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东巴传统叙事文献整理中存在的问题

纳西东巴文献搜集、释读、刊布以1999年出版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为著,这一集二十年之功的皇皇巨著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但因受时代及当时客观条件所限,仍存在以下几个不足之处:

一、《全集》不全

《全集》不全,其一体现在所选东巴文献不全上。粗略估计,世界各地东巴经书数量约为三万册。据喻遂生统计,除去重复类经书,不同种类的东巴经种数有500多、643、800多、1000左右以上四种分别见于和即仁、姜竹仪:《纳西语简志》,和志武:《纳西东巴文化》,马学良:《汉藏语概论》,和万宝:《〈纳西东巴古籍译注选辑〉序》。参见喻遂生:《纳西东巴古籍整理与研究刍议》,见《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13页。,甚至有多达1500种之说http://baike.baidu.com/view/31758.htm#refIndex_5_31758.,而收入《全集》的东巴经典共有897种,有近百种经书并未收入其中,而且有些经书属于代表性经典。根据和志武修订的《纳西象形文东巴经目录》,《祖师什罗超荐经》有51本,《全集》收录了46本,未收录5本;《超荐老姆女神经》在修订目录中有29本,《全集》中收录15本,未收录14本。这两部经书参见和志武:《纳西象形文东巴经目录》,见《纳西东巴文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34-235页。其中去除在《全集》中重复的经书,仍有不少重要经书遗漏,如叙述东巴教教祖身世、来历的《祖师什罗身世纪》《祖师什罗历史经》,其在东巴经书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全集》作为东巴文化的“百科全书”,却没有收录作为东巴教教祖的来历经书,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

其二,所选文献不全的第二个方面是祭祀类以外的文献,如账本、契约、书信、碑刻、歌本、日记、对联、医书等应用性文献没选入。现从丽江宝山、鲁甸、塔城,迪庆州三坝乡搜集到的这类应用性东巴文献已近百件。这些应用性文献与宗教祭祀类文献构成了东巴文献的整体性,这一类文献与宗教祭祀类经书相比,有民间应用性、字词对应性、线性排列等特点,是研究纳西族经济社会、纳西族民俗文化、东巴教与民间文化关系等方面的重要文献资料。

其三,《全集》所选东巴文献的地域局限于原丽江县(现古城区、玉龙县),而忽略了其他纳西族地域的经书。《全集》中有一本选自宁蒗县油米村的东巴舞谱经书《超度什罗、送什罗、开神路·上卷:油米村忍柯人的书》。这本经书是由原丽江县鲁甸乡新竹村东巴东恒在民国时期从油米村抄录而来。因纳西族在历史上并未建立过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各个时期、不同区域所受外来文化影响不同,从而形成了同一民族内部的文化多样性,这从东巴文献在不同区域中体现出来的书写体例、字形、情节、应用操作等多方面的差异中也可得到佐证。对现今纳西族东巴文化生态进行考察,东巴教民间信仰程度较高、民间东巴经书较为集中、东巴仪式仍在延续的村落社区,基本上集中在原丽江县以外的香格里拉三坝纳西族乡、宁蒗县拉伯乡、四川省木里县俄亚纳西族乡和依吉乡等地,据笔者田野考察统计,现今这些纳西族地区收藏的东巴经书仍不少于2000册,仅香格里拉三坝乡文化站、树枝村、油米村经书就有1000多册。三坝在历史上称为“东巴教发祥地”,至今在民间仍流传着东巴教第一代教祖丁巴什罗、第二代教祖阿明什罗的诸多神话和传说,在纳西族民间有“不到白地,不算大东巴”的民谚,这些说明了三坝在纳西族东巴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而这些纳西族不同区域的经书未能入选《全集》,这对于研究东巴文化的产生、发展,东巴语言文字的构成、类型,纳西族整体文化是极为不利的。

其四,丽江以外的国内外收藏的经书也没有入选《全集》。从1867年法国传教士德斯古丁斯搜集的第一本东巴经书开始,直至1949年美国学者洛克离开丽江,在近百年的西方搜集东巴经狂潮中,有10000多册东巴经书收藏于美国、法国、英国、瑞典、瑞士、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在丽江本地之外的经书除了数量庞大以外,经书质量也较高。据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和力民对法国远东学院收藏的49本东巴经书编目,发现这些经书重本较少,有珍贵的文献价值。杨福泉:《东巴教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56页。有些经书在丽江已经失传,“例如东巴经中少有的一种抄本——折叠式的经卷,据说有39英尺长,有103节,现在纳西族地区已经找不到了”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纳西族文学史》(初稿),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页。。这与搜集者的研究水准与眼光密切相关,如被称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在丽江及纳西族地区调查、搜集东巴文化27年,其搜集的东巴经书不下于5000卷,且这些经书都是他精挑细选的。洛克曾提到一桩搜集轶闻:“1931年的一天,我在玉龙雪山脚下的住宅里,在我后来找的东巴经师的帮助下翻译纳西东巴经书,我的经师既是东巴,又是吕波(巫师)。这时,来了一个身背满筐纳西东巴经想卖的拉宝农民,我和我的东巴经师仔细地审视这些东巴经书,发现这些经书几乎全是稀有的。我把它们全部买下。这些经书中的一本是用标音文字写的,经文由陀罗尼(或称巫术套语)组成,据说把它念上一定次数后,可以表演非凡的绝技。”洛克著,杨福泉译:《纳西族巫师“吕波”和达巴》,见白庚胜、杨福泉编译:《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国外收藏东巴经最多的是美国,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就存有7836册东巴经书。1956年,已经迁居台湾的东巴文化学者李霖灿应邀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对3038册经书进行编目,发现有年代标记的经书有61册,其中一本经书的版本是清康熙七年(1668)。李霖灿:《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东巴经典》,见郭大烈、杨世光主编:《东巴文化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6页。国外东巴经藏书有着重要的补正作用,据戈阿干调查,现在国内发现的东巴舞谱仅剩下6本,记录东巴舞为45种,而现在传承的东巴舞远不止这些,不少老东巴认为他们传承的舞蹈有100种之多,并都有谱文记录,但众多的谱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销毁,在国外东巴经藏书里是否有东巴舞谱,这是各国东巴文化学者应予关注的一个问题。戈阿干:《东巴神系与东巴舞谱》,《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另外,由李霖灿带到台湾的1200多册东巴经书有很高的质量。另外,云南省图书馆及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馆藏东巴经书并没有得到较好的整理、刊布。

二、音系失真

《全集》中国际音标注音的音系以大研镇土语为主。虽然《全集》中经书全选自丽江县境内,但丽江县境内有大研镇、丽江坝、宝山州、鲁甸、塔城等地的土语,大研镇土语只有一套浊辅音,而宝山州、鲁甸、塔城等地的土语则分为纯浊音和鼻冠音两套;宝山州土语少dz、dʐ、f等3个辅音音位。丽江县境内东巴经书基本上来自于大研镇土语区以外的方言区,而在给东巴经书注音时,又采用了这种原来经书念诵时较少使用的土语,这给经书语言音韵体系的真实性带来了损害。譬如东巴经中的自然神“署”,大研镇方言的读音为“sɿ31”,而鲁甸、宝山州土语读为“ʂv”。在方国瑜编撰的《纳西象形文字谱》中(第1902字)注音为“sɿ31方国瑜编撰,和志武参订:《纳西象形文字谱》,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页。,而李霖灿编撰的《么些象形文字、标音文字字典》(简称“李霖灿字典”)中(第1968字)则标注为“ʂv”李霖灿编著:《么些象形文字、标音文字字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336页。。同样一个字出现不同的读音,原因在于前者是以大研镇土语为参照音系,而后者是以鲁甸土语音系为参照音系。如果在翻译中没有遵照经书出处方言来诵读,对经书原文的理解也会有误。日本学者黑泽直道指出:“在以纳西语为母语的该研究所纳西族学者中,没有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从而没能将纳西语各地方言、音韵差别作为重大问题加以把握。正因为这样,各种经典读音中的纳西语各种方言音韵几乎都被抛弃殆尽。”黑泽直道:《〈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评述》,见白庚胜译:《日本纳西学论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喻遂生也认为:“东巴经的记音,似乎多是用大研镇音系。经书收自各方,老东巴来自各地,用比较单一的音系记音,有便于编纂、阅读的一面,但同时抹杀了其方言特点,而各地的东巴经,其假形字和形声字的声符,肯定是以当地的方音为依据的。统一音系可能会使假借、形声的音韵研究因材料的失真而失真。”喻遂生:《东巴文化研究断想》,见《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4页。

三、字释阙如

东巴文字因其依类象形、突出特征、变易本形、依声托事、一字多义等造字特点,加上其书写方式并未体现出逐词记录、线性排列的语用特点,以及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中形成的异文特点,给东巴经文阅读造成了极大的障碍。这就意味着即使掌握了东巴文字典中所有的文字,也无法读通经文。如东巴文,似为一个文字符号,其实由三个字符构成,包含十个音节的一个完整句,应读“pɯ33bv31ʐʅ3333bv31, na31333333dʑy33”,意为“艾蒿长山先于草,纳西历史很悠久”。pɯ33还派生出“pɯ33pa31be33”一词,意为发展变化或生育;pɯ3333ʂv31mu33,指传统古规。和志武:《纳西东巴文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页。《全集》虽然采用了东巴经文、国际音标、汉语直译、汉语意译四对照方式,但因东巴象形文字的这些特点,如果没有逐个对照东巴文字来解释经文,读者无法根据文本提供的东巴经文来准确解读经文。

对此,喻遂生结合李霖灿的翻译心得做了如下评说:李霖灿《么些经典译注六种·序》说:“在这里微觉欠缺的一点是‘字源’有时没法交代,因为么些经文用字,通假时多,只能于音值下注‘义’,字源就不能不从阙。好在我们编有《么些象形文字字典》,那上面对每一个象形文字的字源,都有很详细的记载,读者可以对照检阅。”确实,“四对照”本因为体例的限制,不可能对字源有详细的说明,也不可能指出在此处是字的本音还是变音,是词的本义、引申义还是假借义,把东巴经的字词分析落到实处。《么些经典译注九种》以外的“四对照”本,更难弄清楚经文中的某个字究竟对应于哪个词、哪个音、哪个义。不明字词关系,不明假借,会给阅读带来很大的困难。时时翻检字典也不太现实,而且许多内容如虚词、俗语之类,字典中根本就没有,况且现在也没有纳西语词典可用。如果说,研究历史、文学、文化借助汉语译文“囫囵吞枣”地阅读东巴经还勉强可行的话,研究语言、文字,特别是进行穷尽性的、计量的研究因必须落实到每一个字词,仅凭“四对照”本就不行了。质言之,“四对照”本对于一般的研究者和读者,实际上还是难以使用的,应有更详尽、更完善的译注形式,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喻遂生:《纳西东巴经“字释”的价值和意义》,中国经典文献诠释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8年。

其实,在《全集》出版前,已有李霖灿的《么些经典译注六种》(1946年)、《么些经典译注九种》(1978年),傅懋勣的《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1948年)、《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1981年、1984年)等东巴经文译注做出了成功的字释典范。

四、去语境化

东巴经书是根据仪式中的口头演述记录而成的口头记录文本,这从经文中大量的口语、口头程式特征中可以得到确认,也就是说现在整理而成的译注文本源于仪式口头文本。仪式与东巴文本关系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不同仪式决定不同的演述文本的种类、规模、内容,仪式的进程决定了经文演述的时间、次序、形式;演述文本的内容制约着仪式的行为、时空转换。另外,仪式中的文本演述不只是简单的念诵,与演唱、舞蹈、手工艺相融合,与现场受众互动共融,构筑而成为特定的演述语境。东巴经文中也有关于节奏节拍的提示符号,如表示板鼓应摇3次;表示应摇响板铃2次;表示东巴应2次抬高双手;表示笛子应吹奏4次,一般多指吹4曲、4遍或指吹4声;表示女子应吹响5次木叶,或吹奏5遍。李丽芳:《凝固在纳西古老图画象形文字里的音乐:云南传统音乐研究》,《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

和志武认为,东巴为人家念经,往往是有声有色的个人和集体的唱诵表演,配上鼓点和小马锣的回音,非常动听。诵经调以不同道场而区分,在同一道场中,又以不同法事和经书的内容而有不同的唱法;并且还有地区上的差别,如丽江、中甸、白地、丽江宝山等,就有明显的差异。总体来说,东巴经诵经腔调有20多种,最丰富的是丽江坝区。从音乐本身价值来看,以丽江祭风道场和开丧、超荐道场的诵调为佳。前者除配锣鼓响点外,有时还配直笛,唱诵《鲁般鲁饶》时,一般是中青年的东巴唱诵,声音清脆轻松,节奏明快,所以颇能吸引青年听众。后者往往不用锣鼓,而是采用集体合唱方式,庄重浑厚,雄音缭绕,表现的是一种较为严肃的气氛。和志武:《纳西东巴文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页。

但我们在现有的译注文本中并未能感受到这些演述语境,甚至对版本的背景也无从得知,如《全集》对所选经书的著述者、出处、搜集者、版本特征没有予以说明。喻遂生认为:“每本经书前,应详细记录版本学特征,如纸张、开本、色彩、装订、钞写人(若有的话,下同)、钞写时间、流传地区、入藏时间、现藏地点等,这对于研究东巴经的流传、发展、断代和分域比较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特征有的从《全集》中看不出来,有的靠读者自己去钩稽。”喻遂生:《东巴文化研究断想》,见《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4页。由此也带来了诸多对文本释读的误区和障碍,损害了文本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复杂多元的,既有时代局限、条件不足的客观因素,也有策划者、编写者的主观因素。提出问题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使民族珍贵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日臻完善、科学合理。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自不待言,每一个民族的口头传统作为不可替代的一个文化的“种”,都具有重要的“文化坐标”式的参考价值。全球化也意味着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化与同质化。在现代性冲击下各民族口头传统急遽消失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如何“把根留住”依然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时代课题。当下国内开展的“非遗运动”已呈如火如荼之势,文化强国,保护、传承传统文化已成国人共识,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合理利用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毋庸讳言,在“保护”话语背景下也存在着“破坏性建设”、遗产碎片化、过度商业化、庸俗化等不良现象。如在东巴文化的故乡——丽江,“世界记忆遗产”——东巴文化渐渐远离了民间的生老病死,以“东巴”命名的旅游商品基本上覆盖了旅游的吃、住、行、游、娱、购等六大环节。光映炯:《旅游场域与东巴艺术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亚鲁王》成名后,也被作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工具。赵崑、李玲亚:《亚鲁王文化旅游节暨紫云格凸攀岩挑战赛开幕》,《贵州日报》,2010年10月13日。

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以期从方法论、操作方式上为口头传统的搜集、整理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和做法。我们不仅要从学理上、方法论上批判继承前人的成果与不足,从而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口头诗学理论体系,且更需要在实践层面结合自身实际,汲取国内外成功的做法,大胆探索,为我国各民族的口头传统整理多提供一些科学合理的具体操作方法,从而尽力避免留下时代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