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作者：王明、张国焘等

出版信息：8种10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那么，在失败者的笔下，历史是怎样一幅图景？“现代稀见史料书系”这套回忆录的作者，正是中国革命的失败者、出局者、另类人物。仅此一点，足以引人关注。

《中共50年》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王明（陈绍禹）在苏联出版的，王明曾任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一度是共产国际指定的中共领袖、理论权威，40年代声势浩大的延安整风运动，直接目标就是肃清王明的政治和思想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赴苏联治病并长期滞留，1974年病逝于莫斯科，其间连篇累牍地歪曲历史、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这本回忆录即是其一。

张国焘的党内资历比王明犹有过之，他是中共“一大”12名正式代表之一，长征途中公然另立中央，险些对革命造成毁灭性打击。毛泽东曾对斯诺说，与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1938年，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张国焘伺机逃离延安，继而为戴笠的军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张国焘辗转于中国台湾、香港，加拿大等地，1979年在多伦多去世。60年代中期，张国焘在香港《明报月刊》连载《我的回忆》，细数叛党以前的政治经历，评述了建党前后以及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前夕的诸多历史事件。《明报月刊》支付给张国焘一笔不菲的稿酬，成为他们夫妇俩晚年主要的生活来源。

其他几位主人公同样身世不凡。《中国纪事》作者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共产国际派遣中国的军事顾问，第五次反“围剿”的最高指挥官，差点葬送了红军；《苦笑录》作者陈公博，中共“一大”代表，国民党“二大”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傀儡政府二号人物，1946年从日本引渡回国，旋即枪决；《双山回忆录》作者王凡西和《郑超麟回忆录》作者郑超麟，均为中国“托派”领袖，在中共党史上，“托派”几乎是比“阶级敌人”更为恶劣的标签；《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的作者盛岳（盛忠亮），早年留学苏联，“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曾任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被捕后变节，加入中统；《延安日记》作者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孙平，塔斯社记者，1942—1945年作为共产国际联络员进驻延安。

改革开放初期，东方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副牌）以“现代史料编刊社”的名义，内部出版了这套丛书，在控制的范围内供有关领导和党史研究者参考，俗称“灰皮书”。丛书出版以后颇受学界重视，若干史实甚至成为一些重要著作的论据。2004年，东方出版社应读者要求，并报经有关部门同意，以“现代稀见史料书系”为名重新整理编印，仍是内部出版，限量发行。因为采用清一色的黑色封面，获名“黑皮书”。正如党史专家石仲泉所言，这套丛书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更加深入地把握国史和党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补充或纠正若干历史细节。

当然，就像“出版说明”所提醒的，这些作者囿于政治立场、思想观点以及复杂的历史原因，明显存在曲解史实、诋毁他人、吹嘘自己等缺陷，研究者应该谨慎辨析，去伪存真，披沙拣金。以《延安日记》为例，延安时期，任弼时的秘书、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因为工作关系与弗拉基米洛夫交往较多，他在读到《延安日记》后勃然大怒，认为该书“严重歪曲事实，任意中伤诽谤……与他在延安同我讲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尤里（Yury Vlasov），也曾在1991年撰文发表声明，承认《延安日记》是“珍宝岛事件”之后由苏联官方炮制的，尤里透露，当时他被叫去整理父亲档案，苏共中央书记处希望利用他父亲从延安发回的电报和其他情报资料编写一部日记，并命令他来操刀。

这要求我们要以审慎的眼光、批判的意识来阅读这些文本。极而言之，所有的回忆录都应作如是观，因为一切知识都应当接受质询，而不是理所当然的先验真理。

延伸阅读：

1. 邓力群：《邓力群自述（1915—1974）》，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 师哲口述、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

3. 赵超构：《延安一月》，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