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间文化生存的困境

既然民间文化是属于民众的，而民众生存于社会的底层，不拥有政治话语权，那么，他们所传承和享用的文化自然也始终处于劣势地位，“向来在文献上一般是被忽略或排斥的”，^[11]往往陷入需要“保护”的境地。“由于民间和官方在社会存在结构中具有天然的利益对抗关系和文化紧张氛围，主要由官方利益诱引和学术体制收购的职业化学者便很容易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审视和描述民间存在状态，由此导致民间总是与边缘性、分散性、原始性、滞后性甚至反文化秩序性联系在一起。几千年来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帮助政府、教会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来治理民间、改造民间、教化民间，甚至某些永远走不出民间的民间知识分子也还表演其‘堂吉诃德式’或者‘孔乙己式’的人生悲剧和角色荒诞。”^[12]

导致民间文学生存困境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文化传播的形式发生了变化。由口传文化到印刷文化，再到当今的电子文化，这已成为必然的客观事实。尽管各种文化传播形式仍在并行发展，不可互相取替，但载体的变化也改变了人们对原有载体文化的信仰。正如周宪和许钧两位教授所指出的：

在口传文化阶段，面对面的在场交流形式与语境，既使得交流是双向互动的，又使得传统的权威得以维持；印刷文化阶段，信息不再依赖于在场，它贮存在可移动的媒介（印刷物）中，使得不在场的交流成为可能。印刷文化出现，在跨越时空限制的同时，也动摇了传统的权威。由于读者和作者不在同一时空里，阅读活动较之于面对面交流，更加带有批判、怀疑和“改写”原本的倾向。^[13]

在当下社会，“权力政治通过历史的文本化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经典’，进而排除了非主流的、民间的、边缘的历史与声音，那些被文字等现代传播媒介书写、刻录的历史也就充当了强化权力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14]。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更是对民间文化或多或少有片面的看法，认为民间文化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粗俗”的、“浅陋”的、“下里巴人”的、没有多少社会功能的玩意儿。这是没有真正意识到民间文化的审美价值、认识世界的价值和生活价值的结果。因此，这些看法既片面，又不深刻。美国学者林顿指出：

文化指的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被社会公认为更高雅、更令人心旷神怡的那部分生活方式……对社会科学家来说，这些行为只是我们整个文化中的若干组成部分而已。整个文化还包括诸如洗碗、开汽车等世俗行为，而且，对文化研究来说，这些世俗行为与那些在生活中被认为高妙雅致的事物相比，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这么一来，在社会科学家看来，没有无文化的社会，甚至没有无文化的个人。每个社会，无论它的文化多么简陋，总有一种文化。从个人跻身于一种或几种文化的意义上看，每个人都是有文化的人。^[15]

长期以来，受到文字至上和文字霸权的影响，人们习惯于从正史典籍中了解古代文化，从精英阶层所创造的文字经典中认识民族传统，而不太善于从民间知识系统中把握民族文化的特色，也不会从民众的审美立场理解和欣赏民间文化。面对民间文化，人们常因受到文人思维模式和价值标准的制约而失之偏颇，甚至产生误读。

民间文化属于民众自己的知识，是民众自己叙述的知识，是民众对于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感情的展演。这种知识被视为非科学的知识，是未经科学证明、过滤的不可信的叙述和展演，往往被由知识分子建构起来的所谓科学知识排斥和压制，难于获得合法的被认可的地位。民间文化在空间维度显示出民间特性，在时间维度则表现为农耕特性。中国的民间文化基本上是在农耕的土壤中滋生起来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在现代化、工业化乃至信息化的作用下，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在城市化和机械时钟、电子时钟面前，农家小院和晨鸡报晓失去了存在条件；在现代化机械面前，人力的农耕技艺失去了存在条件，手工的生产工艺失去了存在条件；在电影、电视面前，民间戏曲、民间游艺活动及其表演场所受到巨大冲击；在漂亮性感、时尚美艳的歌星面前，说书艺人等民间艺人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16]传统的民间文化正越来越远离我们的生活。

民间文化的这种生存境遇与同样流行于民间的大众文化形成明显反差。所谓大众文化，一般指以科技成果为手段，以现代传媒为载体，以娱乐消费为目的的文化，亦被称为流行文化或工业文化。现代科学技术使得大众文化可以批量生产，覆盖到更广大的地区。虽然大众文化产品标准统一，缺乏个性，但它们生产和传播的速度之快，是民间文化所不可比拟的。如今的网络流行歌曲、手机短信占据了年轻人生活的主导地位，而主要依赖传统流传方式的民间文化，在强盛的大众文化的挤压下只能艰难地生存。

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话语建构或能够产生地方经济和宣传效益的民间文化，得到暂时的功利性的特别关注。有选择地利用民间文化是精英阶层的一贯做法。“新文化运动期间，我们的前辈选择的是歌谣，以为民间的歌谣文化才构成可以替代‘圣贤文化’的民主精神，延安的民间文化运动选择的是秧歌这种符合‘革命精神’的文化元素。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和旅游部门也选择一些‘有用’的文化元素，将其加工为‘合适的文化’。”^[17]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于当下社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关系的理解是一种政治现象。为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早就存在，只是到了现在才引起广泛注意？为什么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了保护名录，而有些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反而在自生自灭？宣称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保护的究竟是什么人？他们又是如何使其宣称合法化的？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文化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对保护的对象，同样也是有选择的。众多的民间文化形式依然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城市文化的入侵，正迅速将偏安一隅的各地民间文化推向生存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