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语音信箱列出聘礼明细的求婚

DIANA FRANK

 

乘渡船穿过旧金山湾回到家里，我检查电话应答机，发现一则求婚的信息，来自我的老友约翰·贝索（John Basso），他现在住在佛罗里达。

我目瞪口呆地听着他东拉西扯：“你是我一生的爱，希望你和我在一起，我还得照顾在盖恩斯维尔的老妈，她现在卧床不起，手头有50多万的股票和债券、还有退休金、在水晶河有两处不动产，在盖恩斯维尔有房子，有一件皮大衣，两个钻石戒指，一堆古董家具，巴拿马地毯、韦奇伍德瓷器。我给你买张机票，你过来帮我照顾她。”

他听上去不像喝多了，肯定是觉得这番话能打动我。我有十年没见他了，不过几个月前他开始给我写信，寄一些诗歌和艺术品。

我是17岁那年认识约翰的，他那时会开着一辆红色MG车子到迈阿密海滩中学（Miami Beach High School）来接我，还眼巴巴地指望我开口求他帮忙。

“带我去吃汉堡王，然后开车去科林斯大道（Collins Avenue）兜风吧，”我建议道，然后他就高高兴兴地答应。他性格温和，金发碧眼，但是没有神秘、难以捉摸到会让我把他当成真命天子。

后来我搬去了纽约，再后来又去了洛杉矶，最后作为一名单身妈妈，定居在了马林县（Marin County），在旧金山的一连串律师事务所工作，和他的联系在搬走后就断掉了。

不知怎么，有一天，我当时的男朋友说他想进城见一个叫约翰·贝索的朋友。

“我也认识一个叫约翰·贝索的，”我说。后来我写下了几句约翰那时候写的诗。17岁的时候，这些诗我看了很多遍，所以现在还都记得。

约翰的诗是这么开头的：“街灯闪耀，我心中怀有毒剂，直至扼死徘徊在霓虹都市夜之丛林里分裂生殖的狮子。”

“把这个给他瞧瞧，看我们认识的是不是同一个人，”我说。

后来我的男朋友证实，就是这个约翰；他后来一直住在迈阿密，不过如今搬到这里来了。

我们邀请他来看望我们，再次看到他让我有一种似已经历过这一幕的感觉，他如今已经谢顶，变得健壮结实，但眼神里仍带有一丝不羁的闪光。他建议我俩溜出去，坐在我家屋后自行车道旁的金合欢树下喝几杯。

约翰告诉我，他和一个以前的学生住在一起，在旧金山艺术学院教书，他画的油画在学校里办过展览。可我记得他原本更像是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那种诗人呀，原来他其实是个画家？

最后，我独自去了约翰在金门公园的家中拜访。那是一栋维多利亚姜饼屋式的房子，有好几层，有一个三层楼高的露台，可以看到城市的一片屋顶，我们在露台上喝酒，颇有冒险的感觉。

我们又去了金门公园的玫瑰园散步，去海特-阿什伯里街（Haight-Ashbury）的咖啡馆吃西班牙小吃，到科伊特塔（Coit Tower）俯瞰城市景色，最后在百老汇一家小酒馆里大醉一场。酒吧关门后，我居然能开着车穿过金门大桥（Golden Gate Bridge）回到马林，简直是个奇迹。

后来约翰就时不时地给我打个电话，但是几年过去，我们的人生并没有什么交集，直到有一天中午，我离开商业区，走到特里斯特咖啡屋（Caffe Trieste）吃饭，一转过街角，我就看见他在那儿，站在“神鹰俱乐部”（Condor Club）门口——这是北滩第一家无上装酒吧——像余兴节目的拉客者那样对着路人大声吆喝：“进来看看我们可人的女士们吧！”

太让人伤心了，他怎么做起了这么下等的工作？我有礼貌地和他打了招呼，为能准时返回办公室匆匆离开了。

10年间，在我换了三个工作，有了一栋房子，后来又有了一套公寓后，我接到了约翰的电话，他已经回到佛罗里达的盖恩斯维尔了。他讨厌新技术，所以用公用电话簿找到了我。他那熟悉的声音和恭维让我想起早年岁月，以及那种被人爱慕的美妙感觉。

后来他就发起了信件攻势。我每天都会有至少一封他的信，有时是两封，静静躺在我的信箱里——内容有随意的见闻、小段诗歌，有时还回忆我年少时的美貌。

他还给我寄拼贴画，以及用彩色铅笔画的海豚、山麓和瀑布，都是10×12英尺，正好能放进信箱里。最后这些画都被我挂在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里，简直像画廊一样。

我的老板是个要靠我整理每天堆积如山的期刊、文件和案件笔记的律师。她很想放弃执业生涯，到某个小镇上开个冰激凌小店。

我收集的原创艺术品日渐增多，她也不禁为之动容，开始真正把我视为在工作之余还有自己生活的女性朋友。所以当我用两周假期去探望这位艺术家本人的时候，她也祝我一切顺利。

约翰开着他那辆老道奇S.U.V车到坦帕机场（Tampa airport）接我，我们去了圣彼得海滩（St. Pete Beach）的露天咖啡座，在温暖的黑暗中吃着烟熏鲶鱼三明治，然后去了一家粉红色的汽车旅馆。那里家具破破烂烂，种着摇曳的棕榈树，还有个池子，里面有瀑布从假山上流下来。

我喜欢佛罗里达，天黑后可以穿上短裤和凉鞋，一身色彩鲜艳的清凉打扮，整日晒太阳、游泳，晚上在洒满月光的海滩上漫步。

假期的最后几天，我漂浮在海湾温暖的水里，望着湛蓝的天空和翻涌的云朵，突然觉得舍不得这个假期就这么结束。

我延长了假期，看望了约翰的母亲，去了他在盖恩斯维尔的家。他母亲约瑟芬（Josephine）整天用钩针织帽子，看电视。她从不探索离床榻太远的地方，所以厨房无人问津，破旧不堪，地板上的油毡蜷成一团，肮脏的柜子里塞满生锈的铁锅和熏黑的厨具。约翰只用微波炉给母亲热速冻食品。

我厌恶地想，我绝对没法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回到我那一尘不染的、可以看到塔马尔佩斯山（Mount Tamalpais）景色的公寓，约翰还是每天给我写信，如今是成堆的厨房工作台样品、橱柜设计图、小片瓷砖和绘板。

每天晚上，他都在电话里向我咨询厨房改造方案，我承认，每日繁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之后，这种联系确实让我们之间的恋爱关系保持鲜活。

我专断地选了钴蓝色的厨房台面和地砖、枫木橱柜，还有不锈钢厨具，我本来根本没想过这是在为自己打造梦中的厨房，直到有一天我知道自己患了1型糖尿病，血糖高低的变化太剧烈，再也没有精力胜任律师事务所长时间高压力的工作。

我租出了公寓，把满屋公寓级别尺寸的家具丢给跨国搬家公司，飞往杰克逊维尔机场（Jacksonville airport），留下我的老板懊丧地寻觅另一个助理，去应付她那些堆积如山的文件。

开车回盖恩斯维尔路上，约翰激动地说着他做的那些工作，他的房子也的确大变样了。

每个房间里都有枝形吊灯，厕所里也有。厨房焕然一新，又时髦又干净。屋子后部有一个热水浴缸，可以俯瞰卵石磊出的梯形花园，里面种着昂贵的日本枫树和刺柏盆景。

唯一的问题是，这栋房子是在大学街（University Avenue）上，三个街区以外就是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街上的声音很吵，让我们谈话也有点吃力。

约翰希望我照顾他妈妈，他妈妈希望我照顾约翰。

最后我两件事情都干了，和约瑟芬亲如母女，我俩像小姑娘一样聊天，我试戴那些松松垮垮的针织帽子给她看，在她见律师、医生和财务顾问前帮她洗澡穿衣，在她戴上假牙的时候帮她拍漂亮的照片，还用她的韦奇伍德餐具盛上感恩节大餐。

她不喜欢开灯，总把空调关到26摄氏度以下，没用过的纸巾就乱扔，但是明智的投资使她拥有了50万美元的股票。

我来了以后，约瑟芬又活了一年，她给我们留下了信托基金、房子和三个大木箱，里面塞满了针织帽子。还有约翰在他的语音信箱求婚里提过的那些东西。

现在我们住在佛罗里达的阿梅利亚岛上，我有各种股票和债券，三个手指头上都戴着钻戒，衣橱里有皮毛大衣，身边有瓷器、地毯、古董和一位诗人兼艺术家，不管我有多么蓬头垢面、邋里邋遢，他都会对我说：“嗨，美女。”

最棒的是，每当有人要我们作出决定的时候，约翰都会冲我点头示意，说：“问我老板吧。”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5年3月29日。

翻译：董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