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理念的探索

1952年，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举办了一次主题为“课堂教学如何影响人的行为”的学术研讨会，著名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 Rogers，1902—1987）率先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观点，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教育观念的探讨。回顾教育理论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它的缺陷是把人视为一种可控的动物。而人绝不是一个可以完全依据外在力量便必然地被塑造为某种必然的东西。人实际上是一个有其内在能动性推动的趋向于无限多种可能性发展的生命创造体。教育不是为了限制人、控制人，而是要为解放人、发展人创造条件的（蒋永华，2002）。

所以，如何看待学生是育人的关键。简单的知识转移，使课堂上仅仅让学生处于“知道先生”的状态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优秀的教育懂得“因材施教”，更注重学生的需求，启发学生自己成长。

那么，在这个时代，高等教育应该如何促进学生的成长？从有效性的角度，美国学者艾德加·戴尔提出了“学习金字塔”模型（见图2.1），它以数字的形式直观地显示了不同学习方式的学习者在两周后是否还能记住内容的比例（平均学习保留率）。可见学习效率在30%以下的方式（阅读/试听/示范）是以个人学习或者被动学习为主；而团队学习、主动学习和参与式学习的学习效率通常在50%以上。除了机械的记忆与理解之外，学生的创造、评估、分析及应用能力在主动学习中得到了极大的体现与提升（顾敏，2011）。

具体地说，当代教育应该关注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中国古代哲人荀子在《劝学》中提到：“学不可以已。”随着社会需求的飞速发展，这个时代对我们掌握新知识、新科技的能力，以及对新环境、新变化的应对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人能够封锁思想，也没有可能不破旧立新。若要使思想除旧布新，就必须让思维解放，接收多元的信息，常反省自己的思想是否正确，对错误的想法就要抛弃。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年代，唯有保持“终身学习”，将学习作为人生的最大乐趣与享受才能从容应对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高等教育的另一个使命是培养社会公民。19世纪的美国教育家纽曼曾说道：“如果一定要赋予大学教育一个切实的目的，我的主张是培养社会的好公民。”而另一位美国教育思想家杜威则进一步大力倡导“要培养富有个性和合作精神的好公民”。这两位教育家的教育理念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教育。当代大学要以国际视野重新理解大学的意义和价值，要把参与国际事务、影响和改变世界（当然包括本土和国际）作为办学的终极目标。大学要致力于将一般的孩子转变成具有知识、能力和素养的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

当前高等教育还应该关注学生的国际视野。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动要求企业在全球市场框架内运作，因此企业需要通晓国际规则，了解他国文化习俗、具有在全球市场上运作资源能力的国际化人才。大学设法通过国际化来培养这种人才，学生的地域经历也成为衡量能力的重要指标，目前已有很多国家的大学通过合作建立了共同培养学生的模式。另外，中国在实现中国梦的复兴之路上，大学必须成为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和规则制定者（global player），国际化是大学发挥这一作用的重要抓手。但如果大学仅追求师生等要素构成的国际化，将西方教育模式简单地堆砌和拷贝，尚难有效提升大学的国际影响力。

要达到这样的教育目的，教师也需要转型。教师的角色不是指示者而是引导者、协助者。他们不是主导学生完成教学目的，而是为学生提供资源，就学生的推理过程进行提问和启发，对学生的认知做出经常性反馈，鼓励学生对信息独立评价，帮助学生在问题讨论中协调、整合基本知识与实际技能等。大学、教师之所以能成为教育者，是因为他能与受教育者共同成长，他们之间的关系由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转向相互教育的关系。从全人教育整体观来看，大学把学习放在首位，应从整体观来看待学习的主体，因而不仅强调学习者的主动学习，同时，大学本身也是学习者，它不断学习如何为每一届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环境，这样一来，大学和学生共同成为学习的主体，才能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共同体（吴立保，谢安邦，2008）。

纵观国际主流的教育模式，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几类。第一类是很多学生与家庭向往的北美教育。它的优势在于能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与空间，也允许学生犯错反省，而学生的教育质量完全由市场来决定。但这种市场机制的运行需要相应的社会土壤和文化氛围。第二类是英式教育，它的特点是严苛的质量评估体系。这种体系一方面能有效保障教育的质量，但同时也会阻碍教育的创新。另外，中国的大学借鉴了苏联的模式，采用专业化的教育模式。给予学生充分的知识教育，为学生搭建坚实的知识基础。可以看出，这几种模式都各有利弊，在中国的环境中建设符合未来趋势的高等教育，应该融合多种教育模式，形成集多家之长又有自身独特性的教育理念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