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间文化的特性
民间文化是指由一个民族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这种文化一方面具有与其他民族文化相区别的特色和个性；另一方面，由于它的长期存在而形成的传统和民族精神，对该民族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处于社会底层的文化
近20多年来，世界各国掀起了文化热。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两类组成的：一类为上层的、知识阶层的文化，也可以说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文化；另一类为社会底层的、平民的、大众的文化。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1897—1958）提出了著名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理论模式。所谓“大传统”的文化，指的是一般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即精英文化或高层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知识分子所精心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尤其是指都市文明的文化模式；“小传统”的文化则主要指民间或基层文化，是底层民众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尤其是指复杂社会中具有地方社区或地域性特色的文化模式。
上层文化主要以文字符号为载体，以书面语言为呈现方式，属于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而下层文化，既是口头语言的，也是行为的。有学者称之为“说话的文化”。“说话文化的至高境界，有时是不说话，而代之以行为的表达。这些行为事件，在民族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被赋予了稳定的民俗含义，已产生了特定的象征性，被民族群体所认同，因此成了一种有意义的文化符号。”[18]
后一类文化更具稳定性，是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下来的，和民众的心理、思维及性格特征有密切的关系。早在1925年，周作人在《拜脚商兑》一文中写道：“国民文化程度不是平摊的，却是堆垛的，像是一座三角塔”，颇有见地地指出了民间文化本身的多层性和多元性。他还将一个民族的文化架构比喻为一个“△”形，在顶端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要影响下层的文化，需要很长的时间；上层文化是建立在下层文化基础上，如果没有处于社会底层的下层文化，上层文化就失去了支撑。譬如儒家文化中的核心之一“孝”道，是凭依民众久远的孝俗为基础建立起的理性概述。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农耕为本的社会经济结构。原始的农业生产，一是依赖“天公作美”；二是依赖有生产经验的人的传授与管理。这种农耕的生产经验，包括了天文、气象、水利、耕作等诸多技艺的综合知识，没有一定知识的积累，是承担不起此重任的。饱经风霜的老年人无形中摆脱了原始狩猎社会中被歧视，甚至到一定年龄被杀掉处理的悲剧遭遇，而得到了大家的爱戴和敬重。为了使较长时间才能取得硕果的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识途的老马”被人尊重，逐渐文化化，加上人们对血统、家族、宗族集体利益的重视，孝的观念和行为不断得到强化，孝俗形成了。孔子在创建儒家学说中，顺乎世俗，将孝俗加以理性的概述和礼仪的控制，成为儒家思想孝悌的核心之一。[19]
由民间滋生的民间文化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文化，其由民间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等组成，不是可以随意改变的，也不是哪个人能够改变的，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在性。对此，钟敬文先生有比较明确的阐述，他说：“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全民族上、中、下层文化的综合体。具体一点讲，中华民族除了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外，还有别的文化，如有大量的通俗文化，即城市市民享用的一种文化。此外，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所以在上层文化和通俗文化之外，还有一种被更广泛地创作和传播的文化，即农民文化、口头文化。这三层文化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20]尽管民间文化处于文化的“下层”，但与所谓的上层文化绝不是从属关系。
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上层精英文化发展态势是趋于一致的，而民间文化则始终保持相互差异的生存状态。“文化”的本义就是差异和不同。《易·系辞》曰：“物相杂，故曰文”；《管子·七法》曰：“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民间文化延续了“文化”原初的本质属性，奠定了一个民族和地区文化多元的基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予以承认和肯定。”在一个民族和地区，较之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显示出更为突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民间文化模式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二、和生活融为一体的文化
有人说，民间文化是传统的。这对，又不对。民间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传统。“四书五经”、唐诗、宋词是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可对绝大多数民众而言，难以直接享用到这些“庙堂文化”。民间文化处于经、史、子、集之外，一般不以书面文字的形式展示出来。民间文化是民众的生活文化，不论是物质的活动还是精神的活动，都是民众生存最需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活动，是说和听的活动，而不是思和想的活动。
民间文化滋生于本真状态的具体的生活空间，其发生和传承就是生活本身，其意义和作用也在于生活本身。民间的生活世界不是私人和个人世界，不是独白世界和私密空间，它的现实基础在于它是被群体分享或共享的，是人与人相互交流的文化存在，是集体的世界，社会的世界。因此，民间文化的发生和传承是社会演进的产物，是一个地域内的人生存的产物，而不是个人的发明与创造，任何个人不能在民间文化中获得原创的炫耀。同时，民俗也是共同的主观的基本的需要，是一个区域内共同愿望的宣泄和追求。
民间文化作为一种处于社会底层的文化形态，是在人的生存本能及生活本身中的文化。每一个生物都为它的存在而感到幸福，因为它的存在就是它的目的。这种深刻的、简单的、不可替代的存在感就是幸福。民间文化是生命的文化，是没有从生活中挣脱出来的文化，所以又称之为民间生活。民间生活是文化的起点，是人类必需的文化形态。民间生活充溢着身体和精神的快感，能够给参与者带来身体和精神的欢愉。思想家在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的过程中获得快感和欢愉，而民间文化是出自生命本能的抒发，其快感不在于创造，而在于本能的需要。生命需要歌唱，需要听和说，需要哭和喊，需要各种民间仪式活动，这就是民间文化产生的原动力。
另外，民间文化是自然形态的意识表现。它是具体的、实在的，而不是概念的、抽象的和思辨的。譬如，农民并没有“工具”的概念，只有锄头、犁、斧头等称谓；没有“饮食”的概念，只有具体的喝水与吃饭；他们的语汇中也没有“信仰”一词，有的只是一次具体的祭拜仪式。他们唱的情歌中没有“爱情”这个词，他们讲述的带有教化功能的民间故事中也不会出现“道德”、“伦理”等概念；他们的语汇知识直接对应和指称具体事物，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直观的，是最接近于生存的。民间口头语言是用于交流的，是生活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是最危险的财富。因为语言总是要去“说”什么，我们总是从所说的什么中领会“说”本身。因此，语言的危险实际上就是“存在者对存在的危险”。也就是说，存在虽然通过语言给出，也会被语言遮蔽。我们知道“信仰”这一概念，但不知道具体的真正的信仰是什么。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由广播、电视、报刊主宰的统一话语世界中。在这种语言的暴政中，我们没有了“思”，也远离了“存在”。同样，在学术理论的笼罩之下，我们僵化了自己的思维。对民间文化学领域而言，保持“思”的唯一语言领域就是民间生活本身。民间文化与民间生活几乎就是同义语，是一个地域的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包含具体的事件、时间、地点和人物。他们同样没有“文化”的概念，有的只是一个个具体的民间文化事象。“事象”是民间文化学学科特有的概念，是指某一次具体的完整的文化形态。“事”指事件、事情，是一个过程，有一定的时间长度；“象”指现象，有可观可感的表现形式，有一个具体的空间维度。民间文化事象绝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具体的时间、地点和参与者，是日常生活。
与一般生活事象相比，民间文化事象具有明显的文化意识和生活特征交融的双重性。民间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并没有从生活状态中挣脱，并非一种纯粹的文化意识形态。而其他的文化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总是相对而存在，保持一定距离，甚至可以储存在相对封闭的殿堂之内。将民间文化事象归属于生活方式，如同将它上升为纯文化意识，同样是不符合民间文化本身特质的。民间文化事象以内涵的文化意识和外表的生活方式形成它的双重复合，这是一种文化型的生活、生活化的文化。民间文化的双重性气质，是复合体的两个侧面。外表的生活方式是民间文化意识内涵物化的表现。总之，民间文化具有其他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不可比拟和取代的特点，既是此，又是彼，是集文化意识和生活样式于一身的独特的社会存在。[21]
民间文化生存与发展依托的主要不是创造或技术，而是人类的天赋能力。在一个自在的、未经分化的社会生活地域内，民间文化自然而然地不断产生和消亡。民间社会中的传统、习俗、习惯、观念、经验、情感、血缘等都是自在的民间元素，它们自在地、富有节律地通过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仪式节日等形式表现出来。民间文化的内在基因和基本图式确定为重复性、连续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呈现为经验主义的传承趋势，在社会生活的自然延续中自在地运行；表现为鲜明的自然主义状态，紧紧依附于自然的生存环境，由生存本能、血缘关系和天然情感所维系。[22]民间文化另一个近义词是“风俗”。“风”揭示了这一文化形态最本质的特征，即像风一样，自然地生成、自然地流传和自然地消亡。民众在表演和传播民间文化时，是在经历一种独特的生活，一般不会意识到自己在从事文化活动。民众的文化活动，基本上是无意识或下意识的。这就是说，民众在制造文化产品时，并不把它当做文化创造来对待，民间创作活动，常常是伴随物质生产或生活而进行的。
民间文化具有鲜明的生活属性，而生活是无穷大的，生活就是一切，没有能够超越生活本身的所谓思想意识形态。英国大众文化理论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在《文化分析》一文中分析了“文化”的三种定义：一是指“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二是指“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三是指“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23]他认为这三种定义从不同方面诠释了“文化”的部分内涵，但也均有不足。民间文化实际上是上面三种定义的结合，考察民间文化应把三者结合起来，视民间文化过程为一个整体，对民间文化生活方式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三、产生狂欢效应的文化
依据俄罗斯著名艺术理论家巴赫金（M.M.Bakhtin，1895—1975）的狂欢化诗学理论，民间文化集中展演的时节、场合，就是民间的狂欢节。“狂欢”是指一种与民间庆典活动结合在一起的人类文化仪式。狂欢节的主要特点表现为：①无等级性。每个人不论其地位如何，都可以以平等身份参加。②宣泄性。狂欢节期间，人们可以纵情欢愉，摆脱种种现实心理重负。③颠覆性。狂欢节中，没有权威，没有管束，甚至没有政府，人们可以无拘无束地颠覆现存的一切，重新构造和设计自己的理想。④大众性。狂欢节是所有人都可参与的一种活动，是适合民众口味并与上层文化相对的一种文化活动。“狂欢节类型的广场节庆活动、某些诙谐仪式和祭祀活动、小丑和傻瓜、巨人、侏儒和残疾人、各种各样的江湖艺人、种类和数量繁多的戏仿体文学等，都具有一种共同的风格，都是统一而完整的民间诙谐文化、狂欢节文化的一部分和一分子。”[24]人们暂时取消了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完全沉浸在自由的欢乐之中。民众需要这种狂欢和诙谐，在狂欢中获得各种满足和精神的愉悦。
当反映主旋律的上层艺术在官方的上层社会和思想界里，正实现语言和思想世界在文化、民族、政治上的集中化任务时，在民间，在乡村的公共空间，在游艺场和集市的戏台上，狂欢着的人们却用杂语说着笑话，用地方传统的方式和语言演述着故事、笑话、街头歌谣、民间小戏、谚语、趣闻等。1925年，周作人就曾登文征集猥亵歌谣，这些歌谣中包含大量的诙谐成分。“民谣的颠覆性、不妥协性、讽刺性决定了它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永远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发挥其独特的舆论功能。”[25]民谣是对话化了的杂语。而“沿着语言生活里集中倾向的轨迹发展而诞生与形成的语言哲学、语言学和修辞学，忽视体现着语言生活离心力的这一对话化了的杂语。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理解语言的这样一种对话性……不妨直接地说，语言的对话因素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现象，直到现在仍然处于语言学的视野之外”[26]。
巴赫金强调，由这些俚俗体裁组织起来的杂语，不仅仅只是不同于公认的规范语（连同其所有的体裁），以及承载主流思想的语言，更有甚者，它是有意识地与之相对立。它讽刺性地模拟当代各种官方语言，并与之针锋相对。现代山西秧歌、东北二人转以及餐桌上的冷嘲热讽就颇为典型。美国学者欧达伟（R.David Arkush）在《中国民众思想史论》一书中，认为定县秧歌戏的内容包含“令人神往而又有危险性的思想、愿望、性冲动、道德怀疑和造反空想，以及诸如此类的颠覆，或威胁乡村社区的意念等”。江西赣南地区的地方小戏采茶戏充斥的“黄色小调”，是该剧种必不可少的“调料”。“黄色小调”的表现形式有多种，有隐晦情歌，有打油小诗，也有“黄色笑话”和“黄色谜语”等。“黄色小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地域产生的，保持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客观地说，比较真实地表达出当地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情绪世界的诙谐层面。[27]
诙谐的源泉是上古初民娱神的仪式，当神圣的表层随着神的死亡而不断脱落，剩下的便是纯粹的诙谐式欢乐。故而，诙谐成为民间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它存在于民间生活空间的各种灰色地带。人们并不是因受压抑才诙谐，诙谐是本能的宣泄，因而民间既不存在压抑也不存在升华或替换，民间就是民间，它不需要外在的拯救。诙谐是民间人生中重要的精神现象，绝不能将之当做休息时的消遣，无足轻重的游戏。
诚然，民间生活的狂欢属性也有不够理性的一面，有着放纵人自然情绪和情欲的倾向。英国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分析罗马农神节时就曾指出：“许多民族曾经每年都有一个放肆的时间，这是法律和道德的一贯约束都抛开了，全民都纵情地寻欢作乐，黑暗的情欲得到发泄，这些，在较为稳定、清醒的日常生活中，是绝对不许可的。人类天性被压制的力量这样突然爆发，常常堕落为肉欲罪恶的狂欢纵欲。”[28]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域，这种自然情欲的恣意放纵有其合理性，除非人为宗教的狂热和集权组织的操控，“在较为稳定、清醒的日常生活中”，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民俗作为一个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和生活传统，绝不会成为社会“破坏性”力量。相反，由于民俗赋予人们宽容与自由的行为，使之成为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钟敬文先生在比较中西方狂欢活动时说：“两者都把社会现实里的一些事象颠倒了过来看，表现出了对某种固定的秩序、制度合规范的大胆冲击和反抗。他的突出意义，是在一种公众欢迎的表演中，暂时缓解了日常生活中的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社会对抗，取消了男女两性之间的正统防范，等等，这些都是中、外狂欢活动中的带有实质性的精神文化内容。”[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