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稳定主要理论

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繁荣的前提基础，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不可能保持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鉴于稳定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理论界对社会稳定做了诸多论述，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思想，这在丰富和拓展人们有关社会稳定认识的同时，也对我们研究北京社会稳定问题有着很大的借鉴与启发。

（一）亨廷顿的社会稳定理论

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专注于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社会稳定研究，其政治发展理论基本特征之一是强调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他认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权威的确立先于对权威的限制”，这实际上赋予政治稳定同政治民主同等的价值地位。亨廷顿运用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过程，在总结了20世纪几十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历后，他提出了“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引起不稳定”的著名论断。在这里，亨廷顿主要表达的意思是现代化是一个包含着既定目标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化目标实现以后社会是稳定的，而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是不太稳定的。对此，他解释道：现代化过程必然会产生社会动员，即城市化的发展、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传播媒介大众化应用等。这些极具煽动性的社会动员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社会预期，而且这些社会预期极易被放大从而快于经济的发展甚至超越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当这些被放大的社会预期无法被社会有效满足时，人们普遍由于不满足而不可避免地产生挫折感，使人们的情绪处于极大地不稳定状态。当这种不稳定状态持续到一定程度，就会促进人们的社会参与，产生对现政治体制的压力。如果政治体制不能发生相应的变化，就会使政治参与迅速扩大，进而形成社会不稳定。因此联系起来看，政治改革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就势必酝酿着一定的不稳定因素。

亨廷顿第二个论断是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着种种联系，但从本质上来说，二者是各自独立的目标，不存在某种必然联系。经济发展未必带来政治稳定，甚至相反，同时政治稳定能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并不见得总是这样。社会政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也是如此。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推进会促进社会势力分化，进而产生多元利益主体，在传统的种族、民族、宗教、地域、经济、身份群体等社会分层之外又产生职业、阶级、技术集体等社会集团。应该说社会越复杂，异质性越强，政治越依赖于政治制度，政治越需要不断发展革新以期适应社会均衡发展。

亨廷顿认为，如果现代化发展较快，会使原本应依次出现的经济发展、社会动员、政治参与、社会福利、国家整合等问题叠加发生，解决起来难度也增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社会不稳定风险。如中国现代化发展速度惊人，许多本该依次出现的问题就同时出现了，比如伴随经济发展同时产生的资源、环境问题，而西方国家现代化以后若干年才出现的老龄化问题，在中国也因独生子女政策而提前出现。

亨廷顿还认为经济发展某种程度上会对社会稳定产生负作用。一方面，经济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拓宽了人们收入来源，增强了人们物质、精神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从而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也使人们的注意力由关心政治转变为关心增加经济收入等。但是，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发展也瓦解了传统社会结构，如家庭、村庄、阶级等，增加了脱离传统结构的人。再加上现代化带来的人口大规模流动，传统社会纽带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在新的秩序不能及时确立的情况下，极易引起人们的不适感和诱发社会动乱。例如，农民进城务工后因对新环境某种程度的不适应性而造成一系列社会失范就是这种情况的反应。另外，由于个人禀赋和所处环境的不同，经济发展也不可避免地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使得相对被剥夺感的社会不满情绪在相对低收入者之间蔓延。而且，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人们对未来的期望值，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不景气，就业机会不能满足所有劳动者的需要，地域问题冲突也产生了，如西部地区的一些人就有被剥夺感，认为是东部发展了，又转过来利用他们的资源。现代化增加了群体的分化和各种利益群体的能量，强化了他们与政府对话的能力，如果政府不能满足相应的需求，社会就酝酿着不稳定。

所以，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是这样一种关系，即当经济平稳发展时，政治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进步；经济发展过快时，政治可能随着经济发展而陷入动荡。因此，期望与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是测定政治社会不安定程度的重要指标，或者说，经济发展长期看会创造平等，但是在短期内会扩大收入不平等；就稳定而言，经济稳定是基础，政治稳定是关键，思想稳定是保证，社会稳定是核心，各方面都是关联的。

亨廷顿的比较历史研究视角给我们切入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尤其是经济增长与社会政治稳定关系提供了有益借鉴与启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是每个国家的国情是不同的，再加上受所处历史条件的限制，亨廷顿描述的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政治稳定的关系难免会有涵涉不周之处，因而不具有普适性。

（二）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

社会冲突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重要贡献。这一极富创造性的理论经美国社会学家科塞的发展与完善，成为现代分析学派冲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6年科塞发表的《社会冲突的功能》，对社会冲突进行了分类。首先，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所谓现实性冲突是指为了实现某种目标的冲突，因此，冲突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例如，工人为了增加工资而参加罢工就是现实性冲突。非现实性冲突是指冲突本身就是目的，冲突高于一切，冲突就是“释放紧张状态的需要而发起的冲突”。再如，一个有恋母情结而憎恨男人的人，为了发泄愤怒而同老板发生的冲突。其次，亲密关系的冲突。科塞认为，“关系越亲密，情感越投入，就越倾向于压抑敌对的情感，而不是把这种敌对的情感表达出来。”也就是说，在初级关系群体中，冲突不易爆发冲突。但是，这也不等于说没有矛盾，如果不注意敌对情绪的释放，而却让敌对情绪积累起来，一旦冲突爆发，就可能非常激烈，如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冲突。再次，内群体冲突与外群体冲突。内群体冲突是指发生在群体内部之间的冲突，而外群体冲突则是发生在群体外部之间的冲突。最后，意识形态冲突。即以集体目标为动机的冲突。针对这种冲突进行的分类也为其接下来研究冲突的功能预先做了铺设。紧接着，科塞主要探讨了冲突对整个社会发挥的功能。具体来说，这些功能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社会冲突的正功能。社会冲突不仅仅是起分裂作用的消极因素，它还能够增强特定社会关系或群体的适应能力，在群体或人际关系中承担一些决定性功能。如果群体内部冲突双方不涉及群体基本的、核心的价值观，则冲突会对社会结构发挥积极功能。反之，如果涉及核心价值观，就会导致社会结构瓦解。群体之间的差别是通过冲突来形成的，冲突表现为社会互动。而在此之前的一些学者，持社会冲突否定说，极力反对社会冲突正功能的存在。例如，帕森斯把冲突看成“破坏性的、分裂性的、反功能的、是病态，等同于越轨行为、需要治疗的疾病”；伦德堡把冲突看成是“功能失调现象”；华尔纳强调“冲突的绝对消极含义”；累文认为应该“关心如何避免冲突，而不是解决冲突”。这些观点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十分流行，强调的都是保存现有结构，并在现有结构框架内审视问题。六十年代美国发生的青年和学生运动、妇女解放和性解放运动、反对越战、黑人解放运动等社会动荡现实催生和促进了社会冲突理论发展，并在其后占有了特殊地位。

第二，社会冲突即社会压力和敌对情绪可以通过安全阀加以释放。“积累起来的敌意和进攻性情绪不仅可以向敌意的原初对象发泄，也可以向替代目标发泄”，替代目标就成为社会安全阀。科塞认为狂欢节的性放荡、权利受到侵犯后的决斗行为等，都可以有效地缓解和释放社会压力及敌对情绪，使失范的社会秩序回归正位，从而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通过安全阀有效地缓解和释放社会压力及敌对情绪对所有国家，特别是社会控制比较严的国家来说，都是必要的。

第三，对冲突的宽容和制度化是社会系统重要的稳定机制。社会冲突是普遍存在的，在不能对社会冲突进行制度化消解或不能容忍社会冲突的社会里，是很容易造成现有社会秩序紊乱的。在现代社会里，社会冲突的广泛存在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层、利益分化的必然结果。多元利益主体的分化产生了利益表达的需求，如果利益诉求的渠道不畅通，社会管理没有相应的变化和制度上的安排，就会使利益表达升级为利益冲突，利益冲突从忍受发展到反抗。僵化的社会体制如果不能容忍社会冲突，只会使社会敌意加以积累，导致社会分裂。

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对于我们如何正确看待社会冲突和如何维护社会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期间积累了大量矛盾。我们当前亟需客观冷静地看待社会矛盾，而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就给我们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开启了一扇重要的窗户。

（三）贝克的社会风险理论

德国贝克被认为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提出了风险社会、第二次现代化、全球化社会学等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1986年，在其代表性著作《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提出了著名的“风险社会”概念，即现代世界处于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中。在风险社会中，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个人的风险日益趋向于逃避工业社会建立的风险预防和监督机制。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如风险的分配和管理成为社会日常议题；工业社会与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建设性关系逐渐消失；工业社会的基本观念正在破裂（如进步理念）；个性化；不确定性；全球化等等。这种风险与以前的风险不同，超出了现代社会的控制能力，风险排除不再是可能的。它是理性决策依赖的，今天的风险是昨天的理性决策（如核电站）的结果。风险是广泛存在的，已经成为社会基本特征。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全球化加速，人类赖以生活、工作的环境和经济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敏感和脆弱，一个很小的冲击都可能引发系统的紊乱和破坏。另外，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比以往更容易受到社会冲突、恐怖主义、技术性灾难事件、金融危机的打击。人口膨胀、流动增加、技术发展、环境污染、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等因素正在将一个国家带进一个风险社会，突发事件出现的频率增大。经验表明，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处理，一个很小的事件就可能导致一场全面危机。

经济在飞速发展，社会在逐渐进步。同时，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失范现象成为常态。面对空前活跃的人口流、商品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价值观的多元化、社会行为的多元化、社会规范的多元化、社会选择的多元化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守旧与创新、保守与前卫等各种冲突，社会整体和谐程度和整合能力都因此而降低，并贯穿转型期的全过程，未来10至30年将是社会失范状态即社会风险的主要存在时期。贝克的观点从更高层面概括和预见了我们社会的变化，对我们认识中国和北京市的社会稳定状况提供了新的思维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