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对供给理论的深刻系统化

在英法古典经济学之后，马克思对总供给的决定因素、总供给（生产）与总需求（消费）的关系作了深刻论述。虽然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解剖资本主义经济的生理结构，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但是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论著中也论述到供给的地位和作用、供给的决定因素、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等一系列供给分析问题。

与亚当·斯密生活在工场手工业时代不同，马克思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法国和德国也先后掀起工业革命浪潮，特别是重工业在欧洲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时代。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使得马克思能够更清楚地观察到生产或供给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能够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发现工业化、科学技术、教育、分工与协作对促进供给的重要意义。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确立，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接踵而至，重新思考萨伊定律的有效性也有了现实基础。同样重要的是，马克思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精于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这两把解剖刀，剖析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活动。这些主客观条件使马克思对生产或供给的分析，在许多方面超越了英法古典经济学。

早在写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时，马克思就正确地概括出总供给增长或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⁴³⁾显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生产逐年扩大”就是经济增长，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20世纪30—40年代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所说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⁴⁴⁾第二个原因就是1956年索洛（Robert Solow）和斯旺（Trevor Swan）分别独立提出来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也称索洛—斯旺模型）所说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分工、协作（合作）、专业化、资本积累、科学技术、规模经济（大规模生产）、工业化、劳动生产率，这些是供给经济学分析必不可少的概念，也是决定和影响总供给的重要因素。马克思在他的论著中，对这些供给要素作过较为系统的分析和论述。

与配第和斯密只分析分工的经济优势不同，马克思把分工和协作联系在一起分析。显然，马克思的这种分析思路更科学。经济活动中有分工必然就需要协作，有协作必然就有分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分工和协作对供给或社会生产的重大影响。概括起来，马克思认为，分工和协作使单个劳动者的劳动专门化、固定化和合作化，从而产生了以下供给效应。①分工和协作提高了单个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和技艺水平，进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分工和协作“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⁴⁵⁾“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⁴⁶⁾②分工和协作还创造了一种新的生产力，这就是集体力。“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单个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⁴⁷⁾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集体力”实际上就是西方现代经济学所说的合作（或联合）生产或团队生产的生产力。③分工和协作使单个劳动者生产的单个产品转化成联合生产的社会化产品，个体生产转化成社会化大生产。由于劳动分工，“各种操作不再由同一个手工业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完成，而是分离开来，孤立起来，在空间上并列在一起，每一种操作分配给一个手工业者，全部操作由协作者同时进行。这种偶然的分工一再重复，显示出它特有的优越性，并渐渐地固定为系统的分工。商品从一个要完成许多种操作的独立手工业者的个人产品，转化为不断地只完成同一种局部操作的各个手工业者的联合体的社会产品”。⁽⁴⁸⁾④分工和协作有利于劳动工具改进和机器发明”。“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于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这样，工场手工业时期也就同时创造了机器的物质条件之一，因为机器就是由许多简单工具结合而成的。”⁽⁴⁹⁾劳动工具改进和机器发明的创新，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物化，会增加生产能力或供给潜力。同时，率先进行劳动工具改进和机器发明的部门，会引发生产方式的变革。“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⁵⁰⁾⑤分工和协作推动了工艺学这门现代科学的创立。“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⁵¹⁾当然，马克思也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工和协作的发展使劳动者成为“片面的局部工人”。⁽⁵²⁾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及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还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进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⁵³⁾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创新的经济效果突出地表现为在推动经济增长或发展的过程中对劳动和其他资源消耗的节约，经济增长（财富的创造）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技术进步及其应用（创新），越来越少地取决于劳动和资源的消耗。马克思写道：“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⁵⁴⁾并且，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和强化了资本的扩张能力，使一定量的资本获得了更大的生产能力，推动了社会进步。“正像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同时，这种扩张能力对原资本中已进入更新阶段的那一部分也发生反作用。资本以新的形式无代价地合并了在它的旧形式背后所实现的社会进步。”⁽⁵⁵⁾

值得重视的是，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就曾明确论述了教育对提高人的素质和技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重要意义。当时英国的《工厂法》规定，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劳动者才是合格的劳动者。马克思对此评价道：“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⁵⁶⁾马克思不但肯定了市场竞争对技术进步的经济效果，而且科学地说明了竞争、生产成本、劳动生产率和生产规模之间的关系。他说：“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⁵⁷⁾

马克思对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分析，在其创立的新世界观指引下，达到的高度和深度是古典经济学所无法比拟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分析了社会再生产过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中，生产起决定性作用，没有生产，就没有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对象。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⁵⁸⁾例如，当市场规模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会扩大，社会分工也更细、更发达。就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来说，“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因而，从这方面来说，生产创造出、生产出消费。“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⁵⁹⁾可见，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虽然在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⁶⁰⁾的关系上，供给或生产占首位、起决定性作用，但是供给和需求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需求制约着供给、反作用于供给。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还把供给和供给结构的决定作用，提升到生产关系或制度层面来进行分析，这就比古典经济学家的相关分析要深刻得多。马克思在谈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的关系时指出：“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①生产工具的分配，②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只是一个空洞的抽象。”⁽⁶¹⁾也就是说，制度或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资源配置（生产工具的分配和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的结构，⁽⁶²⁾从而决定了供给（生产）结构，收入分配（产品的分配）结构不过是生产关系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总是把财富及其生产与生产方式的具体社会历史形式联系在一起，他所说的财富和财富生产总是指一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下的财富和财富生产，而不是抽象的财富及其生产。马克思写道：“当问题是要了解某一社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时，恰好只有这些形式才是重要的。……这些形式对于物质财富本身是有决定作用的。”⁽⁶³⁾

马克思还在《资本论》第三卷细致地论述了经济体系中的总供求关系。马克思把（总）供给界定为“就是处在市场上的产品，或者能提供给市场的产品”，⁽⁶⁴⁾把（总）需求区分为“市场上出现的对商品的需要”和“实际的社会需要”，也就是今天宏观经济学所说的“总需求”和“有效需求”。马克思指出，经济社会的总需求规模的大小是由一个社会的分配关系和不同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他写道：“‘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⁶⁵⁾可见，马克思是在结构性质上，把总需求分析和制度供给分析结合在一起的，总需求规模及其结构最终取决于制度的特性及其结构，而制度决定了分配关系和分配比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所论述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比例关系，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总供给结构的基本关系。马克思认为，每一年生产的社会总产品，即现代宏观经济学所说的“总产出”或供给方的GDP，在价值形态上由c（不变资本价值）、v（可变资本价值）和m（剩余价值）三部分构成，在实物的使用价值形态上由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构成；就简单再生产来说，要保证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第I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v+m价值额（也就是第I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与此相应的比例部分），必须等于不变资本Ⅱc，也就是第Ⅱ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分出来的与此相应的部分；或者说，I（v+m）=Ⅱc”。⁽⁶⁶⁾这意味着，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第Ⅰ部类一年内新创造的、体现为生产资料的价值I（v+m）必须等于第Ⅱ部类一年内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Ⅱc。这个简单再生产条件也可以扩展为：I（c+v+m）=I c+Ⅱc，即第一部类一年内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在实物上和价值上都必须等于整个经济在一年内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就扩大再生产来说，“在以资本的增加为基础的生产中，I（v+m）必须等于Ⅱc加上再并入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产品，加上第Ⅱ部类扩大生产所必需的不变资本的追加部分；而第Ⅱ部类扩大生产的最低限度，就是第I部类本身进行实际积累，即实际扩大生产所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就像第I部类必须用它的剩余产品为第Ⅱ部类提供追加的不变资本一样，第Ⅱ部类也要同样为第I部类提供追加的可变资本。”⁽⁶⁷⁾即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条件是：Ⅰ（v+m）﹥Ⅱc，或Ⅰ（c+v+m）﹥Ⅰc+Ⅱc。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就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这个条件告诉我们，要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不但需要一定的积累率，而且这些资本或产品积累需要在两大部类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并且需要在价值构成上和实物构成上也保持恰当的比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进一步论述了总供给结构必须与总需求结构相适应及相匹配的问题。他写道：“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显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⁶⁸⁾根据马克思的这个论述，社会总产品的生产（总供给）不但要在总量上和总需求相适应，在结构上也必须和总需求相匹配，否则一部分产品生产出来了，由于不适合社会需要，这部分产品将会过剩，其价值将无法实现，社会不承认花费在这些产品上的生产时间是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按照今天的经济学语言来表述就是：资源（即“社会劳动时间”）配置只有根据社会需求结构（即社会需求“必要的比例”）来进行，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形成有效供给，才能实现其价值。

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什么机制来实现这种资源的按比例配置呢？马克思的答案是：竞争，即市场竞争机制。马克思说：“必要劳动时间究竟按怎样的量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中分配？竞争不断地调节这种分配，正像它不断地打乱这种分配一样。”⁽⁶⁹⁾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受剩余价值规律调节，而不是受社会需要调节，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绝不是生产者的需要，所以这种必要的比例会经常遭到破坏，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在每个行业，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的资本进行生产，而不管社会需要，特别是不管同一行业其他资本的竞争性供给。”⁽⁷⁰⁾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绝不是生产者的需要”。⁽⁷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力自由发展的界限——在危机中，特别是在作为危机的基本现象的生产过剩中暴露出来的界限。”⁽⁷²⁾马克思认为，与资本主义生产不同，基于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生产受社会需要调节，因此，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源）才有可能按比例进行配置。⁽⁷³⁾

由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与西方宏观经济学侧重于总量分析和供求总量平衡关系的分析不同，马克思在对总量和总量关系进行分析的同时，特别重视结构关系分析。马克思在创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不但系统地论述了决定供给的一系列因素，而且从理论上概括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马克思对决定经济增长上述两大因素的点睛描述，比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现差不多早了一个世纪。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从制度或生产关系的高度，分析了总供给和总需求规模以及二者结构的决定，论证了社会再生产（即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正常进行需要什么样的比例关系，揭示了市场经济下资源配置机制。马克思既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促进生产力或总供给能力增长的积极作用，也指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限制，及其对总供给—总需求数量平衡与结构协调的局限。马克思的供给理论和对供给侧的结构性分析，对于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