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夜之间，到处都是关于粮食生产的春风捷报。
到1984年，“全国粮食增收，农村形势一片大好”已经成为定论，可是那些被严重石漠化的地区，却依然死气沉沉。
一块贫瘠的土地，不管你把它交给大集体还是责任到户，它依然出不了庄稼。而且这样的地貌，风来抵不住吹，雨来挡不住冲，烈日来了也顶不住晒。
一块极其脆弱的土地，往往又是遭受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地方。就像一个身体素质极差的人，最容易遭受疾病。因此，生产形式的改革，并没能给这样的地方带去什么改变。
同样是1984年，赫章县却粮食歉收，人均占有粮食396斤，纯收入110元。到1985年5月底，赫章县有12000多户、63000多人缺粮断炊或即将断炊。在别人已经可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时候，这些农民却还在吃野菜，嚼树皮，咽黄泥巴，还在靠国家救济粮救命。
试想一下，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如果一个村支部一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到上头申请救济粮，然后发放救济粮，那么你让这个基层组织的人们情何以堪，让这个村支书情何以堪？
如果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看不见希望的“苦甲天下”挑战的仅仅是普通村民的忍耐，那么对于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对于一个村支书来说，挑战的却是他们的尊严。
普通村民可以饿了就去想救济粮，因为针对个人而言，有时候是可以把尊严放在生存之后的。但村支部，村支书却不一样，他们担当着一个村几千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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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雀人有句谚语：“刺果黄饿断肠，刺果烂吃饱饭。”海雀没有一棵像样的树，却是有刺果的。一到春末，刺果就黄了，但并不能吃，非要等到果子变成了酱红色，烂熟了，才能吃的。而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到仲夏了。刺果黄的时候，正是青黄不接的节令，去年打下的粮食早在年口就全吃光了，地里的又还没熟。
这个春天的救济粮依然是村支书文朝荣和村长王学方去领。跟往回一样，两人的情绪都不高。文朝荣是羞。每一次去领救济粮，他都无可救药地害羞。王学方也羞。不同的是，王学方在羞的同时也认可救济粮的好处，并且可以将羞愧放到背后，去接受救济粮。文朝荣则一直让羞愧站在最前面，拒绝着救济粮。
他们都不属于那种沉默寡言的人，但在去领救济粮的路上，他们谁都没开过口。回来的途中，王学方因为累了，歇下来时叹了口气，文朝荣才接了嘴。
文朝荣说：“不能年年去申请救济粮了。”
王学方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把眼皮耷拉下去，又叹了口气。这一口气，跟累无关，跟心思有关。他说：“那有啥办法呢？村民要度饥荒哩。”
文朝荣说：“年年吃救济粮，你们不觉得丢脸吗？”
王学方说：“那有啥办法呢？”他当然不是在问文朝荣有啥办法，他直接就说的是没办法。他说：“只要能救命，脸皮丢了就丢了吧。”
文朝荣说：“丢你我的脸不要紧，可我们丢的是村支部的脸，丢的是党的脸。”
王学方把目光投向他，表示他同意文朝荣的说法。但除此之外，他依然是一脸无奈，一脸的没有办法。在贫困面前，他太像一个逆来顺受的媳妇。
文朝荣嘴上用了一下劲，却没把话说出来。他想说的是“你哪像个村长”。没说出来，不是碍于面子，而是突然想到自己也并不比王学方强，自己这个村支书也做得很失败。
村民们早就在村办公室门口等着他们了，每年分救济粮的日子，都被他们当节日。他们俩进村的时候正好刮来一股风，空中黑沙狂卷，让人睁不开眼。无奈，他们只好闭了眼和嘴，等风过去再迈步。当他们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就看见对面全是眼睛。那些受够了饥饿的眼睛发着绿光，紧盯着他们肩上的麻袋。
令文朝荣恼火的是，其中有一双眼睛竟然是他大儿子文正全的。“你来干啥？”他问儿子。儿子扬扬手中的空口袋，没有说什么。他想，他来干啥还用说吗？文朝荣沉声呵斥说：“回去！”文正全一扭头回了，他走得很失望还很委屈。
这里正发粮，妻子李明芝又来了。大儿子拿回去的空口袋又被她拿回来了，在她手上被甩得像水袖似的。她还远远的，文朝荣就把眼睛瞪过去了。但他没像对儿子那样用大嗓门儿，他放下手上的活赶过去，把她拦在了分粮人群的外面。看上去，他似乎害怕李明芝会动武抢粮。
“我们家没有。”他压着嗓门儿对她说。
“我们家一样没粮了，你晓得的。”李明芝说。
“但我们家没有救济粮。”文朝荣说。
“娃儿们一样的吃菜团子吃够了，想吃点儿抵饿的。”李明芝说。她显得非常耐心，她不是那种喜欢吵架的人，况且她身上还具备了一个中国农村妇女应有尽有的传统美德，比如忍气吞声，比如逆来顺受。可文朝荣并没有因此而做什么妥协，他属于那种软硬都不吃的人。他说：“有菜团子吃就先吃着，没有了再说。”李明芝站着不动，她不甘心就这么放弃，她希望文朝荣改变主意。她那张满月似的脸庞已经过早地爬满了皱纹，现在，因为吃久了菜团子，她的眼眸也过早地变得有些呆滞了。文朝荣当然也不是铁石心肠，他如果不为所动，那也一定是因为羞愧。别人可以不以吃救济粮为耻，因为他们是普通村民，可他是村支书，他要是也心安理得地接受救济粮，那就羞死先人了。
所以，李明芝等到的，自然还是那句话：“赶紧回去，别站在这里丢人。”
李明芝自认为是理解文朝荣的。他的羞之所以多于别人，无非因为他是村干部，而别人不是。所以她沉声提醒文朝荣：“王学方家都有。”文朝荣沉声吼回去：“他是他，我是我！”李明芝说：“人家也是村干部，也是党员。”文朝荣说：“我跟你说了，他是他我是我！”
他不讲道理，李明芝就只好空手而回了。她除了在这里收获了满心的失望，别的什么也没有。前两次，文朝荣将自家那份救济粮分给了别人，她什么也没说。不说并不等于她就没有生气，那份粮食除了叫救济粮以外，它还叫“救命粮”。他们膝下有五个儿女，还一个个都不小。大儿子二儿子都成人了，饭量大；其余的正吃长饭，饭量也不小。作为一个村支书，文朝荣以让海雀村人吃救济粮为耻；作为一个母亲，不能让自己的儿女吃饱饭，她同样万分愧疚。既然这个矛盾没法以文朝荣的妥协来解决，她就只好自己选择妥协。然而这一次，她想选择一个更极端的妥协方式，她起了死的心。她想，一个连儿女的肚子都喂不饱的母亲，也没脸活着。
她一回到家就直奔床下那瓶“敌敌畏”。幸好大儿子感觉母亲神色不对，多了个心眼儿。母亲从来没有过那种神情，正是那种前所未有让大儿子感到了不祥。他在母亲进屋后也踌躇着跟了进去，但就因为他迟疑了那么一会儿，他进去的时候，他母亲已经喝下了半瓶“敌敌畏”。好在他机敏，剩下的半瓶给他夺下了。他还没给吓傻，情急之下想到了鸡毛。他随地捡起一片鸡毛硬塞进母亲的喉咙，母亲就把喝下去那半瓶农药吐出来了。总算是有惊无险，文朝荣得知这个情况匆匆跑回来的时候，李明芝已经吐空了胃，被孩子们扶到床上躺下了。儿子们默默垂着头，姑娘们哭得呜呜哇哇。
李明芝闭着眼。她不想理他。
文朝荣没有吱声。他给吓得不轻，脸白蜡白蜡的。
也就是那一刻，他一生中最具标志性的第一张脸谱便成了形，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只能看到他这样的一张脸：脸上所有的皱纹都朝着眉心的地方挤，在那个地方生生地挤出一个“愁”字。
那时候已经是傍晚了，他从屋里出来就上了山。那天是个阴天，没有落日的景观。海雀地处乌蒙山脉的脊梁之上，海拔两千多米。风每一次经过，都将刮走海雀一层皮肤。山顶是越来越光秃了，用指甲抠，就能抠到海雀的骨头。文朝荣上到山顶的时候天还没完全黑下来，他在那里坐下来，还能看清他的村庄：那些后来被人拍成照片，当成宣传片甚至作为艺术品去参展的杈杈房，那些终于有了粮食气味的炊烟。他们领回的救济粮给这个村庄带来了生气，因为今晚可以吃上饭，孩子们都兴致很高地打闹着。不知是谁踢着了鸡，鸡大惊小怪尖叫。还有一群黑羊正在回家，那是王小猫的……
可是就在刚才，他家差一点儿出了人命。
如果此时坐在乌蒙山梁上的这位彝家汉子，内心也有该有的柔软的话，那李明芝便是最柔软的那一块。李明芝嫁给他的时候可是远近闻名的漂亮，可他娶她的时候，彩礼仅仅是几尺平纱。跟他这些年，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倒是把三辈子的劳累都在这一辈子承担了。但就是刚才，她差一点儿就没了。她从来没在他跟前表示过活够了，她甚至从来都没跟他叫过累。今天，因为救济粮，因为他们各自揣在心中的那分羞愧，她竟然选择了绝路。如果今天她死成了，那他文朝荣对得起谁呀？是对得起自己还是对得起李明芝呀……一阵酸楚从心口漫上头顶，他的眼窝子给顶得生痛。风就在这个时候刮了过来。海雀的风出了名的狂，任何时候吹起来都“呜嗷呜嗷”如兽啸。天已经黑尽了，看不见影的泥沙打得他的脸生痛。他闭着眼摸着身边的地，那瘦得只剩下骨头的地。他抓了一把泥沙在手里，他不希望它们跟风一起离去，他想留住它们。
土地被交到农民手上，原是因为他们可以抚育土地，他们养牛养马养猪养羊养猫养狗，也养土地。但海雀的农民，却养不活地。一个连地都养不活的农民，算什么农民呢？可难道这能怪他们吗？难道他们没有付出辛苦没有付出感情吗？他们每天守着它们抚摸着它们，他们把别的农民能给予土地的尊重全部给了它们，该下种时下种，该施肥时施肥。因为他们的土地天生贫弱，他们甚至比别人给得更多，爱护得也更多。可是，他们的土地还是永远那么弱不禁风，越来越瘦骨如柴。种子下到地里，从发芽开始就营养不良，整个季节里，你都能听到庄稼生长时的痛苦呻唤，它们拼尽老命结出的粮食，却没法让农民们果腹。你们见过老鼠偷吃包谷棒子的时候下跪吗？海雀的老鼠就是这样的。这可并不代表海雀的老鼠有多虔诚有多感恩，跟“羊有跪乳之恩”无关。惟一代表的，是海雀的包谷苗太矮小。这可不能怪包谷苗不成器，它们努力了。要怪只能怪土地，它们太贫瘠了。
你能指望一具皮包骨头的身体长出好头发吗？
正如我们守着自己母亲贫如石漠的胸脯嗷嗷待哺时的心境一样，海雀的农民，每天都在为自己向这样的土地索取感到负疚。可为了活着，又不得不同它们相依为命。后来，海雀这样的地方被认为是“不适合人居的地方”，那只是一个结论，是一个旁观者的结论。而海雀人，却在经验，一直在经验。海雀的地养不活海雀人，海雀人养不活海雀的地，但他们却谁也离不开谁。当一夜风雨，海雀人醒来的第一个牵挂就是土地，是地里的泥又被带走了多少。可他们能做什么啊？他们能让老天爷不刮风不下雨吗？他们能让泥不跟风跑不跟雨水逃走吗？地在海雀没有活着的尊严，庄稼在海雀也没有活着的尊严，那么人呢？人有吗？
他们认为，人也没有。
尤其文朝荣，当海雀村民到了20世纪80年代还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时候，他认为“尊严”这个词汇，简直是奢侈品。
夜往深处走的时候，他也下了山。家里并没有夜饭等着他。李明芝还躺在床上，看样子是儿女们自己凑合着对付了一下。他们显然没太多想到他，根本就没给他留饭。幺女儿手上还拿着大半个菜团子，那也是因为她吃得慢，并不代表那是给他留的。但幺女儿一直拿眼看着他，看上去如果他想要的话，她也不会太吝啬。也只有她还看着他，别的几个都不看他，因为他们多少都有了一份年纪，知道父亲今天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
文朝荣没跟幺女儿要菜团子。他进了房间，在李明芝的身边坐下。床有些过分老了，他坐上去，它便“吱吱呀呀”地叫。但他信得过它，这些年来它每天晚上都会发出这样的呻唤，却从来没真垮塌过。海雀的东西都有一把好耐性，就像海雀人的性子，是岁月磨炼出来的。屋子里很黑，但他清楚李明芝没有睡着。他还能感觉到她在流泪，她跟了他这些年，也忍了这么些年，那泪渠一旦打开，自然就不那么容易关上。他在黑暗中默默地坐着，他很想说声“对不住”，但又一直都没张口。这个时候，那三个字太软弱无力了。他倒是唸叨过几句，他说：“这土地下放到户以后，别处都说的是增产，说一年做来够两年吃哩。”说：“同样是村支书，有人当得脸上光彩照人，我这脸，却恨不得放裤包里揣起来。”说：“坝子上那些村支书到乡里，都是去受表彰，我呢，每次去，乡里都问的是，‘这回你们村要多少救济粮？’”说：“害羞得很啦！”这些话他说过多少遍了，他真希望它们能像口水一样，吐掉了，嘴里就爽朗了。可他吐了很多回了，心头还是被这些话塞得满满的。不到现实改变，不到他不再羞愧的那一天，它们就誓不离开他。
他一直坐到深夜。
那时候李明芝已经真正走进了睡眠。或许，在这大半夜的沉默中，她已经原谅了他。生活不过在这里打了个结，过了这个结，又继续朝前走了。
第二天早上，文朝荣故意磨蹭了一会儿，等他起床的时候，李明芝把猪食都煮熟了。她的脸上很平静，看上去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文朝荣想跟她搭句讪，嘴却很涩。那当口，王家的小姑娘兴秀来了。她手上拿着一个包谷饭团子，一看成色，就知道粮食多于菜，很诱人。那是给文朝荣幺女儿的，她们是好朋友，她们的母亲也是好朋友。小兴秀跟文朝荣打听：“正敏呢？”正敏就从屋里跑出来了。小兴秀正要把团子给正敏，文朝荣一把夺过来，又塞回到她的手里。他说：“我们家有的，你自己吃。”小兴秀说：“我妈叫我给她的。”文朝荣说：“你回去跟你妈说，我们家有的。”
但兴秀还是要把饭团子给正敏，因为她知道，她跟前这位长辈说的都是假话。
他们说来说去的时间，幺女儿正敏一直盯着兴秀手上那个饭团子，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怕一眨眼，它就不翼而飞了。这一次兴秀再递过来，她就迅速把它抢过来，又迅速送进嘴里。进了嘴，父亲就再不好夺走了。她嘴里咬着那个饭团子，有点儿挑衅又有点儿害怕地看着父亲，直把她父亲看得心里泛酸。李明芝一直默默地看着这一幕，到最后，她只跟文朝荣对视了一回，便又把目光落回到那两个十多岁的女孩身上了。
“谢啦兴秀。”李明芝说。她的声音是哑的。发生昨天那件事情后，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她的喉咙遭到过农药的腐蚀，得歇上好一阵儿，才能恢复。文朝荣想，要是有口全粮食的稀饭或者一口肉汤喝下去，她的喉咙可能会好得快些。
文朝荣看上的是他家的狗。那是一只大黑狗，浑身上下只有眼白不是黑的。他们叫它大黑。文朝荣家的狗都是大字辈儿，花的叫大花，黄的叫大黄，黑的就叫大黑。
海雀人虽穷，但家家都是养狗养猫的。但那其实不叫养，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正经给它们吃的，狗没狗盆，猫没猫碗，它们全都得靠自己养活自己。人把它们邀请进家，不过是邀请它们一起共同生活。猫靠捉老鼠，狗大概靠偷吃点儿猪食，甚至是屎。海雀的狗都喜爱鸡屎，鸡吃的是虫子，草籽，运气好的时候甚至能吃到粮食，所以它们的粪便被狗们看成是最好的。如果是在春荒季节，甚至比人的更好。文朝荣想到他家大黑的时候，大黑正在邻居家一面断墙上吃鸡屎。能上墙，也是海雀的狗才有的本事。海雀的狗，因为生活清贫，一律都是细腰细腿儿，高挑身材，走路像踩高跷，上墙如有轻功。大黑听它主人唤，便弃了鸡屎，飞身下墙，来到了文朝荣跟前。文朝荣在它头上抚摸，它的尾巴在身后使劲摇。文朝荣心头很重，像吊着块石头。他问狗：“你懂吧？”但狗其实什么也不懂。文朝荣说：“你晓得的。”但狗其实什么也不晓得。文朝荣手上拿着一条绳子，现在他把绳子系到了大黑的脖子上。大黑从来没被拴过。海雀只有猪牛马才会被拴起来，而狗们平时都是嘲笑这个的。大黑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它想逃，想挣脱绳子，但文朝荣呵斥它。它要是温顺的话，文朝荣的心就是软的，就是内疚的。它强硬起来，文朝荣的心就不得不硬上了。他的呵斥声在海雀是很有威力的，连人们都怕，更何况狗。比起绳子，它更害怕他吼。毕竟还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它只好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打算。
文朝荣说：“这就对了。”
他说：“你今天帮我一把，来世我变狗帮你。”
他把它抱起来，将绳头扔上房梁系紧，松开怀抱，大黑就挂那儿了。大黑从来没被这么挂过，也没见别的狗被这么挂过。但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喊也喊不出来，挣也使不上劲儿。文朝荣喂了它一碗水。当然不是为了让它解渴，而是为了让它一声不响地死去。文朝荣没有透露过他从哪里学来的这一招，但那之后海雀杀狗都这样杀。狗从来没得过人的照顾，所以杀它的时候人都无可救药地带着满心歉意，自然是听不得它惨叫的。这种杀法，狗一声也叫不出来。
那天下午，大黑变成了一大锅狗肉汤。虽说它身上除了一把骨头别无藏物，但那毕竟是骨头。儿女们也不是不爱大黑，但如果它在他们饥肠辘辘的时令变成一锅汤了，他们就不具备拒绝吃掉它的力量。他们只能一边缅怀着它，一边香喷喷地喝着它的汤。
文朝荣让正敏去叫兴秀来喝狗肉汤。他说：“人家给过你饭团儿。”正敏真去叫，兴秀也没客气就来了。有了这位小客人，家里的气氛也变得活跃了些。孩子们开始抢汤，抢汤的过程中开始发生嬉闹。不管如何，这锅狗肉汤不光滋润了一家人的肠子，也充当了他们缓和关系的润滑剂。
这碗汤喝过了，肠子的情绪就会好上一个月，耐性也会好上一个月甚至两个月。而到那时候，就可以抠洋芋吃了。
那是1985年的春荒。
2
那一年，189个国家还没有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签署《联合国千年宣言》，提出“世界减贫”这个话题，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工程也还没有启动；那时候，整个毕节地区还只有一个胡索文一个李淑彬一个杨明生在痴痴地植树造林，而且在我们还没有统一形成一个植树造林拯救生态的理念之前，他们对树的痴迷还被人看成匪夷所思之举。所以，文朝荣尽管一直在苦苦琢磨海雀的出路，却一点也没得到过这方面的启示。
那一年的5月29号，新华社记者刘子富偶然间发现了海雀，更准确的说法是，发现了海雀令人触目惊心的贫困。说偶然，是因为刘子富并不专为采访而来。有说他是为了寻找一种叫“滇藏木兰”的稀有植物，一路找到了海雀。不管如何，他来到了海雀。第一时间冲击他视觉的，是那一片茅草房和杈杈房。出于一个记者的本能，他走进了这个村庄，走进了一间杈杈房。那是安美珍家。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他只知道她是一个苗族妇女，就这一点也是从她的服饰上判断得来的。当时，安美珍的花短裙已经破烂得完全失去了裙子的模样和功能，是真正的衣不蔽体。它之所以被主人穿在身上，不过因为它是主人惟一的裙子。见了生人，安美珍本能的举动是躲到角落里去。那间杈杈房的一个角落被一头牛占着，它一直跟主人住在一起，一直就住在那个地方。另外两个角落分别放着他们家简陋的床和灶台，床上胡乱蜷着安美珍的男人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他们看上去也很害羞，要不就是怕冷，都用破棉被掩着自己的下半身。安美珍躲到了灶台后面。
刘子富说：“我想找口水喝。”
安美珍用嘴示意他可以用那半只木瓢。刘子富不愿接受那半只木瓢，问她：“给我只碗好不？”安美珍指指一边的三只脏碗说：“碗还没洗。”刘子富问：“没有别的碗吗？”安美珍歉意地摇摇头，说：“没有了，我家就三个碗。”可刘子富明明看见屋里有四口人！他禁不住纳闷：他们家怎么吃饭呢？难道每一顿饭都得有一个人在一边儿等着，等先吃完的那一位腾出碗来再吃？
安美珍替他洗净了三只碗中最完整的那只，并为他盛了水。他端过来要喝，终于还是忍不住打听：“你们一家四口三个碗怎么吃饭呢？”安美珍说：“将就了。”
从安美珍家出来，刘子富那颗属于一个记者的责任心就激动了，它站到他跟前，夸张地舞着手说：“你应该再走走，看看是不是家家都是这种样子！”
于是，刘子富决定认真走访一下这个村庄。那时候正是午饭时间，他遇上了好几户人家正吃饭，但他们的碗里并没有粮食，锅里当然也没有。他问他们：“你们的粮食呢？”他们回答他：“早吃完了。”
农民家里见不到粮食的身影，而且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土地承包到户以后。更令人震撼的是，刘子富连着走访了五户人家，户户如此！
刘子富有些傻眼了，他不知道是不是该继续往下走。他傻站在他看见的第十一间茅草房前犹豫，看着这户人家那五六岁的小孩子慌里慌张跑出来，跑向屋侧那个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厕所，在那里蹲下。孩子很害羞，不敢看刘子富。尤其当他拉出了一大堆蛔虫，活生生的，在他的屁股下群魔乱舞以后，就更不敢看这位陌生人。可这样一来，刘子富就更傻了，视线落在孩子身上就挪不开了。孩子只好拼命把头往下垂，最好是能把脸藏起来。蛔虫很吓人，但孩子一点儿不惊吓。他又不是第一次拉虫子，早已经见惯不惊。
刘子富小时候也是拉过虫子的。蛔虫通常情况都跟贫穷穿着连裆裤，它们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他知道肚子里的蛔虫一旦多得装不下，就不需要吃药也能把虫子拉出来。可这么惊心动魄的阵容，刘子富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能想象得到，这个孩子的肚子里除了蛔虫，别的什么也没有。当一个正处于发育年龄的孩子肚子里贫穷得只剩下蛔虫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刘子富想到的是“苦甲天下”。第二天这个词汇便带着他的一篇报道飞向了北京。
不过这是后话了。
他当时在村子里骇然呆立的时候，村支书文朝荣找他来了。
文朝荣听说村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到处串门到处打听，便要找他问个究竟。
“请问你是搞哪样的呢？”文朝荣是这么问的。山里人喜欢直来直去。
刘子富说：“我叫刘子富，是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
外面的动静把屋里的人吸引出来，他们嘴上叫着“文支书”，刘子富便不用打听他是谁了。他更着急想问的是：“都这个时代了，你们村里怎么还吃不上饭？”还没等文朝荣张嘴，他又来了一句：“你问我是搞哪样的，我还想问问你是搞哪样的呢，你这个支书是怎么当的？”文朝荣给刘子富噎得脸色发紫，额头上那个“愁”字拼了命想舒展开，却没有成功。脸扭曲了几下，他终于回答刘子富说：“我们都习惯了，没多大事儿的。”刘子富说：“你的村民在饿肚子，你却说没多大事儿？”文朝荣羞愧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胡乱搓一把脸。或许他想把脸皮抹下，揣进裤包里去。可是脸皮怎么抹得掉呢？他这一抹反倒抹上去更多的难堪，它们像藿麻叶一样紧紧巴在脸皮上，让他刺痒难忍却不知道该抓哪个地方。这两年他心里患上了一种毛病，特害怕见上头来的人。上头来的人离“国家”近，离“政府”近，而他，最愧对的，就是国家和政府。国家和政府一视同仁地给了百姓好政策，别人都干得很好，都争光了，海雀却依然在穷困里挣扎。原来一大家子在一起干活，谁都怕自己多出了力气吃了亏，生产效率不高。父母把地一人一块分到子女们手上，告诉他们自己干来是自己的，那原来偷懒的也不偷懒了，生产效率也提高了，收成也好了，日子也过好了。就他文朝荣这里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线上，你让他把脸往哪里搁呢？
而这种时候，别人总是会问：“难道是父母厚此薄彼了？”
而这种时候，海雀人总是红着脸说：“不是哩，国家和政府对我们好得很哩，是我们自己不争气哩。”
海雀人这么说，可没有一点儿赌气耍讽的意思，他们是真心这么认为的。他们所以能端着一只空碗看着别人吃得满嘴是油打着饱嗝，还依然保持着平静和谦和，或许跟民族性格有关。海雀村由11户彝族和199户苗族组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村。单说苗族，他们为躲避战乱，从北方一路迁徙到南方，在深山里扎下根，艰难地活下来，需要多少忍耐和骨气呢？再加上长期的贫困练就了一副耐饥的肠胃，海雀人硬是在温饱的红线上顽强地活着。就连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海雀也没饿死过一个人。据说仅有的一例，也是为了把一只流产的马胎背回家吃，结果累死在路上了。
所以文朝荣一直在对刘子富说：“海雀村饿不死人的，解放以来海雀村还从来没饿死过人。”
他口吻里带着在别人看来不该有的自豪和自信，这种时候的自信和骨气，最容易被看成是无奈的强打精神，甚至是可悲的自欺欺人。刘子富就是这么看的，他要文朝荣跟他去王兴华和文朝华家。这两个名字当然还是文朝荣告诉他的。他只知道自己刚从他们的屋里出来，就顺手一指，说：“我们去那家看看。”文朝荣说：“那是王兴华家。”刘子富说：“对，就是王兴华家，他家已经断粮五天了。”文朝荣说：“断粮五天肯定不假，但你看见他家圈里有三十多只羊了吗？”刘子富给他问得发噎，因为他的确没看见王兴华家的羊。文朝荣把他带到王兴华家的圈舍前，让他看那一群羊。那是一群瘦羊，跟它们的主人一样瘦。见他们看羊，王兴华也出来了。把羊养得瘦成那样，他也很羞愧，他说：“这山上没树，草也不好。”他是本能地想找些理由来掩饰自己的羞愧。刘子富发了好一会儿傻，这王兴华应该算是富有还是贫穷呢？说贫穷，他家可有三十多只羊；说富有，他家可是断了五天粮了。恍然间，他突然记起，他走访过的十多家海雀村民，在说起他们家断粮几天的时候，都是一脸的平静。如果一定要找到平静以外的别的表情的话，那顶多就是一份羞涩了。
“你家断粮五天了，为什么不卖只羊去换粮食呢？”刘子富问王兴华。
王兴华说：“这些羊从来没吃过我们的粮哩。再说，也还没到那个时候，忍一忍，就可以抠洋芋了。”他说这话时一脸的微笑，看上去他很荣幸能跟山外来的干部说上几句话。
刘子富觉得这人不可思议，就顺手往旁边另一间茅草房一指，说：“去看看那家。”
文朝荣说：“那是文朝华家。”
刘子富说：“他家断粮三天了。”
文朝荣没说啥，跟着他走。走到文朝华家院坝，文朝荣踢起一块石头，把鸡们吓得“嘎嘎”乱飞。他说：“你看，这是文朝华家的鸡。他家断了粮可以卖鸡换粮的。”
文朝华家锁着门，文朝荣说：“你看，他们已经下地干活去了。”他这么说的时候是看着刘子富的，他希望刘子富除了听他说，还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出话里更多的意思来。可刘子富不看他，刘子富说：“几只鸡顶什么用？”这样，文朝荣就还得用嘴把话说明白一些，他说：“他们都能下地干活，就说明他们没被饿着。真要是饿了三天了，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了。”
刘子富说：“你说话真不负责任，你是村支书，这些是你的村民，他们明明断粮几天了，你还这么说话。”
文朝荣经他这么一批评，也觉得不该，便闭了嘴。但是他把刘子富带到了文朝华家的马跟前。刘子富一看就知道他想说什么，他先堵他的嘴。他说：“别跟我说他们可以卖马。”
文朝荣真就没说。
刘子富说：“我就不相信真就没人卖牛卖马换粮度饥荒。”
他说：“你不用跟着我，我自己去调查。”
他还说：“你是村支书，怎么能隐瞒村民的疾苦呢？”
刘子富走了。接下来，他要正二八经做调查采访，而不是随便问问。文朝荣没有跟着他。刘子富没有冤枉他，他确实试图隐瞒村民们的疾苦，不管他出于什么想法。
刘子富的身影走远，文朝华也从地里回来了。他一手一脚的泥，因为他刚才试图去抠洋芋，但洋芋还没长成，最后只得了几个蚕豆大的带了回来。一见文朝华，文朝荣就发起了火。而他发火的原因，又让文朝华觉得很难理解。
文朝荣问他为什么不卖了鸡或者卖了马去换粮食来度饥荒。
文朝华觉得，既然还能忍耐，为什么要卖鸡卖马呢？那鸡自己吃虫子长大的，凭什么人一饿了就要拿它们去换粮？那马是要用来驮洋芋驮包谷的，一饿就卖了，到时候谁去驮洋芋驮包谷呢？
而这些又都是文朝荣完全能够理解的，因为他其实也这么想。但他依然因为文朝华跟记者说过断了三天的粮而生气，他说：“你为哪样要告诉记者，说你家已经断了三天粮了？”文朝华说：“我说的是实话呀。”他说：“政府有人来关心了，我们当然要说实话。”文朝荣朝他吐一口，说：“你就不嫌丢人？”文朝华不跟他争了，因为他也意识到那确实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那天晚上，文朝荣串门串到深夜。不为别的，专为劝人家卖鸡卖牲口去换粮。事实上，愿意卖鸡卖牲口的，早就卖了，没卖的，都是那些不愿意卖的，被文朝荣看成“一根筋儿”的人家。关于他们的“一根筋儿”，是有一个典故的。说，海雀人去卖鸡蛋，喊五毛钱一个，你问：“一块钱两个卖不？”他们说：“不卖。”
海雀人的牲口都没太剥削过主人，它们自力更生地成长并无条件地服务于主人，已经让主人们十分感激了，你让他们如何忍心一饿肚子就卖掉它们去换粮？饿肚子虽然丢人，但卖牲口去换粮就叫不要脸了。更何况，他们吃着野菜，饥饿也还可以忍受。还何况眼看洋芋就该长成了。还没长熟的洋芋吃着麻嘴，但填到肚子里照样有粮食的实感。还有一个他们不好意思说出口，但最终还是被一些大大咧咧的人说出口来的理由：上头不是又来人关心我们了吗？肯定又要有救济粮下来了。这回，肯定都不需要你文支书去申请。他们的意思很明了：你文支书不就是嫌申请救济粮丢人吗，这回都不用你去丢人了。
最后，文朝荣只得气呼呼撂下一句：“那你们就等着救济粮吧！”便回了。
没想到这句话被村民们拿在嘴里磨荞子面似的反复磨，就从中尝出危险来了。一种关于救济粮的危险。他们怀疑文支书夜里这番动员就是为了告诉他们，他要拒绝这一次的救济粮了。文支书自家从来都拒绝吃救济粮，只怕这一次，他要拒绝掉全村的救济粮？
第二天清早起来，文朝荣就在自家门前看到了一大群端着空碗的孩子。他们看上去还没睡醒，也不明白端个空碗来这里做什么。他们只是被父母从梦中推醒，就塞了一只空碗给他们，要他们到文支书家门口来。他们大多数都觉得这件事情很无聊，还打着哈欠惦记着瞌睡，只有少部分因为别的兴致在追打嬉闹。
文朝荣看看他们手上的空碗，就一切都明白了。他没有冲这些孩子发火，也没在心里记恨他们的家长。他只是万般无奈地叹了口长气。
他要孩子们回去。他们便回去了。
没过几天，省直相关单位突然来人。一来就风风火火，一家一户调查断粮断炊情况。这一次，文朝荣再没有做什么掩盖。他能感觉到这一回动静大了，明摆着不仅仅是给点救济粮的问题。救济粮只能救命，不能救穷，这也是文朝荣一直不看好救济粮的一个原因。人吃救济粮多了，就吃成依赖了，一饿了就想救济粮，就懒得发奋了。他担心的是这个。他这两年把头都想大了，就想找条能救穷的路子。可他一个深山里的村支书，知识和信息都很有限，把头想大了也没用。他偷偷在心里寻思，既然省里都开始关注了，说不定就有人会给海雀指一条救穷的路子了。他当时还不知道，他所在的这个小小的海雀村，惊动的还不仅仅是省里，而是中南海。
是发完救济粮之后，他才听说的。
有点儿超出海雀村民预料的是，这一次的救济粮不仅没让村支书去申请，还是干部们亲自送到村里，亲自放发的，而且比以往的都多。
这一次，文朝荣依然拒绝接受救济粮。发粮的干部问他：“为什么不要？你家不缺粮？”文朝荣说：“我家不缺。”他的婆娘儿女们都站一边眼巴巴看着那些救济粮哩，干部那么问的时候，大儿子文正全差一点就喊出“我家缺粮”来了。但父亲那么一说，他也就没喊得出口。其他的，也都逆来顺受惯了，也都不吱声。闻着粮食散发出的馨香，他们越发感觉到饥饿。但他们的心却在劝告自己：要服从当家人的决定，要给这位做着村支书的家长以理解。
发完救济粮，文朝荣就去牵自家的牛。李明芝说：“把牛卖了，铧口你拖？”文朝荣说：“我拖。”他说：“别人有粮下肚子，我也要让你们有粮下肚子。”他还想说点儿什么，李明芝已经走开了。李明芝不忍心看到他把牛牵走，这头牛从小到大都是李明芝在照管，在她心里，它就跟她儿子差不多。她进到屋里随便找了一件家务活干起来，而且把动静弄得很大。一个以忍耐著称的农村妇女，在表达自己的情绪的时候，这总是惟一的方式。那时候文朝荣还看到过孩子们的眼睛，他们从窗洞，从院子的另一边看着他和他身边的牛。孩子们的眼睛里充满了不舍，对牛的不舍，但同时也充满了向往，对粮食的向往。
文朝荣还是把牛卖了，换回了他们一家可以度饥荒的玉米。
背着玉米回到家的时候，他竟然有点儿喜滋滋的，因为那玉米是他自己买的，不是救济粮。还因为，他买了玉米，还剩下一笔可以买回一头牛犊的钱。他把那笔钱给了李明芝，要她保存好。过一阵儿他们将再去买一头牛犊回来，有李明芝细心照看，它很快就能长成一头耕牛。
那笔钱，被李明芝用她出嫁时带过来的那张手绢小心包好，又用一块破布裹了，藏在床下的铺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