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胞胎研究的发现

在本书中，除了托马斯·布沙尔的研究之外，我把其他的双胞胎研究结果都视为可靠的，尽管大多数收养研究（对被收养儿童的研究）的遗传度估计值比双胞胎研究的低得多，而且有很多研究方法上的问题，使得双胞胎研究的准确性令人怀疑。有趣的事实是，即使从表面上看，双胞胎研究揭示的也不是基因有多重要，而是基因为何相对不重要。双胞胎研究领域的国际权威罗伯特·普罗明（Robert Plomin）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写道，双胞胎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大多数的个体行为差异是环境造成的”。

虽然我们在体貌上的个体差异主要受遗传的影响，但是在心理上的个体差异却不太受遗传的影响。双胞胎研究中有很多对心理特征的测试，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特征的遗传度不到一半；事实上，很多重要的心理特征（例如暴力倾向、浪漫偏好，或男子气与女子气的程度）的遗传度很小或几乎没有。虽然某些性格特质的遗传度相当高，例如外向性和情绪性（遗传度均为40%），但是其他许多特征则不然，例如社交能力（遗传度为25%）。智力测试分数表明，在一般认知能力中，智力的遗传度是最高的（在儿童期为30%，在成年期为52%），但许多重要的心智能力并没有很高的遗传度。记忆力的遗传度为32%；创造力的遗传度为25%；非常高的成就（甚至包括成为天才），在很大程度上或完全是成长环境决定的。

同卵双胞胎的生活经历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盖尔（Gayle）和吉莉安·布莱克尼（Gillian Blakeney）是一对同卵双胞胎，两个人都是黑发美女，出演过澳大利亚肥皂剧《左邻右舍》（Neighbours）。在1993年，我对她们进行了采访，此前不久，她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去看眼科医生。当时她们已经27岁了，在那个年龄，每个人的视力都不是那么好了，但屈光不正的程度却因人而异。眼科医生惊奇地发现，这一对双胞胎的视力下降程度和类型是完全相同的。她们两人不仅眼睛完全相同，脸和体型也是完全相同的。与她们初次见面时，尽管吉莉安穿着红色外套，盖尔穿着奶油色衬衫，但是在5分钟之内，我就把她们两个人弄混了好几次。然而，尽管她们的体貌很相似，她们的心理特征却有很大的差异。考虑到她们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她们的心理特征差异只能是教养差异导致的，同时，这种差异的确很惊人。我询问了她们的个人经历，另一位职业心理学家通过人格和智力测试对她们进行了正规的单独评估。我和这位职业心理学家一起做出了如下描述。

吉莉安从小就很自信而且争强好胜，她是一个叛逆的小女孩，喜欢和男孩玩，喜欢男性化的玩具。她是个急性子，很容易和父母生气，并离家出走过两次。虽然她只比姐姐晚出生9分钟，但是在她们的家庭剧本中，她被设定为家里的老二，结果是，她自认成了善于操纵人的“爸爸的女孩”（daddy's girl）。然而，在性格上，吉莉安很像妈妈，她的笔迹、举止、面部表情和精神状态都很像妈妈。在交谈中，她显得很强势，她如果有话要说，就会打断我，并且拒绝让步。吉莉安比她姐姐更多疑、更惯于掩藏自己。她把自己和姐姐的关系形容成一对夫妻，她是丈夫，姐姐是妻子。当她和姐姐合住一套公寓时，她分担传统意义上的“男人的活计”。

她坚持要找到完美的丈夫，并拥有理想中的婚姻，如果遭到了丈夫的背叛，她将会伤心欲绝。她在17岁那年就和男朋友发生了关系，而她父亲认为那个男孩与她不合适。她被男性的某种另类的特质所吸引，她说她喜欢“超有阳刚之气的美男子，而她姐姐盖尔则喜欢有才智的男子”。她的设想是，在英国生孩子，带着孩子们去澳大利亚住几年，然后让孩子返回英国读中学。她的丈夫必须同意她的计划，但她希望他是个颇有男子汉气概的成功人士，尽管这将会让他们吵个不停，但她认为他们会喜欢这种争论的。与男人打交道时，尽管她很独立和自信，但她也用女性花招。她显得比她姐姐更性感和妩媚。

盖尔和妹妹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如此不同，人们可能会认为她来自另一个家庭。如果只根据她的性格来判断，人们绝不会想到她和妹妹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她没有那么自信，从小就是家里的小帮手，懂事听话，以此来赢得父母赞同。与她妹妹不同，她很喜欢她的洋娃娃，并称之为“我的宝贝”。她从未表现得像野丫头或流露出叛逆的迹象，她根本就不会有离家出走的想法。她像姐姐一样保护“家里的小妹妹”吉莉安。她没有吉莉安的急性子，只有在受到极端挑衅时，才表现出攻击性。成年后，她的笔迹、举止、面部表情和精神状态都被认为更像她爸爸，而吉莉安在这些方面则很像妈妈。如果是普通的姐妹，至少在理论上，这种情况可以被解释为一个孩子遗传了爸爸的基因，另一个孩子遗传了妈妈的基因，但对于同卵双胞胎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与盖尔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她更善于反思和倾听，也更乐于提供信息。吉莉安向我隐瞒了一个关于她们爸爸的重要信息，盖尔就主动告诉我了，她坦率地说：“在20世纪70年代初，爸爸的生意垮了，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变成一个潦倒的人。”盖尔更坦诚和易信任人，但她也常压制愤怒，只是偶尔才爆发：“如果我真的发脾气，我就是危险的。我根本不喜欢争论。”当她和妹妹合住一套公寓时，她负责做饭，担起了家庭主妇的角色。她认为她妹妹“更漂亮——在脸部的结构上”，虽然在陌生人看来，她和她妹妹的脸是一模一样的。盖尔的性生活是从22岁时开始的，比她妹妹晚了5年。她喜欢有才智的男子，她希望所嫁的男人能带她进入一个新的社交圈子，至于在哪里生活，那就依丈夫的需要而定，吉莉安则希望她的男人能够适应她的计划。虽然盖尔没有打算当全职家庭主妇，但是她认为，结了婚后“必须做个贤妻——自己将不得不迁就丈夫”。她觉得，成家之后，把婚姻看作两个成年人之间的一个实际协议是比较明智的；与吉莉安不同，盖尔认为她的丈夫出轨是很有可能的，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必须离婚。

姐妹二人是如此不同，不管是什么导致的，都不可能是基因。事实上，即使通过一次时间有限的采访，你都能搞清楚，父母对待她们的不同方式才是她们变得如此不同的主要原因。当她们在童年时代表现出攻击性行为时，她们的母亲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而且她们父母显然偏爱吉莉安。

性格温和、不具攻击性的盖尔回忆起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情。“我有一个天使般的洋娃娃，我把它当成宝贝来珍惜——那个洋娃娃就是我的生命。所以，如果吉莉安想要让我感到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扯掉洋娃娃的头，把它扔下山，塞到狗的嘴里——她就这么做了。”报复随之而来，“我抓起她的史努比娃娃，把它的头按在地上摩擦，把它的耳朵扯掉了。”从她们的妈妈对洋娃娃大战的反应，就可以看出什么使这两个女孩变得如此不同。“妈妈对我发火，但是没有对吉莉安发火。她说‘你总是可以把一个洋娃娃的头重新安上，但是你不可能把史努比娃娃鼻子上的划痕去掉’——这话可不太公平。我说‘那是我的宝贝！她把我的宝贝的头扯掉了！’但妈妈总是偏袒吉莉安。”

最近几年，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父母对待每个孩子的方式不同是因为孩子天生具有不同的气质——“不可爱”的孩子使自己不招人喜欢，可爱的孩子则会受到偏爱。由于布莱克尼姐妹是同卵双胞胎，所以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虽然很难了解这个问题的真相，因为父母都不愿意承认他们没有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个孩子，孩子们通常也很维护他们的父母，但是一般来说，父母对待每个孩子的方式不同是由于父母的投射（projection）导致的，而不是由于孩子的天生气质不同，每个家庭或多或少都存在这种情况。

对于姐妹二人的攻击性行为，她们的妈妈选择支持吉莉安，压制盖尔，这种不同的反应日积月累就必然会产生后果。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成年后的盖尔倾向于压制愤怒，以及为什么她偶尔会变得很暴力——她感觉被压迫得太厉害了。也许，当言语不起作用时，只有大打出手才能表明她的观点。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她更听话，而吉莉安更叛逆，因为妈妈支持吉莉安的攻击性行为。吉莉安养成了一个习惯，她和我一起吃午饭时，我就发现，她不会把自己盘子里的食物吃完，总是剩下一些，这让她父母很恼火。盖尔说她更顺从父母：“我特别勤快地帮父母做家务，快活热情，从而赢得了尊重和个人价值，因为妈妈和爸爸都很忙，而且压力很大。我喜欢受奖励，而吉莉安喜欢扮可爱。”

与第一个男朋友交往时，吉莉安惹恼了她父亲，因为她父亲看不上那个男孩，但是她母亲很喜欢那个男孩。她以分而治之的策略搞定了父母。她跟我说，她获得额外自由的方法之一就是——“撒娇，因为我是家里的小女儿。我知道如何扮可爱，并且是个善于操纵人的小孩儿。如果我想要某件东西，我知道该如何得到它”。尽管她们姐妹俩是同卵双胞胎，出生时间仅隔9分钟，但是她们的父亲尤其宠爱吉莉安。盖尔回忆说，吉莉安小时候经常坐在爸爸的腿上，是个“可爱的小家伙”。“爸爸过去常对吉莉安说：‘我的宝贝怎么了？'”吉莉安确认说：“就我们姐妹俩而言，我爸爸绝对更宠我。我是爸爸的小女孩。”这可能给了她与男人打交道的信心，也可以解释，当她与第一个“不合适的”男朋友交往时，她父亲为何愤怒（也可能是嫉妒）。

让我们把目光从盖尔和吉莉安的这一特定例子转移到一般的研究结果上，双胞胎研究表明，只有极少数特征（它们都是罕见的精神疾病）有超过50%的遗传度。即使对于易患罕见精神疾病的人来说，他们在童年和青少年期的经历也会对他们以后的病情产生显著影响。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会一直受精神疾患困扰，对于患有常见精神疾病的大多数人来说，遗传因素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这是因为，一种疾病越常见，其遗传度就越小，基本上只有罕见病与遗传因素关系密切。

导致脑部退化的亨廷顿舞蹈症（Huntington's Chorea）几乎完全是遗传造成的——携带致病基因的人基本都会患病；但是亨廷顿舞蹈症在人群中的患病率仅为0.005%，它是唯一一个已被确定由单个致病基因决定的严重精神障碍。某些重度精神疾病与基因和遗传相关，它们是多种基因相互作用的结果。然而，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没有任何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是由于患者携带特定单个或几个基因导致的。另一种极有可能遗传的精神疾病是自闭症（autism），好在自闭症在儿童中的患病率仅为0.2%。自闭症的遗传度高达80%，自闭症儿童的病情发展也有很大差异，这取决于孩子被确诊以及开始接受治疗时的年龄。躁狂抑郁症（manic depression disorder，后文简称为躁郁症）是另一种极有可能遗传的精神疾病，躁郁症在人群中的患病率为0.5%，遗传度可能高达60%。重度抑郁症在人群中的患病率为4%，遗传度约为50%。精神分裂症在人群中的患病率为1%，遗传度约为50%。上述几种精神疾病的患病率都很低，而常见的精神疾病则会影响更多的人，神经症在人群中的患病率为15%，所谓的“轻度”抑郁症在人群中的患病率为18%，酗酒和其他几种越来越常见的成瘾症也是更值得关注的。这些常见的精神疾病和成瘾症都是不太受遗传影响的，遗传度为0～30%。对于大部分受精神疾病困扰的人来说，遗传只是一个很小的影响因素。因为神经症、轻度抑郁症、成瘾症虽然是最常见的精神疾病，却具有较低的遗传度。

总的来说，即使在罕见的情况下，遗传的影响占50%，环境因素仍然是很重要的。例如，某些（但不是全部）双胞胎研究表明，吸烟倾向的遗传度高达50%。（考虑到我在1988年就戒烟了，并从那时起，时断时续地使用尼古丁替代品。我必须惭愧地承认，在写这本书期间，我又重新开始吸烟了，而且每天吸10支烟，所以我也很乐于将此归咎于基因。）这意味着，吸烟成瘾倾向的个体差异一半是基因决定的，但是只有在某些条件下，这种个体差异才能得以显现。在16世纪之前，欧洲就没有吸烟者，因为那时候的欧洲没有烟草。直到20世纪，很少有女性吸烟；如今，比起年轻男性，年轻女性中有吸烟习惯的人更多。若说吸烟的个体差异有一半是基因决定的，那是不正确的。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生活的环境。

最近的另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是离婚。有一项对双胞胎的研究发现，离婚的遗传度为50%，但是，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在1857年英国仅有5件离婚案，因为在当时，若要离婚，就必须符合特定的《国会法令》（Act Of Parliament）。随后，国会修订了婚姻诉讼法令，但在1900年英国仍然只有590件离婚案，到1930年也不过只有4000件离婚案。那50%的“离婚基因”携带者是怎么维持婚姻的呢？直到二战结束后，离婚人数才开始猛增，离婚率从12%上升到如今的40%。毫无疑问，这些事实证明，社会因素是离婚的主要原因，那么离婚的遗传度为50%又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呢？在某些国家，离婚是不被允许的；在不同的发达国家，离婚率也有很大的差异，遗传学要如何解释这些社会事实呢？在这些情况下，“离婚基因”发生了什么？所以，我认为不能只说离婚的遗传度为50%，还应指出导致离婚必须具备的社会环境条件，例如20世纪中期以来，在发达国家出现的社会环境条件（法律和生活条件的变化，等等）。精神疾病患病率在不同国家差异很大，这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美国人的精神疾病患病率比中国上海和尼日利亚的公民高6倍。一般来说，其他说英语的国家的公民的精神疾病患病率比欧洲大陆国家公民的高两倍。这种差异很可能与基因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这些国家的人们有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遗传特征，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做过论述，差异的原因就是自私的资本主义统治方式。同样地，如果你把新加坡的精神疾病患病率与中国的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新加坡（美国化——英国化）的患病率比中国的高很多，尽管新加坡人和中国人也具有共同的祖先和遗传特征。

最近，基于人类基因组计划，新西兰的一项研究发现，某些基因变异可能会导致抑郁、吸食大麻和暴力：如果你携带了那个变异的基因，早期的良好抚育意味着你长大以后不会出现相关的问题，反之则意味着你长大以后就会出现那些问题；同样，如果你没有携带那个变异的基因，即使你在童年时受到了不良抚育，你长大以后也不太可能出现那些问题。这符合“两者兼而有之”的模式。然而，关于那个基因的作用，目前还没有定论。一方面，关于基因对抑郁症的影响的最初研究结果，后续已有4项研究部分复制成功。遗憾的是，这几项研究的被试人数都很少，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对基因进行了分类，其中两项研究只成功复制了针对女性被试的研究结果。还有3项小样本的研究也成功复制了那个最初研究的一部分。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单凭这几项重复性研究，还不足以下结论。另一方面，其他3项重复性研究没能得出基因对抑郁症的影响。其中一项研究的样本量比所有重复性研究的都大，这项研究与关于抑郁症致病基因的最初研究相矛盾——在这项研究中，那个致病基因的携带者并非更容易患抑郁症，而最初的研究结果是，抑郁症致病基因的携带者，若是在童年时受到不良抚育，以后就更容易患抑郁症。此外，基于对抑郁症患者的大规模研究，研究人员发现与未患抑郁症的人们相比，抑郁症患者携带那个致病基因的概率并不高。

将更多的信息纳入考虑，我们有理由质疑抑郁症致病基因发挥的作用。在发达国家，女性和穷人是最容易患抑郁症的，女性和穷人的抑郁症患病率是男性和富人的两倍。有两项研究表明，所谓的抑郁症致病基因，在穷人中出现的概率并不高。除了上面提到的两项重复性研究之外，其他的所有研究都表明，那个致病基因在女性群体和男性群体中出现的概率并没有差别。到目前为止，一系列研究都表明，该基因变异可能不会引发抑郁症，即使它确实与抑郁症有关，导致抑郁症的关键因素仍然是环境——尤其是在童年时是否遭受过虐待。

关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也有一些与基因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也还没有得出定论。未来几年，其他的研究可能会表明，我们出生时就携带各种问题的易感基因，只有当我们在童年期遭受过虐待时，这些基因才会引发疾病，但这只是我的猜测，至今还没有得到证实，也可能永远无法得到证实。

即使对于那些看似与基因和遗传的关联很大的重度精神疾病来说，环境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精神分裂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精神病学专家们经常声称，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是与基因有关的异常大脑结构导致的。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看起来太不像正常人”了，所以人们很容易相信精神分裂症与教养和成长环境无关。本章余下的部分将探讨这种疾病的成因，以说明即使显著的遗传基础是存在的，教养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