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几十年大量出土的文献，尤其是其中众多的简牍帛书材料，使先秦秦汉时期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得到很大改观。学界提出了重写学术史、重写思想史、重写哲学史的口号。但是随着新出土的文献越来越多，越来越杂，所需知识储备越来越繁，深入研究越来越难，研究者介入的范围越来越少，终至除文字学研究外，学术研究进一步细分，重写的成果则一直未出现。一些学者遂认为出土文献不能改写学术思想史，只能局部补写学术思想史，乃至有人认为出土文献受到了过度的重视而传世文献被轻视，甚为不当。就先秦时期的学术思想史而言，出土文献有利于打破过去研究的旧范式，建立新范式。范式不转变，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论不转变，当然无法改写学术思想史，因此要出现真正的改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先秦学术思想史研究中，最基础的古书年代、学派以及人物年代的问题，至今仍然受到疑古派及胡适、冯友兰等的哲学史编纂学的极大影响。几十年来，学界虽然对某些问题有所反思，但尚未奠基于出土文献而转换思路，对有关问题进行综合的研究。本书利用出土文献，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想法，以期使先秦秦汉学术思想史及后世的相关研究得以推进。

学术思想史的研究离不开文献和人物，对于文献和人物必须要有比较清晰的定位。这些问题对于唐宋以降的研究来讲问题不大，但是对于唐宋以前，尤其是先秦时期而言，因为文献不足征，所以是最基础也是比较难的工作。除了对于文献的释读之外，还需要判定文献的年代和作者、真伪等。因此，先秦时期的文献年代，至少和人物年代、古籍真伪、学派属性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罗根泽曾经说过：“考年代，则真伪亦因之而显；辨真伪，而年代或仍不得定。”[1]而将人物（作者）或作品划归不同的学派，也含有一种年代判断在内。因此，先秦时期的作者与学派、作品，作品真伪与时代，是互相关联的问题，而其要在于作品的年代。然而要确定先秦作品的作者、年代、学派、真伪，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司马迁在作《史记》之时，刘向、歆父子在校书之时，班固在编《汉书·艺文志》《古今人表》之时，均会涉及人物、书籍的年代、学派这些问题，乃至父子之间也会有不同的判断。譬如司马谈的“法家”，司马迁没有用；刘向《别录》中的“刑名”，刘歆没有用。因此，关于先秦时期文献和人物的问题，包含了古书考辨学（包括年代、真伪和学派属性）和人物年代学，可统称之为先秦古书年代学，它是先秦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基础。

所以要研究学术思想史，就必须先处理好文献、人物年代的问题。综观胡适以来的哲学史、思想史著作，无不有专门章节讨论古书年代学的问题，乃至有专门的哲学文献学一类的书籍讨论相关问题。如今，相关的问题涉及面非常广泛，很多小问题目前尚处于众说纷纭的状态。在此情况下，单纯遵从某一家的看法，并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应该尝试新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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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罗根泽：《管子探源》，2页，长沙，岳麓书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