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供给学派经济学主要是政策方案

我国学术界有些学者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源头，上溯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现的供给学派和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经济学。

供给学派产生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由“二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转入“滞胀”时期——增长速度持续走低，失业增加，通货膨胀日益严重。“滞胀”是一系列内外因素促成的。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和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沼是其主要外因，制造业生产能力不足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是其主要内因，更深层次的内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的20年，美国经济中的生产率年均增速大约为3%。此后，美国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到年均1%，1977年以后生产率出现负增长。生产率增长的减速又引起通货膨胀加剧和经济增长率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年通货膨胀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2%～3%陡升到8%以上，而年均经济增长率则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4.2%下降到3%以下。由于“滞胀”的病根主要是在总供给一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药不对症”。于是，供给学派大行其道。

美国供给学派的基本思想是：正是生产而不是消费产生收入，没有生产就不可能有消费；在供给与需求的关系问题上，供给是“因”，需求是“果”，供给决定需求而不是相反。因此，经济学和政府政策的重点应当放在供给一方而不是需求一方。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强调：“资本主义的财富之源是经济的供给。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个简单的认识是一切成功经济政策的核心。”⁽⁷⁴⁾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都认为，引起美国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供给不足；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不断增加政府开支和税收，越来越多的规章条例；这些都妨碍了自由市场制度对工作、储蓄、投资和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不难看出，供给学派的基本思想来自古典经济学。

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决定理论和需求管理政策，认为美国经济的“滞胀”就是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吉尔德说：“在经济学中，当需求在优先次序上取代供给时，必然造成经济的呆滞和缺乏创造力、通货膨胀以及生产率下降。”⁽⁷⁵⁾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刺激总需求的政策是无效且有害的，因为需求本身并不生产什么。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如果人们不购买，就没有人为市场进行生产；人们购买得越多，生产的产品就越多，因此，通过财政政策增加总需求将会增加GDP。罗伯茨则认为，凯恩斯主义者把供给和需求的因果关系弄颠倒了，因为“不管总需求增加多大，只要工作努力和投资下降，生产就将下降”。⁽⁷⁶⁾

供给学派承认萨伊定律具有真理性。吉尔德强调，“萨伊定律的中心思想仍然是正确的：供给创造需求。不可能存在总商品供过于求这样的事情”。⁽⁷⁷⁾拉弗认为，萨伊定律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概括了古典学派的理论，而且是由于它确信供给是使实际需求得以支撑的唯一源泉，即萨伊所说的“人们的生产是为了消费”。在吉尔德看来：“萨伊定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供给、集中在刺激的能力或资本的投资方面。它使经济学家首先关心各个生产者的动机和刺激，使他们从专心于分配和需求转过来，并再次集中于生产手段。”⁽⁷⁸⁾吉尔德重申了萨伊定律的本意，即市场经济自发运行不会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他认为，就整个经济体系来说，“购买力与生产力始终能处于均衡状态。一个经济中的财富始终足够购买它的产品。由总需求不足引起的商品过剩不可能存在。概而言之，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对他们商品的需求”。⁽⁷⁹⁾吉尔德强调：“这个观念显然从多方面看确实是简单的，但是它包含着许多至关重要的凯恩斯和其他人从未驳斥过的经济学真理和意义。这些真理是当代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⁸⁰⁾他还进一步强调，“萨伊定律及其变种都是供给学派理论的基本规则”。⁽⁸¹⁾

可见，供给学派复活萨伊定律，重新强调萨伊定律具有所谓的真理性，不是因为萨伊和萨伊定律对经济的总供给能力及其增长的决定因素作了什么有价值的分析，而是为了颠覆当时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上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定律（“需求可以创造供给”），把经济学家、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目光由需求方拉回到供给方。正是由于供给学派在经济理论上没有什么创新，只是重申了古典经济学关于供给的观点以及萨伊定律，所以，当时有学者把供给学派的出现看作古典经济学的转世和萨伊定律的复活。1981年美国《每月评论》编辑部题为《评供给经济学》的评论指出，“供给经济学是萨伊定律的再版”，“是名副其实的返祖现象”。⁽⁸²⁾

供给学派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主要影响是政策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滞胀”的改革主张和政策建议。所以严格来说，供给学派经济学是一种经济政策学。托马斯·黑尔思通斯（Thomas J. Hailstones）在《供给学派经济学导论》一书中提出：“供给学派经济学可以界定为通过影响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各种政策措施，旨在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物价稳定的一种政策研究。”⁽⁸³⁾

供给学派经济学的核心是强调通过调动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来促进供给增加。他们认为，调动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对人们劳动和投资积极性的激励，来源于对工作、储蓄（投资）、发明、创新和企业家才能的税后报酬。人们看重的是税后净报酬而不是税前报酬。在一般情况下，税后报酬率与人们的积极性同方向变化。因此，高税率会打击人们劳动、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另一个途径是宽松的市场环境。供给学派的一些成员认为，经济体系如同弹簧，它本身是有张力的，现在政府给它施加的压力或负担过大（例如高税率和过多的规章条例），它卷曲和萎缩了，一旦解除了这些外在压力或负担，经济弹簧就会恢复其固有的张力。也就是说，现在只要给个人和企业松绑、减负，恢复自由竞争，经济就会活跃起来。基于这些认识，供给学派提出了两大政策主张。一是减税，特别是削减边际税率。二是减少政府干预，恢复自由竞争，大幅度削减那些过时的、不必要的、妨碍自由竞争的规章条例。简单地说，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就是减税和削减政府制定的规章条例。

供给学派还进一步主张通过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来重建自由市场，恢复市场机制的弹性和企业家精神，促进经济增长。吉尔德说：“综观历史，从威尼斯到香港，增长最快的国家或地区不是产生于资源得天独厚的地区，却是出现在具有充分思想自由和财产私有权的国家（或地区）。世界经济最兴旺的国家中有两个（指德国和日本——引者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丧失了他们的全部物质资本，但依靠解放企业家重新崛起。”⁽⁸⁴⁾

可见，以阿瑟·拉弗（Arthur Betz Laffer）、丘德·万尼斯基（Jude Thaddeus Wanniski）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主要提出了一套如何解决美国经济“滞胀”、重振经济、增加供给的政策主张，在经济理论上却没有多少独创性。供给学派的理论主要是借用前人或他人的，其来源有两个：一是古典经济学和萨伊定律，二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lexander Mundell）和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Stuart Feldstein）等人的有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