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作者及其研究团队自2010年以来，在位于中国西南的滇川藏交界的“大三角”地区，以流动电影及相关“媒介实践”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较为深入的田野研究基础上，由作者独立完成的一项学术成果。

全书围绕“在场”概念，从国家“在场”、观影者“在场”及“转场”三个维度来展开分析，进而对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全书共分十五章，第一章是对研究区域的背景及研究方法的介绍及讨论；第二章至第五章围绕“国家‘在场’”来展开；第六章至第十章讲的是流动电影方面的情况，即“转场”；第十一章至第十五章围绕“观影者‘在场’”来展开。本书原来还有几个附录，后因字数原因，只能割爱。

本书从田野调查到最后成书，前后经历了近10年的时间。出于学术规范考虑，我在这里无法列出在多年的田野调查中给予我们极大帮助的放映员以及基层管理者的名字，有些我使用了代码，但是他们曾经对我们的帮助，我一直铭记在心。

感谢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于2009年让我这样一个“校外”的驻所研究员申报“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并且不限选题，让我自由选择。

从2010年开始的田野调查，首先得到了云南大学新闻系（现新闻学院）同事和学生的大力支持，陈静静和曹云雯、孙信茹和杨星星分别承担了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调查，当时还是硕士研究生的刘展则和我一起去了西藏昌都。2010年第一次西藏昌都的调查，是西藏民族大学周德仓教授帮我牵的线。2011年7月至8月，原云南大学新闻系的同事陈宇和李元昭及学生刘展参与了昌都调查，芒康县帮达乡放映员、左贡县美玉乡放映员、八宿县邦达镇放映员、洛隆县电影站站长、边坝县电影站站长和放映员BQ、边坝县边坝镇放映员、丁青县电影站站长、丁青县觉恩乡放映员CP、江达县电影站站长、四川甘孜州德格县电影站站长等均全力协助我们的工作，尤其是昌都八宿县邦达镇放映员ZB，不但协助我们调查，此后还收留了学生刘展，让他住在家里半个月做他的硕士论文调查。

2012年7月至8月，原云南大学新闻系教师罗宏生、张静红、张翎和当时在读的硕士研究生杭树志参与了昌都调查；中国新闻社云南分社的王林社长帮忙联系了中新社西藏分社的徐长安社长，徐社长又帮我们联系在拉萨的访谈；西藏自治区电影公司梁小平书记、原西藏自治区电影公司经理帕巴群增接受了我们的访谈；从拉萨沿317国道到昌都丁青县的途中，在那曲地区巴青县雅安镇遇到了热情的云南老乡YH夫妇；丁青县觉恩乡放映员CP带我们到夏季牧场上去放电影，在牧场上住了三天，AD家给我们搭了帐篷，并负责我们的生活，虽然语言不通，但是在那里我们也结交了几个朋友；昌都地区政协副主席土呷接受了我的访谈，并赠送我一本他的专著——《西藏昌都历史文化研究文集》；江达县电影站站长再次接待我们，并且带我们到车所乡、同普乡、岗托镇放电影，一直把我们送到金沙江东岸的德格县。2012年底，我在复旦读博士期间的同学王惠帮忙联系了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毛羽副局长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访谈。

2014年6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黄旦教授倡议，在昆明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学术研讨会，主要是围绕我当时完成的初稿进行讨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孙玮教授、殷晓蓉教授、廖圣清教授，深圳大学吴予敏教授以及当时云南大学新闻系的多位老师均参与了讨论。这次研讨会给我的书稿写作、修改提出了极有启发的建议，原来这些内容我都写在本书的导论中，后因书稿字数太多，不得不删除。2014年8月，我到四川成都、甘孜州康定等地进行调查，四川大学黄顺铭教授热情款待，西南交大的刘广宇教授帮忙联系了四川省广电局电影处，处长接受了我的访谈；甘孜州广电局电影科的副科长给我提供了大量的资料。2015年7月至8月，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同事方鑫及硕士研究生念鹏帆和我再度到云南迪庆、西藏昌都、四川甘孜进行调查；当时云南大学在读的硕士研究生丁争此姆的全家对我们关心备至，安排我们住到了他们在德钦县佛山乡江坡村的家里，并协助我们完成了在江坡的调查；在昌都丁青县，我们再度见到了觉恩乡放映员CP，他再一次把我们带到了2012年去过的夏季牧场，同样是AD家负责我们的生活；在四川德格县，电影站站长不但协助了我们在德格县城周边的调查，还把我们介绍到了德格县年古乡；年古乡乡长把我们带到乡里，给我们安排了在年古期间的所有食宿，还亲自驾车到150多公里之外的甘孜县城帮我们请了修车的师傅；年古乡政府的LSL全程陪同我们在年古乡开展调研工作。

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也多次受邀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在这些学术会议上，让我有机会报告和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与学界同人进行交流。这些学术活动分别是：2010年10月在西藏民族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2010年12月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中国传播学会2010年年会，2011年7月在台湾新竹交通大学举办的中华传播学会2011年年会，2011年12月在武汉大学举办的第六届跨文化国际学术会议，2013年6月由重庆大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西南人类学论坛”，2015年3月在浙江缙云举办的“乡村、文化与传播”国际学术周，2015年11月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2015年年会暨第六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2016年7月在贵州民族大学举办的第七届全球传播论坛（上海交通大学等主办），2017年1月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大中华访问学者研讨会”，2018年5月在捷克布拉格举办的第八届全球传播论坛暨国际传播学会（ICA）2018年度大会专题论坛（上海交通大学承办）。

本课题于2016年底顺利结项，结项等级为优秀。虽然我至今不知道具体是哪些评审专家，但是这样的评审结果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2017年初书稿基本完成时，我向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主编的“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提出申请，希望拙作能够进入该文丛。书稿评审人潘忠党教授、纳日碧力戈教授均给出了十分中肯的建议，尤其是潘忠党教授，认真审读了近40万字的书稿，在肯定的同时给出了十分具体的修改建议。从2000年到复旦读博士认识潘忠党教授，无论是博士论文的写作，还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几篇论文，均得到了潘忠党教授无私的指导。2008年第一次提出“在场”概念的那篇文章，也凝聚着潘忠党教授的心血。2007年8月至12月，潘忠党教授接受我到他所在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访学。2010年出版的《边缘的游弋》一书，书名也是潘忠党教授帮我提炼出来的。本书出版之前，潘忠党教授再度答应我的请求，为拙著作序。从我真正走上学术研究道路近20年的时间里，与潘忠党教授如影随形，受益无尽。

我的夫人尽管不愿意我长期四处“野跑”，但也从未阻止我的任何一次出行；我的孩子虽然现在还不喜欢“田野”，但是2014年也随我到了康定，到过海拔近4300米的折多山，成了他至今在同伴面前一直“炫耀”的海拔高度；母亲在每一次我出门前均会重复“好好地去，好好地回”的话，父亲则保持一贯的寡言少语，只会把牵挂深埋心间；岳父岳母在每次我离家期间协助我夫人照看孩子。其他的亲戚朋友，也牵挂我的每一次出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提文静编辑对书稿出版前的修改提出了十分具体的建议，出版社为拙著的顺利出版把握了方向。

上述所有个人和机构（或组织），以及其他没有在上面列出具体姓名但在该课题研究中给予我帮助、鼓励的所有人，请允许我以个人的名义，表达我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