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托拉》（《旧约》）理解中的语言问题

在《新约》成书之前，犹太教先知已开始了对犹太教圣经（后来被基督教基督教称为《旧约》）之解释。犹太教的圣经被称为“塔拿克”’（Tanakh），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托拉》（Torah、律法书）、《先知书》（Nevi'im）与《作品集》（Ketuvim）。其中《托拉》在犹太文献中有时指《旧约》前五章，亦即《摩西五经》（注：即《旧约》的前五卷，篇目为：《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这是为犹太教首批确立的《圣经》各卷。根据犹太传说，这五卷书是上帝通过摩西所宣布的“律法”，故称为“律法书”。这些书卷的内容，主要是：犹太人关于世界和人类的由来的传说；犹太民族早期历史情况的传说故事；所记载各项律法条文。它们构成了犹太教的基本教义与教规，并为后来的基督教基督教所采纳，作为《旧约》的组成部分而成为基督教基督教的经书。），有时指全部的《旧约》篇章。《托拉》有两部，一为成文《托拉》（Torah Shebiktav），另一是口传《托拉》（Torah Shebe' al neh）。成文《托拉》包含613条诫命，学习它的目的是使信众能胸怀律法，按照神的教诲行事。对犹太教徒而言，成文《托拉》的律令是永久的、不得更改的。在他们看来，基督教基督教的《圣经》是伪造的《托拉》。成文《托拉》可以伪造，但口传《托拉》却无法伪造，并且，由于基督教基督教会并不承认口传的《托拉》，它无疑成了犹太人区别于其他信仰的标志。所以犹太教坚持这样的做法：《托拉》的话凡是书面的不得口头引述，凡口传的话不得见诸文字（注：参见罗伯特·M.塞尔茨：《犹太的思想》，赵立行、冯玮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67页。）。

支撑口传《托拉》的是口语。犹太人的语言是希伯来语，它在历史的进程中已有过几次嬗变，在9—18世纪期间，由于希伯来人通用的口语日渐衰亡，退出日常交流的舞台，口传《托拉》成了名副其实的宗教语言。《旧约》的大部分使用的是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古典希伯来语，《密西拿》（Mishnah）使用的是公元2世纪的希伯来语。前者多借用迦南语及阿卡德语，后者许多名词源自阿拉米语、希腊语、拉丁语和波斯语。我们还知道，从以色列人的祖先在埃及定居（约公元前1700—1250年）到摩西带领他们出走埃及，计有约450年时间与埃及人杂处，约公元前550年，沦为巴比伦之囚，而在其他时间里，大都居无定所，四处流浪。综合以上诸因素，犹太人的口语还能像他们的祖先那样纯粹、未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吗？我们可以从现代希伯来语的状况来推知那时的情况：现代希伯来语是以《圣经》语言为基础、并对其进行了为适应现代需要的革新而形成，它不同于西欧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的语音（注：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上海），1985年，第8卷，第446—447页。）。古代希伯来人的语言发音也应与此类似。准此，古代拉比们用什么来担保他们口传的《托拉》准确性？进而言之，如果我们考虑到不可避免的记忆失误，口传《托拉》的可信度更是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将口传的东西用文字记录下来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可是犹太人为何坚持用口语的形式传播口传《托拉》呢？除了口传《托拉》不容易伪造外，以下说法似更有说服力说服力：“从反对将口传《托拉》形诸文字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重要作用之一。成文《托拉》的律令是永久的，也是不可更改的；只有当形式使其无法履行时——祭典无法举行以及人民被虏，耕地法不能推行——它们才被暂时地搁置起来，直到能重新履行。而口传《托拉》，因为未形诸文字而处于一种灵活的状态，倒可以使成文的律例随时代形势的变迁而得以变通。换言之，口传《托拉》避免了社团的宗教立法因缺乏发展而一成不变。”（注：亚伯拉罕·柯恩：《大众塔木德》，盖逊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7—168页。）如此，宗教领袖就有权利通过口传《托拉》制定新的律法，以应对时势之变，同时也使成文《托拉》获得恒久的生命力。事实上，只要《托拉》可以通过重新诠释以适应新的、偶然发生的情况，就永远不会过时。这意味着，不变的只是经文，而对其意义的解释则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新，与时俱进。但是，如此一来，圣典的本真意义何存？

在公元1世纪罗马人统治下，犹太教又一次陷入困境，它只能在希腊思想和罗马的武力之夹缝中生存。其时犹太人已分裂为多个派系，由于他们在政治上倍受压制、又无力与罗马人抗衡，而对《旧约》所记载的弥赛亚预言和但以理预言报有热切的期望。法利赛人热衷于口传律法（托拉），撒都该人强调圣殿和祭司制度，其他的一些派别也都在宗教上和哲学上固执己见。

历史上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终于改变了这一切。公元70年，反抗罗马的起义爆发，罗马军团围困耶路撒冷，彻底摧毁了这座城市，圣殿化为灰烬，居民被驱逐出城，并下令禁止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由于圣殿已毁，撒都该人也已销声匿迹，法利赛人的口传《托拉》的传统渐而成为犹太教的重心。自此，悉心研读经典、虔诚祷告、广行善事便取代了圣殿献祭和朝圣。通过这种方式，犹太教才得以延续下来，信众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以及任何文化环境中奉行犹太教。拉比们也一改口传《托拉》不得形诸文字的做法，将口传律法记录下来并加上注释（成文于公元2世纪末3世纪初，被称为《密西拿》），其后又对《密西拿》进行评注与解释，形成评注专辑，被称为《哥马拉》（Gemara）（成文于公元3—6世纪），其后再加上中世纪拉比们对《哥马拉》的评注，最后结集成为《塔木德》（Talmud）。口传《托拉》由此也变成了另一部书写的《托拉》。

口传的传统并不能确保圣典之本真的唯一的真理，而基于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圣经》而理解上帝之谕旨的情况也与之难分伯仲。其主要原因在于文字本身。希伯来语属于西闪语支，使用的是闪语文字系统。《旧约》绝大部分篇章是用这种文字书写的，只有少量最晚的部分改用了耶稣家乡语的阿拉米文。闪文有22个字母，书写方法是从右至左。希伯来古代文献中的语词通常由3个音节符号组成，比如，“mlk”意指“国王”。有论者认为，“希伯来语同阿拉伯语一样，书写时只写辅音而不写元音”（注：参见顾晓鸣：《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2页。），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早期文字均为音节符号，其音值是辅音与元音拼读而成，其情形有如汉字。希腊文是世界上第一个成熟的拼音文字系统，其辅音取自闪文字符，又采用了其他文字体系中一些字符作为元音，自此才有了元音、辅音之别。正是因为在希腊文中闪文字符全部化为辅音字母，在后人看来，似乎希伯来古代文献都是用辅音字母写成的。古代希伯来人如何阅读、理解这些文本，我们留待后面详加讨论。现在的问题是，后人阅读古代文献时，这些字符专司辅音之职之后已失去了它标志的元音，而它们与不同的元音拼读后会得到不同的发音。其结果显然是灾难性的，上帝的信徒甚至不知道如何正确称呼上帝的名“YHWH”（注：这也许与摩西十戒的第3条戒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见《旧约》的《出埃及记》20：7；《申命记》5：11）有关。人们为遵循这一诫命而避免读出神的名，结果正确的读法也被遗忘了。犹太学者认为人们是误解了这一诫命，其本义应当是人们不可以指着上帝的名“YHWH”起假誓。在《新约》中还告诫人们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地、耶路撒冷和自己的头起誓。（《新约·马太福音》5：34—36））（希伯来语）。在西方语言中已出现了不同的拼写方法，如：Yahveh、Yahweh、其拉丁化形式在英语中为Jehovah。在汉译《圣经》文献里也有“耶和华”、“雅赫维”、“亚卫”、“雅威”几种不同的译法。而在德文现代语译本（注：Die Bibel，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1982.）中，凡出现“耶和华”的地方则以“Herr”（主）代之，然此举至多也只是避免误读神的名，至于上帝的名字是什么，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连至关重要的上帝的名称都变得如此模糊不清，就更不必说其他的概念了。以前述“mlk”为例，可以当这些字符化为拼音文字系统的辅音字母后，可以与不同的元音拼读，代表不同的语词，其发音各不相同，意义亦相异：mélek（国王），mōlēk（统治），mālak（他统治），malkāh（皇后），mālka（他们统治）等等（注：参见顾晓鸣：《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第112页。）。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在某一语句中的“mlk”所指代的语词是什么，就不是它自己所能标明的，而是须通过其上下文的关联（context）才能确定。这里就涉及到现代诠释学所提出的循环诠释之方法。在此意义上，诠释学的经验始终伴随着人们的阅读与理解，它的普遍性是毋庸置疑的。纵然如此，我们也不能认为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文本理解中的所有问题，事实上，一切成功的解释只是从某一特定视角出发而得出的、比较合理的解释，绝非唯一正确的解释。正因如此，在《圣经》解释过程中才形成了诸多流派，至今也无定论。

以上我们从语言的两个方面——即口语与文字——阐述了《圣经》理解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歧义性。它成为人类寻求唯一的真神之努力的莫大障碍，语言的歧义性使统一的宗教之分裂在所难免。然而，人们在此所遇到的困难并非仅限于语言的障碍，与之交织在一起的，还有人的智慧所要求的思想的一致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