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出土文献与人物年代

第一节 《先秦诸子系年》的问题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是人物年代考证的专书。此书涉及范围广泛，总结了前贤的很多成绩，又加入了大量己见，系统地根据古本《竹书纪年》来补正《史记》之失，而且又进行了捃逸辨伪的工作，据校正后的年代以考诸子年世，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是研究先秦诸子百家的必备参考书。陈寅恪评价说，“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矣”[1]。

钱穆在批评前人考论诸子年世三病之后，谓其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年。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皆应。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但他也自呈其书之“限极”，指出因史料所限，“如春申、不韦之死，荀卿之老，邹衍之游，皆有可疑”[2]。然而自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出土以来，逐渐暴露出其考证中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关于老子的考证，多不可信。此外至于子游、孟子、荀子、杨朱、庄子等人的考订，后人已经提出了很多更合理的意见。近来郭店楚墓所出战国简（以下简称“郭店简”）《老子》、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简（以下简称“上博简”）《慎子曰恭俭》、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简（以下简称“清华简”）《系年》，为我们提供了老子、慎子、墨子等的年代信息。[3]

但是这些新成绩是让我们修正钱穆的诸子年表，还是要另寻思路呢？因为关键的问题是，诸子中只有孔子的生卒年比较清楚，某些孔子弟子的生年、个别弟子的卒年大体清楚，其他多是推测。因而钱穆书中对于诸子的年岁，不得不用一个不确定、不统一的估定作为基准，比如讨论商鞅时说“今姑定商君入秦年三十”，论申不害时说“姑以韩灭郑申子年近三十计之”，论白圭时说“若白圭以三十受封”，论慎子时也有“慎子……居鲁或当以威王晚节为近是。姑以是时慎子年三十计”，论公子牟时说“虑中山之灭，公子牟年不出三十”，论陈仲时说“今姑定宣王元年仲子年三十左右”，论匡章时说“姑定齐、魏徐州相王之岁，章子年二十五以上，三十以下”，这大体是以三十为准；论子华子时则说“今姑定威王元，华子年四十”，论田鸠时说“今姑定许行自楚至滕之岁，田鸠年四十上下”，论吕不韦时说“今姑以昭王四十六年为说，其先不韦本为阳翟大贾，积赀甚富，其年事当近四十”，这又是以四十为准；论宋钘时则说“姑定宋子遇孟轲于石邱年近五十”[4]。类似的假设、推定在书中还有不少。可以看出钱穆在推定诸子年代时，或以三十为基准，或以四十为基准，或以五十为基准，看起来或有些道理，但是并无绝对的根据，则其不统一的推测难免会受人诟病。但是即使能基本统一，这种方法也只不过是类似于阿波罗多洛用“鼎盛年”给古希腊的学者估算生卒年时所用的方法：“他将著名人物一生中的重要事件，假定是在他的鼎盛年，即四十岁左右时发生的，由此上推四十年，就是这个人的生年。”[5]但即便是“鼎盛年”的方法，也是不可靠的权宜之计。由此来看，钱穆所估定的诸子的生卒年便很不精确，以之为标准，难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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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15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

[2]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21~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 参见拙作《上博简〈慎子曰恭俭〉管窥》，载《中国哲学史》，2008（4）；拙作《〈系年〉零札》，清华大学“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学术研讨会，2015年10月，北京；李锐、邵泽慧：《北大汉简〈老子〉初研》，载《中国哲学史》，2013（3）。

[4]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266、276、292、493、517、531、329、315、410、563、437页。

[5]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一卷，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