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达武教授早年熟读经典，尤其对张仲景《伤寒论》辨证施治深有体会。内治法是通过服药使局部与整体得以兼治的一种方法。孙老认为伤科内治法则是局部与整体兼顾、分期与辨证相结合的方法。分期是按病程分早、中、晚三期，早期以破为主，中期以和为主，后期以“补”为主。再结合伤者的年龄、体质，受伤部位、损伤轻重，时间新久、局部与全身症状，通过四诊、八纲，而进行辨证论治。正如《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所说：“须先辨或有瘀血停积，或为亡血过多，然后施以内治之法……更察其所伤上下轻重浅深之异，经络气血多少之殊，必先逐去瘀血，和荣止痛，然后调养气血，自无不效。”因此，临床上必须认真进行分期与辨证相结合，灵活掌握，才能取得良好效果。“盖有瘀血不先行散而加补剂，则成实实之祸；设无瘀血而妄行攻利，则致虚虚之祸。故凡治此证，须察其所患轻重，有无瘀血及元气虚实，不可一概攻下，致成败证焉。”（《外科证治全书》）

孙老认为辨证首先要了解“病”、“证”、“症”三者的关系。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严格界限和区别。其联系是：三者均统一在人体病理变化的基础之中。每种病都有它的基本症状，但病在各个发展阶段，还是以证表现出来，证由症状所组成。

“病”是在一定致病因素作用下，正常健康状态遭到破坏，机体与周围环境及机体内部各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紊乱，出现了机能或形态等方面的异常变化，反映出一定的病理演变过程。

“证”不是若干症状的简单凑合，而是由一组固定的具有内在联系的可以揭示疾病本质的症状所组成。每一证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一定的结构层次。现代医学认为“证”是机体为了维持内环境稳定而引起的调节状态的变动。国外某学者说：“证”是中国医学的核心。

“症”即患者自身感觉到的异常变化及医者通过诊察所获得的客观上的特征（包括舌苔、脉象等），症状是患者形体上反映出来的病理状态，因而是诊断疾病、辨明证候必须凭借的依据。

伤科的诊断方法要求辨病和辨证相结合。所谓“辨病”，就是对伤情要有充分的了解，以作出正确的诊断。而“辨证”则要求既要注意病变局部的改变，又要注意全身的变化；既要注意病邪的消长，又要注意机体抵抗力的盛衰。如伤后发热，常有血瘀发热、血虚发热、感冒发热、感染发热之分，必须鉴别。血瘀发热：如《金匮要略》说：“病者如热状，烦满，口干燥而渴，其脉反无热，此为阴伏，是瘀血也。”血虚发热：如《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说：“伤损之证发热者，若因出血过多，脉洪大而虚，重按之全无者，此血虚发热也。”感染发热：皮肤破损后，若污浊之物染触创口而致毒邪侵入机体，可产生发热；或因伤后气滞血瘀，经络壅塞，积瘀成痈而发热。局部亦有红、肿、痛，热症状。感冒发热：如《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说：“伤损之证，外挟表邪者，其脉必浮紧，症则发热体痛。”

辨证论治正如《江氏伤科方书》说：“损有重轻之不同，伤有浅深之各异，岂能一概而治乎？”如“伤损之证，胸腹痛闷者，多因跳跃捶胸，闪挫举重，劳役恚怒所致。其胸腹喜手摸者，肝火伤脾也，用四君子汤加柴胡、山栀；如畏手摸者，肝经血滞也，用四物汤加柴胡、山栀、桃仁、红花；若胸胁作痛，发热晡热，肝经血伤也，用加味逍遥散；若胸胁闷痛，饮食少思，肝脾气伤也，用四君子汤加芎、归、柴、栀、丹皮；若胸腹不利，食少无寐，脾气郁结也，用加味归脾汤；若痰气不利，脾肺气滞也，用二陈汤加白术、芎、归、山栀、青皮；若咬牙发搐，肝旺脾虚也，用小柴胡加川芎、山栀、天麻、钩藤钩；如因过用风热之药，致肝血受伤，肝火益甚；或饮糖酒则肾水益虚，脾火益炽，若用大黄、芍药内伤阴络，反致下血。少壮者，必成痼疾；老弱者，多致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