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以“文学为取向”的东巴文献整理

一、东巴文献的文学化整理、改编与创作

相形之下，以“文学为取向”的东巴文献受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政治化、格式化的特点较为突出。具体来说，以“文学为取向”的东巴文献翻译、整理主要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以20世纪50、60年代为主，第二时期以80、90年代为主；前一时期突出了政治化特点，后一时期突出了格式化特点。

东巴文献的文学化改编、创作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高潮是在50年代、80年代两个时期。纳西族女作家赵银棠于1949年出版了《玉龙旧话》，其中《“摩梭”创世纪》《卜筮术的故事》《高楞趣》《教主“释理”》《牧儿牧女们，迁徙下来吧！》等译文取材于东巴经典，系统地向世人介绍了东巴文学经典，但在翻译过程中把东巴经典原文的史诗特征变成了散文体，主题则突出了反抗黑暗专制、向往光明自由的思想倾向，作者后来也意识到没能“保持原作的时代特点和本族风格”，所以在1957年重新翻译了《董埃术埃》《鲁般鲁饶》两本经书，后者保留了诗体风格，突出了光明战胜黑暗、控诉封建专制、反对礼教的主题倾向。1956年，还在中学读书的牛相奎、木丽春发表了根据《鲁般鲁饶》改编创作的长诗《玉龙第三国》，在国内文坛引起一定的反响，后来二人又根据创世史诗《崇搬图》改编创作了《丛蕊刘偶和天上的公主》。整体来说，这一时期东巴经文翻译的文学化、政治化倾向较为突出，这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1958年以来，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两度对包括东巴经文在内的纳西族民间文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搜集、翻译和整理工作，在此基础上于1959年12月编写出版了《纳西族文学史》（初稿）。客观而论，这两次搜集、翻译、整理工作对于抢救纳西族民间文学有着积极意义，《纳西族文学史》（初稿）的出版使纳西族文学在国内外民族文学之林中的地位获得了相应的提升，在研究纳西族文学史中也具有开创之功。但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搜集、翻译、整理工作受到“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这体现在突出政治路线，以强调阶级斗争观点为主线，尤其以“剔除糟粕”为名，对东巴文学实行去宗教化篡改，认为“东巴教篡改、歪曲纳西族文学，宣传封建迷信思想”。“过去有些人过高地估计东巴教和东巴的作用，甚至把所有的东巴也说成是歌手，强调了积极的一面，忽略了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一面。”“归根结底，东巴教作为一种宗教，毕竟是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它是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工具，其实质是反动的。”在这种“左”倾思想指导下，臆断《创世纪》《鲁般鲁饶》《普尺五路》等东巴经典是封建社会时期产生的，主题是“歌颂劳动，反对封建迷信”。这不仅严重影响了东巴文学的翻译整理工作，而且使东巴文化研究陷入停滞状态。

“文革”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国内政治环境趋于好转，推动了东巴文化的研究及东巴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的可持续拓展。这一时期东巴文学翻译、改编、创作成果以20世纪80年代较为突出，个人成果以戈阿干、杨世光、牛相奎、赵净修等人为代表。如戈阿干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了根据《创世纪》改编的《格拉茨姆》《查热丽恩》两部长诗；杨世光先后出版了《黑白之战》《大鹏之歌》《牧歌》《猎歌》《逃到好地方》等系列长诗；赵净修分别与杨世光、牛相奎合作出版了《创世纪》《鲁般鲁饶》等长诗。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根据东巴文献翻译、整理的作品存在“格式化”问题，与“以传统为取向”的“格式化”相似，都存在文本制作过程的“二度创作”。但也有不同，前者侧重于东巴经典的译注，以语言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为研究范式，对东巴经典内容不作大范围的改编、加工；而后者是以“文学创作”为维度，东巴经典只是起到参考作用，不仅对原文语言、情节进行符合文学审美要求的创编，甚至主题也发生较大改变，如戈阿干的《格拉茨姆》，“把部落仇杀这种社会历史现象，升华到民族团结的高度，用以反映民族团结的主题，这是有现实意义的”。

这一时期对东巴文学的整理成果以1992年出版的《纳西族文学史》为代表，全书分绪论、口传文学时期、东巴文学兴起和繁荣时期、民间传统大调的产生、作家文学的兴起和繁荣时期等，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纳西族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其中东巴文学萌芽时期的口传文学、东巴文学的兴起和繁荣时期、受东巴文学影响生成的传统大调和民间故事传说在整个文学史体例中占了主体地位，篇幅分量及所占内容皆超过半数。本书的开创之功，其一，是把东巴文学置于纳西族的历史发展背景中，与东巴文学的母体——东巴、东巴教、东巴文、东巴经予以有机联系、分析。其二，第一次提出了“东巴文学”的概念，与民间文学、作家文学相并立，使东巴文学从原来民间文学的附庸身份中获得了独立。“东巴文学是唯一用象形文字写的作品群，它以独特性、丰富性、宏伟性，赢得了人民的喜爱，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获得了不朽的生命。它和纳西族的民间文学、作家文学一起构成了三种文学潮流，成为古代纳西族文学的中坚。它不仅在纳西族文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且在祖国的文学遗产中，也是一束独特的艺术花朵。”其三，对东巴文学进行了科学合理的分类，把东巴文学分为东巴经神话（起源神话、伏魔神话、祖先神话）、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叙事长诗、祭天歌、东巴经故事、东巴习俗长调、口头传说、民间歌谣等。其四，该书在编写过程中，吸纳了诸多纳西学研究成果，从而虽名为“文学史”，但有着可资其他学科参考的重要学术价值。“这些作品是纳西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伴随着社会物质生产而结出的精神硕果，具有美学、宗教学、民俗学、伦理学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二、介乎于“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东巴文献整理

20世纪80年代的东巴文献的翻译、整理有两本译作值得一提：一是由东巴和芳、牛恒读经，和志武翻译、整理的《纳西东巴经典选译》；二是由东巴和开祥、和即贵读经，戈阿干翻译、整理的《祭天古歌》。这两部整理本为汉语意译文本，不作音注、字释，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译注文本，且目的更在于普及东巴经知识。与上述“二度创作”的文学作品不同，这两本译作都忠实于原来的东巴经文，且二人都对东巴经文进行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成果颇丰，翻译、整理时皆在东巴指导下逐字逐句进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东巴经典的原貌风格，并对经典中出现的特有名词进行了注释。这两部翻译整理本的性质是介乎于“文学”与“历史”两个取向之间。

和志武对东巴经的文学改编创作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整理做了区分：“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力求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切禁任意进行加工、‘整理’，防止把东巴经译稿变成似是而非，非鹿非马的东西，至于作为一般的文学读物译文，进行必要的整理，或根据东巴经再创作，则应另当别论，但必须慎重，采取严肃的态度。”和志武翻译、整理的《纳西东巴经典选译》先后以内部版、公开版形式分别于1983年、1998年出版，后者在前者18篇译作基础上增加了12篇，基本上囊括了东巴经典的代表性作品，且这些选译经典集中了丽江、迪庆三坝两地的东巴经典，具有地域全面性。作者的翻译、整理工作建立在深入的调查及严格的科学方法上：“我们调查记录的方法，是先请东巴选择好经书或我们自己选好，然后请东巴按书读经，我们则用国际音标忠实记音，读一句，记一句，记完一本后，由我们按所记之音重读一次给东巴听，纠正有无记漏或记错。然后再询问疑难词句，古语古词、人名地名、鬼名神名及有关书本的道场法事，使其直译（对译）准确无误。记音和直译尽量在东巴在场时完成，以求保证质量。意译则一般回到单位以后再进行，可以从容考虑，反复琢磨，尽量做到忠于原作。”但在这两部整理本中译者未能进行国际音标注音，从而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戈阿干翻译、整理的《祭天古歌》均系祭天祝词，按祭仪的程式，从头至尾全部祭辞共8000行，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祭天文化的原貌。总体上说，这部《祭天古歌》是纳西古代祭天活动程式化的结果，是祭司东巴在主持祭天活动的过程中，为配合具体而繁缛的仪式、仪节而编写创作的祭天经诗。

《祭天古歌》内容分为《蒙增·崇般绍》（《生献牺牲篇·人类繁衍篇》）、《共许》（《放生篇》）、《考赤绍》（《迎取长生不老药》）、《吉本布》（《祭雷神电神篇》）、《哈时》（《熟献牺牲篇》）、《素库》（《招迎家神篇》）、《鲍麻鲍》（《点抹圣油篇》）、《素章兹》（《为家神招迎富裕亡魂篇》）、《贡生卑初聘》（《为无后者替祭篇》）、《祭天口诵篇》等十章。前九章按祭天轨程来分类排列，最后一章的口诵篇虽作为补充部分，但其价值极为珍贵，一是说明了祭天作为纳西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二是从中反映出祭天经文源于口诵经，从而成为口头文本与书面文本互证的重要材料。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经文中的口头程式有着深刻的认识：“为了保持作品原貌，我们保留了原文套句的运用，就在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相同与类同的句子与章节。这不能看成是不必要的重复，这些相同或类同的句、章不断出现在不同的母体篇目中自有它特殊的意义，这是祭坛诵经形式的需要，也是表达内容的需要，它犹如一首歌曲的主旋律一样，对表现作品的主题和神韵都起着深化和增强的作用。”整理本中虽然插入了少量东巴经文内容，并进行了注音，但只起到了蜻蜓点水的作用，未成整篇体例，这不能不说是遗憾。瑕不掩瑜，可以说此整理本与《纳西东巴经典选译》堪称汉语翻译东巴文献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