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苏维埃俄国经济制度的初建和转折

一、从土地、银行和工业的国有化入手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

所谓经济制度，就是统治阶级建立、维护和发展经济秩序，以及确立或创设的各种有关经济问题的规则和措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制度就是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其基本要素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社会生产的运作形式和产品的分配形式。在取得政权之后，俄共（布）虽然没有成熟的经济制度方案，但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构想，如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没有商品和货币，而这些也就成为苏俄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另外，由于经济落后而导致的对“加速”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以及战时经济的非常状态，俄共（布）在实践中又不断强调国家政权对经济的调控乃至全面干预。

直接指导苏俄建立经济制度实践的是列宁的经济思想，而列宁的经济思想又直接源自马克思恩格斯对商品经济的认识。早在1906年写的《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列宁就提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29]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更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权要实行土地国有化、银行和大工业国有化、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监督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建各种消费合作社并对它们实行监督等设想。^[30]列宁的这些构想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成为俄共（布）设计经济制度的出发点。

取得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的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措施是实行土地、银行和大工业的国有化。《土地法令》宣布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所有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并在国有土地上建立起了国营农场。在银行国有化方面，俄共（布）十月革命过程中就占领了旧政府的国家银行，接着又采取措施对私人银行进行监督并逐步推进其国有化进程。1917年1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银行国有化》的法令，开始了私有银行的国有化改造，没用几个月就完成了。在大工业国有化方面，苏维埃政权集中在重工业领域实行国有化。到1918年5月，苏俄的国有化企业为512个，其中，矿山冶金工业和金属加工工业的企业为218个，燃料工业、电机工业和化工工业的企业294个。

为了适应银行和大工业国有化管理的需要，1917年12月，苏俄政府成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负责组织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制定调节全国经济生活的总准则和总计划，协调中央和地方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经济活动。随后，地方上也成立了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地方苏维埃政府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下开展工作。这是计划经济的发端。不仅如此，苏维埃政权还实行了工人对所有工商企业和银行的监督，让工人担负起管理工作，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以便对付旧职员的消极怠工。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确认了上述做法。它规定：“1.为实现土地社会化而废除土地私有制，宣布全部土地为全民财产，并根据土地平等使用的原则，把土地无偿地拨给劳动者使用……2.批准关于工人监督和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苏维埃法律，以保证劳动者对剥削者的统治，并以此作为把工厂、矿山、铁路和其他生产资料及运输工具完全收归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所有的最初步骤。3.批准把一切银行收归工农国家所有，以此作为使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压迫的条件之一。4.为了消灭社会上的寄生阶层并组织经济，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5.为了保证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并消除剥削者复辟的一切可能，决定武装劳动者，建立社会主义工农红军并完全解除有产阶级的武装。”^[31]1918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七大上又提出了其他一些原则，如国家对贸易实行垄断，全体居民参加消费生产公社，实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分配”，消灭商品和货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等。^[32]然而，这些原则未来得及实施，1918年春末就发生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于是，苏俄经济体制转入了更为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

二、为什么要实行和如何实行战时共产主义

苏维埃俄国成立之初所面临的形势是非常险恶的。在大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英、法、美、日、德等国就企图将苏维埃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从东、南、西等方向直接将军队开进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它们所到之处，推翻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屠杀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与此同时，国内被布尔什维克推翻的阶级和被击溃的党派、反动军官、富农、哥萨克上层分子等也纷纷起来反抗苏维埃政权。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向刚刚诞生的苏维埃俄国发动进攻，一时间，“北方有摩尔曼，东部有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战线，东南方有土耳其斯坦、巴库和阿斯特拉罕，英法帝国主义铸造的包围圈几乎已经合围了”^[33]。当时，3/4以上的国土（而且这些地方都是粮食、原料和燃料的主产区）落入敌手，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等大城市里，工厂停产，居民忍饥挨冻。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为了打退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进攻，维护自身的生存，俄共（布）陆续采取了一系列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非常方针和政策。

第一，实行余粮征集制和农业集体化。在战争时期，苏俄面临的最大经济困难就是粮食问题。1918年夏秋，外国武装干涉力量和国内反革命势力占领主要产粮区后，苏俄的粮食供应出现了极端困难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苏俄政府实行粮食垄断政策。《征收农业实物税》法规定，农民除了保留自己所必需的粮食外，一部分粮食要作为税收无偿地交给国家，其余部分按固定价格或以商品交换形式卖给国家。这些措施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红军和城市职工的粮食供应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决。1919年1月，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在产粮省份收集归国家支配的粮食和饲料》的法令，实行余粮征集制。余粮征集制不是从农民有多少粮食和他们自己需要多少出发，而是从国家需要多少粮食出发，硬性规定数字，摊派给基层，由工人组成武装征粮队下乡，按固定价格向农民强迫征购，违者即按敌人惩处。

与此同时，为了增加粮食产量，苏维埃政府积极在农村中推行农业集体化。1918年夏，第一批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等集体化组织建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1919年2月14日颁布的法令规定：“为了彻底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为了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组织农业并使用一切科学技术成就，为了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劳动群众，为了把无产阶级同农村贫民联合起来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必须由个体使用土地的方式过渡到集体使用土地的方式。各种大型的经济，如国营农场、公社、共耕社以及其他集体使用土地的形式，是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手段，因此，必须认为，个体使用土地的一切形式都是暂时的，而且已经过时了。”^[34]此后，农业集体化陆续在一些地方推进。

第二，工业进一步国有化。为了提高工业产量，1918年6月2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要求实现各基本工业部门的大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的国有化。1919年初大企业的国有化已基本完成，一年后中型工业也基本转入国家手中。在此基础上，1920年11月29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又做出决议：凡拥有机器动力而工人数目超过5人、不拥有机器动力而工人数目超过10人的一切私人的和团体的工业企业都实行国有化。

第三，用高度集中的甚至是“军事化”的方式管理经济。列宁任主席的工农国防委员会对全国经济工作实行总的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则负责具体的领导工作。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按工业行业又设立了若干管理总局直接管理相关的国有企业。各管理总局给每一个企业下达生产计划和产品分配指标，企业从上级机关得到原料和所需要的机器，并按上级机关的规定提供产品。有些地区还设立了省管理局，由省管理局来直接管理企业，而省管理局对总管理局负责。此外，俄共（布）九大之后，在工厂管理中逐渐推行“一长制”。企业由国家委任一个厂长领导，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并向国家负责，职工必须完全服从。

第四，取消自由贸易和市场。1918年11月，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取消私人贸易机构，由国营的和合作社的分配网点来供应居民一切产品。接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宣布对香烟、糖果点心、咖啡、食盐、火柴、纺织品、煤油、肥皂等商品实行国家垄断。到1920年初，苏俄政府已经关闭了所有的商品交易市场，一切商品贸易取消。与此同时，苏俄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取消货币的措施。1919年初，人民委员会发布法令，在苏维埃管理机构、国有化企业、市政企业及商业企业之间的结算不再采用货币形式，逐渐增加职工工资中实物工资的比例，这一比例在1920年达到了92%。

第五，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1919年2月，列宁提议制定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措施，从资产阶级合作社的供应和分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供应和分配。根据列宁的意见，人民委员会3月通过法令，宣布成立消费公社作为全国统一的分配机关，全体城乡居民都必须加入消费公社，实行产品和日用必需品的国家统一分配制。国家按照阶级属性凭票证给居民分配工农业产品。其中，工人分得产品的数量比其他人多些，非劳动人民只有完成了劳动义务才能得到配给的产品，“不劳动者不得食”。1920年底，政府免费向居民供应粮食食品、日用消费品，工人、职员免交住宅费用，免交供水、排水、煤气等公共事业费。

第六，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事化。这种做法最初是强迫资产阶级等非劳动者参加劳动，但由于战时劳动力奇缺，逐步扩大到所有人群。1920年1月，人民委员会发布法令，规定所有居民都必须一次性地或定期地履行各种性质的劳动义务，否则将交付法院甚至革命法庭治罪。另外，苏维埃政权还采取了“劳动军事化”的方法，在各军工企业、交通运输业、燃料工业等特殊单位，采用军事方法来解决经济任务和其他任务，这些单位中的职工被按照军事编制组织起来，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违者按战时法律以逃兵论处。

三、如何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新经济政策

在国内战争快要结束之际，列宁等人甚至乐观地认为可以直接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极端措施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民众尚且能够忍受，可当这个前提不存在的时候，再要人民忍受经济状况恶化、生活用品极度贫乏的痛苦，各种经济、政治矛盾便暴露出来了。农民通过暴动来抗拒余粮收集制，曾经在十月革命中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也发动叛乱，提出了“要苏维埃，不要布尔什维克”的口号。面对这种形势，列宁意识到，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凭借军事行政手段并绕开商品和市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空想。俄共（布）十大开始向新经济政策过渡，苏俄的经济制度在某些方面又有了新的变化。

第一，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1921年3月，俄共（布）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主张并通过的决议提出，为了保证农民能够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经济资源，提高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应当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种国家收购粮食、原料和饲料的方法”。纳税后，农民可以全权处理剩余的一切粮食、原料和饲料。实物税的“税额应当比以前用余粮收集制的方法所征收的少”，而中农、贫农税额应当更低一些，最贫苦的农民可以免缴。同时，俄共（布）决定通过税额上的优惠来奖励“扩大自己的播种面积以及提高整个农户生产率的勤恳的农民”。^[35]实行“粮食税”，体现了列宁等人政策制定观念上的转变，从完全否定农民因自身利益需要对自有产品的处置权，转变为完全肯定农民拥有自有产品的处置权。

第二，实行土地租让制和租赁制。1922年4月，列宁提议：“关于在农业中使用雇佣劳动和出租土地的条件问题，党代表大会建议这方面的全体工作人员不要用过繁的手续来限制这两种现象。”^[36]5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土地劳动使用法》规定，由于遇到自然灾害或因缺乏劳动能力和生产工具而导致无力耕种自己土地的家庭，可以出租家中的一部分土地，出租周期为两个轮作期，但最长不得超过六年。

第三，允许国家调节下的贸易自由。1921年3月，苏维埃政府公布的《关于完成余粮征集制任务的省份自由交换和买卖农产品》的命令确认了自由贸易的原则，允许在地方范围内实行商品自由流转。后来，自由贸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手工业产品和小工业产品。从1922年起，国家开设了各种贸易机构，由它们经营国有企业生产的工业品的销售。同时，消费合作社逐渐改变职能，成为城乡商品流通的主要渠道，以零售商品为主，兼营批发、采购和分配。

第四，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形式，但比苏俄当时大量存在的小生产要进步得多，通过国家的控制能够避免小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37]因此，苏俄应该学会如何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盲目拒绝它。“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38]当时，苏俄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有租让制、合作开办股份制公司、国内私人企业承租和合作社等方式。除国家资本主义外，苏维埃政权还允许个人开办小私营企业。1921年7月，全俄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布法令，允许俄国公民可以自由从事手工业和开办雇佣工人不超过20人的小企业。同年12月法令又规定，将已经国有化而雇工在20人以内的小企业还给原业主。

第五，通过国家计划发展经济。为了恢复遭受长期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苏维埃俄国决定把计划经济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苏维埃俄国经济恢复的基本条件是贯彻执行最近一个历史时期的统一的经济计划”^[39]。其中，全国电气化计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保证经济计划的实施，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列宁还批准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时，苏维埃政权调整了经济管理方式，逐渐改变了对工业高度集中的管理方法。1921年，原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52个管理总局改组为16个新的中央工业部，并将全国企业分为两类。一类企业仍由国家集中控制，主要为燃料和五金部门；另一类主要是消费品生产的企业，逐步实行经济核算制。

第六，取消劳动义务制，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1921年春，苏俄解除了国家对企业的军事管制状态。“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一整套劳动强制制度被废除，职工获得自由选择工作岗位的权利。劳动就业制度的改变，加速了分配制度的改革。除了恢复工资结算制度外，平均分配的形式也发生改变，建立了以工人熟练程度和生产能力为标准的劳动报酬级差制度。

苏俄的经济制度是在极其复杂甚至险恶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的，与后来的苏联模式相比，虽然在某些具体操作层面上强度有别，但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这两个骨架已经构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