要他比需要他好一些。在任何婚姻中，一个永恒的问题是“没有你，我该怎么办？”不过这个问题往往是表达亲密的修辞手法。对我来说，答案很实际：我会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有时我还能从中获得乐趣。

在结婚20多年后，我们最终明白：我们会在有机会时交谈，并尽量简洁。如果出现大事，我们会分享。但是我们说的主要是情话。不必告知所有细节让我们可以相互思念，重聚会突然带来一丝欣喜。

7年前，我得知自己得了多发性硬化症。幸运的是，之前不久，我们就发现了所有这些智慧。病症让我的精力变得非常有限，哪怕是完成简单的任务。我的精力每天都会耗尽。我经常失去平衡，把胳膊都摔断了。

当时，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心想：“我需要把那个关了。”半小时后，又想到，“我需要把那个关了。”孩子们都长大了，这对我有很大帮助。但是我们的生活彻底变了。

斯蒂芬现在是一个全球新闻机构的主管，该机构在世界各地都有办公室，不过他出差比10年前少了。我生病后的前一两年，他只在国内出差。但是，显然他必须去更远的地方，与国外的同事们真正相处了解。

一万两千英里的旅程始于简单的机票预订。2011年2月，他拉着行李箱走过门厅，走出门，飞向中国。我们吻别，露出让人放心的微笑，这微笑充满爱，也同样充满欺骗。但是没有哪次旅行像这次这么重要。他需要离开生病的我休息一下，我也需要短暂离开那个一直照顾我的需要休息的人。

朋友们提醒他，保持联系很容易。有苹果手机。到处都有Wi-Fi。还有Skype。我们随时都能发短信和邮件。不过，早在我生病前，我们就已吸取教训：如果处理得当，分开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摆脱日常生活的负累，感受那种有时在松开时更密切的婚姻联系。

两千多年前，小普利尼（Pliny the Younger）在给妻子凯尔普尼娅（Calpurnia）的信中写道：“我想见你的欲望难以形容……我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想你。白天也是，在我过去常去看你的时间，我的脚会不由自主走进你的房间，然后往往带着沮丧和受挫的心情走出来。”

如果凯尔普尼娅不时通过Snapchat给他发照片，我猜他的感觉就不是这样的了。

我呆在家里，斯蒂芬去了亚洲。我们偶尔通话，但我们没有用Skype视频聊天或者发短信。他在我的卧室桌子上留了一封信，也许没有小普利尼或迪伦·托马斯的那么感人，但就它本身而言已经相当美好了。我在他的包里也放了张便条。

 

翻译：王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