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在场：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序

郭建斌教授嘱我为他的新著写序。读完他的书稿之后，“守望”二字跃然而出，串联起感受和思绪的碎片，遂以此为题，写下几行文字。

我自知学养不足，写序是勉为其难。但我跟建斌相识、相交近20年，其间以诚相待，有文字交往，也有同席共饮，学术上亦时有共勉。要说起来，他首次阐释和运用“在场”的文字，还跟我有点儿脱不掉的干系：他2008年的那篇以此为题的论文，发表于我客座主编的《传播与社会学刊》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专刊上。不仅如此，在本书报告的这个项目展开期间，我也曾几次饶有兴趣地听他讲田野考察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这其中包括了我们于2014年冬在合肥的相聚和讨论。正是在那次的讨论中，他首先谈起准备以“国家在场”“转场”和“观影者在场”这三大部分来组织书稿。有此背景，我想如果写下我的一些所观、所感，或可作为一个“伴随文本”，记载我与建斌所体验的学术氛围，以衬托他这本专著的成就和局限。

我已不记得何时、何地与建斌初次相见，但记得18年前一个台风季节在香港的相见。当时，建斌、吴飞等几位朋友在香港参加一个学术活动，说要来香港中文大学找我，得到电话后，我就在办公室静候。谁知他们在路上突遇暴雨，从大学火车站下车后，冒雨登山，抵达我在新亚书院的办公室时，每个人都被淋得精湿，在办公室站立一会儿，每人脚下积出一汪水。但是，大家都兴致不减，在我的办公室畅谈，其间他们轮换着去卫生间用干手器烘干衣裤。我已记不清具体谈了什么，但可以肯定未出学术的范畴。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从我的书架上搜罗了一堆书，装满了一个手提拉杆箱，说要到深圳找一个朋友扫描，然后再归还。那时，国内的学术信息远不如现在这样充实，学术资料也远不及现在这么丰富，很多人不得不如此以体力劳动来搜集学术文献。这样的“书呆子”和“学痴”言行，奠定了我们此后交往的基调。

几年后的2007年夏，我受邀到昆明，参加由云南大学新闻系和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共同举办的暑期研习班，主题是“民族志与传播研究”。记得在这次研习班，我讲了三场，分别涉及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阐释”，麦克阿隆（John MacAloon）的“文化表演理论”（建斌在书中更恰当地译作“文化展演”），布尔迪厄和福柯涉及“空间”的一些论述，其中包括被福柯称为“别样的空间”的heterotopias（在场的黄顺铭告诉我，国内译作“异托邦”），以及我自己受这些理论启发而展开的一些经验研究，包括对央视“春晚”、我国媒体对“香港回归”的报道、20世纪90年代都市影院改造的考察。其中关于格尔兹的讲解，由建斌组织学生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再经我修订后，以“作为‘深描’的民族志”为题，刊载于建斌主编的论文集《文化适应与传播》。

其实，我曾多次说过，我自己属于民族志的“业余爱好者”。在跟建斌交往前，我回到国内，想做点儿于我人生有意义的研究，而对当时国内激荡的变革，我首先获得的是在文化和日常生活等维度上的感受，觉得难以施用自己所学的实证主义的方法，于是开始进一步研读英国文化研究、法国社会学理论、美国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文献，从中寻求理论和方法的资源。因此在民族志这个方向，我的阅读是不系统的，训练是在实用中获取的。与建斌及其他国内学者的交往，令我获得了一个支持我学术追求的群体，在其中获得了学术取向层面的归属；2007年的那个暑期班，给我提供了一个自我小结的机会，更开阔了从建斌等国内学者那里获取的学术交流。

与我这游牧式的学术行走不同，建斌一直坚守着他选择的学术方向。就文化地域而言，他始终聚焦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独龙族聚居的“独乡”到滇川藏“大三角”地区；就研究取向而言，他始终坚持将围绕媒体而展开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如电视进入“独乡”和乡民们收看电视的活动，电影放映体制在“大三角”地区的铺设以及构成“流动电影”的电影放映和收看活动等），置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之下，作为文化与社会变迁的构成来考察；就研究方法而言，他始终坚持经验的路径，进入田野，融入所试图理解的社会及其生活，并尽力客体化地反思这个探寻的路径，以及自己在其中所作的方法的选择。这些特征，我们在建斌的这本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感受到。我曾感叹，从事经验研究，须得采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态势；这就是说，在知识论维度上要坚持尊重实在的经验，在考察现象的过程中要平心静气、持之以恒。建斌是我国传播学界为数极少的这么去做并且做出可圈可点成就的传播学者之一。我们从他这本书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并感受到这一点。在各地、各学科的学者们被工具主义的评估体系催逼着走短平快路线的年代，这样的坚持精神，格外难能可贵。

而且，建斌这么多年来，并非在独自坚守，而是与同事、同道和学生们组成了一个风格清晰的学群。这本书所报告的，是一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这个项目得以展开，我知道，离不开由黄旦老师及其领衔的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支持。我更希望指出，围绕这个项目的实施，建斌组建了一个志同道合者的团队；在从2009年立项到2015年这6年的田野考察过程中，这个团队的很多成员，如孙信茹、杨星星、陈静静等，都在各自的领域卓有建树，他们以及其他一些年轻学者在这个项目中的贡献，建斌在书中都有展示。由于他们的努力，当远眺西南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术空气浓郁的“学群”，其中的学者们风格独特，都以平视、凝聚的目光，置身“彼处”（Being There），考察边陲、边缘的少数民族及其生活；他们视野开阔，都在阅读、探究并运用中西方的文化与社会理论，回身“此地”（Being Here），解读自己的田野考察，建构出引人入胜的学术叙事。他们的学术实践，不仅增添了我们的知识、丰富了我们反观自身所必需的思想资源，而且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个案，描绘了五彩斑斓的文化图景。这个学群的活跃和贡献，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传播学研究的知识构成，也令人信服地向我们展示着，在这个商业逻辑肆虐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守望学术的理念和热情。

建斌的这本书虽然只是对一个西南地区“流动电影”的考察，但是视野却极为开阔。首先，就地域而言，这个地区跨越滇、川、藏三个省（自治区），覆盖了三个地级州市，其中两个以藏族为主，另外一个有多民族的居民。其次，就时间跨度而言，这本书以“当代”涵盖了1949年以后的60余年；就“流动电影”而言，这个时期至少可被区分为体制创立和巩固、改革开放中的凋敝、20世纪末以来的重构这么三段。第三，就分析对象的构成而言，建斌告诉我们，这个项目考察的“流动电影”包括了流动于乡村的电影放映队，他们的组建和活动，也包括了所放映的影片，它们的内容、制作、发行和给乡村放映员的派发，还包括了语言、习俗和生活形态各异的乡民们观看电影，以及观看活动所展开的时空点及其特征。综合起来，他在这本书中考察的是“流动电影”这一类型的社会交往活动，探究它的展开如何呈现了国家的体制架构与多样的日常生活之间“奇异的宏观—微观关系”。第四，就解读和分析而言，建斌在这本书中以“当代中国社会建构”为理论解读和分析的开口，以为纳入由多维度、多领域、多层次的材料所构成的分析对象。

因此，就方法而言，建斌这本书所汇聚和分析的经验材料包括了历史资料（如地方志），深度访谈的记录，个人经历的口述史，进入田野的现场观察和与当地人互动的记录等，建斌把这些搜集资料的手段都整合在了“多点民族志”的方法类别之下。他对方法的这个自我标识，也携带着他在方法论层面的思考和反思，并且将之体现在了本书的结构和叙事形态当中：在导言和结语之外，他对章节的结构不求整齐划一，而是将对宏观结构与建制的勾勒和对鲜活个案的描述穿插展开，以描述和叙述为主，沿途用理论思考予以黏合、串联。因此，这“国家在场”“转场”“观影者在场”三部分的划分，为本书搭建了整体架构。

因为开口大，所以建斌引入的理论文献除了前面提到的格尔兹、麦克阿隆外，还有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特纳的“仪式和社会戏剧”理论，柯林斯关于互动仪式的论述，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戴扬和卡茨关于“媒介事件”的阐释，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受其启发的“新受众研究”中关于受众的主动解读甚或再创作的论述，还有菲什（Stanley Fish）关于“诠释社群”的论述和库尔德里（Nick Couldry）等关于“媒介空间”的讨论等等，它们共同为建斌提供了论述和阐释“在场”的理论资源。可以看出，建斌采纳的是一个“整体性的”（holistic）论述路径，他自己称之为“总体性”的路径，并借用丹·席勒的话，将之进一步表述为“将‘传播’导入‘社会’的路径”，以“考察流动电影与整个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或者说是，流动电影放映、观影与国家制度、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之间是如何相互依存的”。

但是，这些来自不同领域、针对不同研究问题的理论未必可以轻松搭配，浑然一体。也许建斌还可用更日常、更直观描述的语言来展开“在场”这个核心概念，并且针对精准陈述的不同研究问题，将它跟“展演”“仪式”“媒介空间”“转场”等概念串联起来，形成层次分明的论述。比如，我们是否可以从提出并回答“什么是‘场’”和“什么的‘场’”入手呢？我的理解是，建斌此处的“场”，指的当是日常活动展开的场所（locale），每一个具体的场所都有其特定“正当的”行动者，他们遵循具体的规则而互动；“在场”（presence，也许，可用being present来凸显动态的过程，一获得更大的理论阐发和经验解读的空间）即是在此时此地，遵循这些规则而与其他同在者们展开互动的过程和状态。按吉登斯的论述，这样的“在场”激活社会交往的具体情境（setting），构成交往的语境性（contextuality）。更进一步，不仅每一场所有其内部的区域（比如前、后台）划分，而且不同场所相互之间形成特定的时空组合（the time-space organization of locales），既受制于也构成特定的社会体系（social system）。就建斌所考察的现象而言，我理解其问题的核心是，“流动电影”如何作为手段或者行动的领域，提升或扩大了一个场所的所谓“在场可得性”（presence-availability），即：并非身体在场的国家权力机构和其他行动主体，如何通过电影放映队及其活动以及影片的放映-观看，实现了实体和象征的在场？或者说，“流动电影”如何构成了特定形态的“时空延展”（time-space distanciation），即通过不同方式的时空组合而连接在场与缺席？

吉登斯的这些理论语汇很抽象，但也因此很有容纳力和逻辑的启迪。如此形成的问题表述，在逻辑抽象程度稍低的层次，可能形成相对更具体的问题。比如，乡村电影放映体系的组织建设如何体现了权力主体对国家（包括了文化和政治）的空间想象？乡村电影放映有何仪式，如何通过这仪式性的互动而展开，并在不同地方复制或变异？乡村电影放映队的流动如何编织了不同场所之间相互的连接，以及它们与国家体系之间的连接？不同类型影片（如《农奴》、科教片、革命战争故事片等）的叙事，如何在放映和观看的过程中形成了在场与缺席、实体空间和媒介空间之间的不同交互（intersections）？在这样的交互空间，人们如何感受到并表达出民族认同和政治身份？提出和解答这类问题，得益于所引用的其他学者的理论资源，或可区分出不同的维度和分析层次，相互映照地展开从而呈现“在场”的实体过程和状态。

不可忽略的是，建斌同时也考察了放映员、观影的乡民等作为主体的言行，也即是他们作为“诠释群体”的“在场”。以此为视角展开的分析，突破了“政治身份的给予和询唤”这一单向的解读，凸显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诉求及其力量，体现了在“流动电影”这个国家权力实施的过程中，依然有所谓“文化的世俗化”。也就是说，其一，“电影”这个现代性的媒介，介入这些主体以农牧业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形成他们生活中特定形态的现代与前现代交织的界面；其二，这些行动主体通过谋生、娱乐和具体情境中的解读，消解流动电影这个国家行为中的部分刚性力量。

我没有跟建斌去“大三角”，因此缺乏唯有“在场”才会生发的感受和判断。提出这些来自“客位”（etic）的点滴想法，只在表达这么一个希望，即从建斌的写作中更多地得到一些“身在此地”的启迪。

再次阅读建斌的书稿，不但从中获得了很多鲜活的图像、人物、故事和表述，而且还唤起在皖南乡间观影的儿时记忆，挖掘出其中印证建斌所讨论的“国家在场”“政治身份询唤”“跑片转场子”的画面和情节。我最早的大众媒介接触，就是在公社小学的操场上看电影。记忆中，每次流动放映队进村，都搅起节庆的气氛，孩子们个个兴奋难抑；夜间，十数里外邻村的居民，打着火把在山间蜿蜒而行，赶场来看电影。除了节庆的记忆，还有对一些电影（如《小兵张嘎》《夺印》）的画面和故事的记忆，革命话语也因此是我成长过程中记忆重构的基本素材之一。建斌的文字，唤醒了我记忆中的这些带着激情和怀旧色彩的片段，更令我想起格尔兹在他《深描：一个文化的阐释理论》一文中的结束语：

“阐释人类学的研究并不是探询我们自身最深层的问题，而是呈现他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那些在其他山谷守护着其他羊群的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以将之容纳于人类表达的可咨询的记载之中。”

由此，我想说，建斌这本书所体现的守望，不仅包括了他和同道们对学术理念坚持不懈的守望，也包括了对所研究的族群及其成员们建造和享有美好安康生活的守望，还包括了通过自己在“彼处”和“此地”之间的循环往来而丰富人类的表达、拓宽自身的视野这一人文精神的守望。我衷心赞赏和敬佩他的这份守望。

最后，我祝贺建斌新著面世，并祝愿他在学术道路上继续热情不减，稳步前行。

潘忠党

2019年1月7日麦屯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