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台湾佛教的信徒都很善良，
可以说都是仁人君子，
都很有道德心，
很有弘法的热忱，
是真正发心在护持佛法，
很少有人会想要利用佛教来壮大自己，
因为那时也没有说要选议员，
或要争取民意代表，完全是为了佛教。
所以后来我开创佛光山，
提倡人间佛教，
主张“四众共有、僧信平等”，
甚至倡导在家信众共弘佛法，
给予“檀讲师”的资格认定，
这就不是没有原因的了，
可以说都是其来有自。
一九四九年春天，也就是民国三十八年元月，正当农历新年将届，我随“僧侣救护队”从上海到了台湾，与台湾佛教界就此有了接触。我感觉极为难得的是，早期担任台湾省佛教会各地支会的理事长，我和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因缘往来，让我感觉在台湾，虽然初来乍到，人生地疏，难免遇到一些困难，但后来有了这些朋友，到处都很方便。尤其当时台湾人与外省人相处，彼此友爱，相互融和，真正感受到台湾实在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福地。
林锦东
记得在我最初踏上台湾这块土地时，第一个见到的是一位很有全台佛教会领导人架势的宗心法师，他出生于一九二三年，日本大学毕业，是台中宝觉寺住持，实际上是个有家庭妻室的日本式出家人，俗名叫林锦东。台湾光复后，他自知过去日本式的僧侣，势难在中国佛教的规矩里存在，所以恢复原名，以林锦东之名对外往来。
那个时候正值青壮年的林锦东，外表堪称是一位帅哥，他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平时日本话与国语交相互用，是佛教界难得的优秀人才。尤其他对大陆一心向往，对于大陆来台的出家人，一直很热心接应、帮助。例如我到宝觉寺时，现任南山寺住持莲航法师，以及高雄观音山住持慈霭法师，那时都驻锡在他那里，他的宝觉寺俨然就是个大陆僧侣接待站。
后来他请大同法师担任当家，大同法师是我的学长，因此我也想前去投靠。但此时大同法师被密告有“匪谍”嫌疑，为免遭到逮捕，他远走香港。我因为访友未遇，在此情况下，虽然大同法师曾经邀请过我，但我自知已无法在宝觉寺挂单了。
记得那是二月的一个早晨，林锦东居士很友善地对我诉说他的困难。事后当我向他提出准备告辞离去时，他指引我说，慈航法师在台北县成子寮观音山，正准备兴办佛学院，像你这样的人才，应该前往担任教师，对台湾佛教会有贡献。
一旁的慈霭法师也一直这样鼓励，我当时心想，我们落难在台湾，既不求闻达于诸侯，也不想要荣华富贵，只希望能有一碗饭吃就可以了，对于教不教书，当然也不敢有所奢望了。
不过即使如此，因为那时在台湾人生地不熟，对于观音山在哪里，甚至台北在哪里，交通路线怎么走，我都不知道，所以他派了一位寺众，从台中陪我和另外两个人共同北上。那个法师的名字现在我已不记得了，但当时林锦东给我的友谊，尤其是他的热诚和善良，让我至今难忘。
后来我在中坜、新竹和宜兰等地落脚之后，一直和他时相往来，那时台湾佛教界有意推选他出任台湾省佛教会理事长，但“中国佛教会”领导人白圣法师不以为然，认为他是日本式的出家人，不僧不俗，因此提出异议。
当时我十分同情他，觉得他有能力、声望，在那时台湾佛教正处过渡时期，正需要有这种人才出来为佛教服务，所以他也一直以我为友，把我当成知交。
后来大约十年之中，他虽然有心为佛教服务，但愈想发心，受到的打压愈多。据林居士告诉我，他多次申请前往日本访问，都未曾获得政府批准，无法出访。
我认为像他这样的人才，能在日本活动，从事一些民间外交，也是好事，所以曾在一些国民党人士面前帮他说话，也曾在国民党会议中提出建议。我说台湾现在需要和日本来往，像林锦东这样生在中国，而长于日本的人，应该重视他，好好地用他。
那时应该是一九六三年左右，事后过了不到一年，听说林锦东到日本访问了，我一方面为林锦东感到庆幸，同时也为国民党的宽宏度量感到可喜。
遗憾的是，一九七七年林锦东先生以五十四岁之龄，因心脏病猝逝，当时政府正解除日式僧侣出访禁令，忽然传来林居士骤然逝世的消息，令人为佛教痛失英才而不胜感慨！
时间再倒回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左右，当时台湾佛教界能和林锦东有同等声望的，有台中佛教会馆主持人林德林、台北宝藏寺住持宋修振、台北东和寺住持孙心源等。此时到底谁可以出来领导台湾的佛教？这中间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运作的，不过后来是由宋修振获选为台湾省佛教会理事长。这时他想为佛教做一些事情，就商之于大醒法师。大醒法师正好应新竹青草湖灵隐寺住持无上法师聘请，要在灵隐寺开办“台湾佛教讲习会”（实际上是佛教学院），便以台湾省佛教会的名义主办。
这时是一九五一年，大醒法师写信给我，要我担任讲习会的主任秘书，他任导师。当时我才二十五岁，自觉年轻，没有行政、文书经验，就跟大醒法师推辞。
其实这也不是客气，而是真的觉得无力承担。岂知数月后，大醒法师忽然中风，一时讲习会失去领导人，大家又推举我出来领导。说来惭愧，当时讲习会大约有六七十人，多数是本省青年，少数是外省的僧青年，我和他们年龄相当，虽然僧腊、戒腊高过他们一点，但平时大家称兄道弟，都是道友，一下子成为老师，实在觉得不妥。后来基于我对教育确实有一股热忱，所以仍然前往台湾佛教讲习会执教。
当时除了教书之外，东初法师要我主编《人生》杂志，后来又担任《觉世》旬刊的总编辑。为了《觉世》旬刊的新闻报道，我和全台湾省的佛教分会，尤其是各县市佛教支会的理事长，由此结了很多深厚的法缘。
在那个时候，台湾省佛教支会中，担任理事长的多数是在家居士，有少部分出家众，如新竹县妙果老和尚、高雄市隆道法师等，也有日本式的僧侣，如台北市的孙心源等，在此就不多作叙述了。只针对在家居士，如花莲曾普信、基隆沈万教、宜兰郭进居、云林郭庆文、彰化林大赓、南投曾永坤、台中张月珠、嘉义陈登元和吴大海、台南吕竹木、高雄姚登榜、台东吴修然等，虽然事隔六十多年，很多人事已非，现仅就记忆所及，略述一二，以记台湾光复后佛教界的人事动态。
曾普信
首先说曾普信居士和我的因缘。曾居士生于一九〇二年，为人随和，日本驹泽大学毕业，在那时可算是佛教界学历最高的学者了。我想“普信”二字应该就是他的法名，因为他属基隆月眉山灵泉禅寺派下，“普”字就是他们的字号，所以他的身份可以说是介于僧俗之间。
在他担任花莲县佛教会理事长期间，对佛教贡献最大的，就是促成善导寺让李子宽、孙张清扬接管。另外，由于他通晓汉文，译作的佛教论文很多，后来不少都交由我在三重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
尤其在一九五一年花莲发生大地震，我曾到花莲救灾，那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参与救灾工作，让我对苦难的灾民生起深深的同情与怜悯之心。
现在我们往返花莲，交通十分方便，可以搭飞机，也可以坐火车，但在一九五〇年代的时候，一定要从台北西站搭乘往花莲的公路汽车，每天都有几十部同时往返，每次开车，都是一号、二号、三号……几十部同时出发，真是蔚为奇观。因为走苏花公路来去花莲极为不便，我记得东初法师跟我去过一次花莲，后来他说：“以后要写好遗嘱才能来搭车。”可见路况之惊心险峻。
从台北到花莲，要经过宜兰的九弯十八拐，然后经南方澳，以及清水断崖，沿途风景虽美，但右边是峭壁高山，左边是百丈深海，一路上汽车好像都在往海里行驶。早期的台湾，开发此公路实在不易，现在已成为海外人士到台湾观光的重要景点之一。
曾居士是花莲东净寺住持，与我多年交往，友谊深厚，后来他叫继任的住持绍慧比丘尼拜我为师父，也多次想把东净寺交由我管理。我一方面因为人手不足，而且东净寺地处东部，鞭长莫及，再说我在西部南北已有佛教的寺院与事业，实在难以兼顾，只有感谢他们的好意了。
修慧法师
我是一九四九年到台湾，一九五三年元月应邀到宜兰雷音寺弘法。当初到台湾是乘船从基隆上岸，记得当天在码头等候接待人员时，闲着无事，就顺路走到港边的一所公园里，看到一间矮小的平房式寺庙，那就是后来交由佛光山接管的极乐寺。
当时因为语言不通，我看到里面有一位老尼师，她看看我，不敢讲话，我在外面望望她，也不敢进入，就这样错过了因缘。这位老尼师就是极乐寺的住持修慧法师，多年后她担任基隆佛教支会理事长，几次再三要求，最后甚至近乎强制地把极乐寺交由佛光山接管。
这位修慧老尼师性情刚直，为人正派，但不容易和人相处。后来她和我熟悉以后，多次请我到基隆弘法，尤其在基隆中正堂讲经，听众千人以上，这在一九五〇、一九六〇年，台湾佛教正在发展的初期，应该算是空前盛况了。
在修慧老尼师之前，我和基隆佛教会理事长沈万教居士也多所往来，她对我极表友善。尤其她与普观法师有一间佛教讲堂，曾经邀请我去弘法，我看她们的道场法务兴隆，已有法师领导，就敬谢不敏。
那个时候，基隆在台湾应该算是模范佛教县市，道场很多。例如距离极乐寺不远处，有善慧长老创建的月眉山灵泉寺，另有灵源法师的十方大觉寺。大觉寺因有宁波信徒在港口出入，护持甚力，所以经济充裕，寺院建得十分富丽堂皇。此外，道源法师在八堵兴建的海会寺，也成为基隆很有实力的道场。
现在由佛光山接管的极乐寺，经过购买土地，加以重建，也在当地发挥弘法度众的功能，尤其寺中的纳骨塔，有很多名人，如卜少夫、张佛千、续伯雄等，他们的灵骨都奉安在此。
由于极乐寺交由佛光山接管，因此也积极推动人间佛教。现有信徒数千人，在基隆也算是相当受到信徒护持，所结的法缘也很广。想到当初修慧理事长看中佛光山，我们也得为她作出一番成绩，才不会辜负所托。
郭进居、林长青
除了基隆以外，就要说到我结缘深厚的宜兰佛教支会了。一九五二年五月，马腾居士写信给我，后来又有李决和、林松年等居士联合邀请，我因此到了宜兰雷音寺，也成为我到台湾驻锡弘法的第一间寺庙。
那时宜兰佛教会理事长是头城募善堂的郭进居居士，当时已是个七旬左右的老人。他所住持的募善堂是属斋教龙华派，甚至我刚到宜兰时，雷音寺也是属于斋教龙华派。
在我初到宜兰时，只觉得宜兰的居士们虔诚、善良，对出家人尊重、礼敬。不过我知道，想在宜兰落脚、居住，就要把宜兰的因缘关系建立好，所以多次拜会理事长郭进居居士。
承蒙郭居士的好意，后来他认为自己年老即将退休，便想请我担任宜兰佛教会理事长。其时我只想传教，并不想搞行政工作，就介绍在华严莲社的好友成一法师到募善堂当住持，并且担任宜兰佛教会理事长。
说到宜兰佛教会，应该不能忘记林长青居士，他那时服务于基隆邮局，平时省吃俭用，把省下的钱用来订阅《人生》杂志、《菩提树》月刊，以及购买佛教书籍等，分送给亲朋好友。
林居士因为是在一九五一年元旦当天皈依慈航法师，所以皈依的法名就叫“慈旦”。林居士真是一位“以教为命”的居士，那时刚巧宜兰有一间“天理堂”香铺，他把佛书放在天理堂流通，跟人结缘。
天理堂是由一位叫方铁铮的居士所经营，他的岳父李决和居士，后来在宜兰念佛会为我担任二十多年的总务，并且随我出家，法名叫“慧和”。他的女公子和两位外孙，也先后跟随我出家，他们就是现在佛光山的慈庄、慧龙、慧传法师。
甚至当时在宜兰还有很多优秀青年，他们后来帮我在海内外建寺弘法，为佛光跑天下，如慈惠、慈容、慈嘉法师等人，所以若说宜兰是佛光山早期培养弘法人才的基地，也不为过。
再说起林长青居士这个人，平时除了忙于邮局公务以外，他的人生就只有“佛教第一”。那时他往返于宜兰、基隆，每天坐火车上下班；在火车上，他有一个流动佛堂，只要把一个小箱子打开就是佛堂，所以每天都在火车上做早晚课，由此可见其对佛教信仰的虔诚。
成一法师后来离开宜兰佛教会，理事长无人担任，就由我接任。我大概做了二三十年，总共当了几届，我已记不清楚了。在我之后，就由在宜兰跟随我出家的心平法师担任理事长。
在宜兰佛教支会理事长任内，我也多次在“中国佛教会”担任理事，也代表“中国佛教会”到苗栗成立苗栗支会，但是时隔近一甲子的时间，因为往来不多，现在回忆起那时的理事长，印象已经很模糊了。
不过，那时候台湾佛教发展得非常快速，除了各地道场以外，如台中莲社成立念佛会，也发展得相当蓬勃。那时我在台北县三重也成立三重念佛会，以及罗东、头城、龙岩、高雄佛教堂等，都相继成立念佛会，为了到各地主持念佛，经常奔波往来于南北的纵贯铁路上，那时也是忙得不亦乐乎。
张月珠
在一九五一年左右的台湾佛教支会理事长中，现在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台中市的张月珠居士了。张居士是童贞入道的富家贵族，具有大家风度，是个气质高贵的女强人。因为从小入道修行，大家就称她为“月珠姑娘”，后来出家，法名叫德熙，应该也是属于基隆月眉山派下的弟子，当时任慎斋堂堂主，兼台中市佛教会理事长。
张居士虽是一名女性，但是讲话一言九鼎，在台中是非常有慈德威严的佛教会领导人，只要她一出面，真像是太后临朝。全台中佛教会听到月珠姑娘的名号，无不竖起大拇指，推举她是一位才德兼备的女中丈夫。
在她主持的慎斋堂里，有一二十位住众，大都是老人。她知道我在宜兰有很多青年，便经常跟我说：你介绍几个青年给我当徒弟吧！
虽然师徒是靠缘分，不是靠介绍的，不过后来我还是试着帮她，就从宜兰的青年之中选出一位林月娇小姐拜她为师，她就是现在的普晖法师。后来慎斋堂在普晖法师领导下，已成为正信的佛教导场。
因为有上述这些因缘关系，张月珠后来对我们外省青年也爱护有加，并经常帮助我，例如台中市办有幼教师资训练班，那时我也想办幼稚园，就派了三位女青年前往受训。本来她们早已开学，为了我特别破例接受这三位女青年参与受训。后来这些青年学成之后，帮我创办幼稚园，从幼稚园老师继而发心出家，并到日本留学，那就是现在佛光山的慈惠与慈容法师等人。
张月珠之后，台中市的佛教支会理事长由翁茄冬居士担任，后来她又和我同时在“中国佛教会”担任常务理事，这都是后话，在此就不再多所赘述了。
林大赓
说过了台中佛教支会之后，接下来和我因缘比较深厚的理事长，应该就是彰化市的林大赓了。林居士是昙花佛堂的住持，我和他认识往来时，他才三十多岁，很年轻，我们年龄相近，对佛教有很多的共识，因此相交甚笃。
记得有一次我到彰化，适逢妈祖千秋诞辰，北港朝天宫举行盛大的迎妈祖活动。林大赓就跟我说，我们也来包一部三轮车跟着队伍走，看看民间的庆典活动，我欣然同意。
北港朝天宫妈祖出巡绕境，可以说是北港人的年度大事，早期每于妈祖生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前夕，朝天宫的妈祖就会回福建湄州祖庙谒祖进香，之后在三月十九日回台湾这一天绕境北港。
到了一九五五年，巡香绕境更扩大为两天，所以每年农历三月十九、二十日，整个北港几乎全都动员起来。不但来自各地的信徒组成的进香队伍声势浩大，尤其各种阵头，如大鼓阵、绣旗队等，乃至妈祖驾前的“千里眼”、“顺风耳”两大将军，更是威风、神气。甚至各式各样的艺阁花车也加入行列，热闹无比。
所谓“三月疯妈祖”，妈祖绕境可以说是台湾历史悠久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凡妈祖銮轿所过之处，不管大街小巷，炮声隆隆，锣鼓喧天，信众或沿街持香膜拜，或跟随绕境，队伍往往连绵数公里。看到民间这种迎神赛会的热闹场景，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也深感民间宗教对台湾社会人心的影响很大。在社会上，一般士农工商一年到头每日辛勤工作，能有这么一个拜拜活动，让大家借此舒缓身心，同时增强宗教信仰，灌输因果观念，也是一种很好的育教于乐的活动。
当天我们坐在三轮车上，并没有随队鱼贯而行，而是时前时后，甚至遇到小吃摊就停下来买东西吃。虽然只是小吃，坦白说，我那时的经济能力也负担不起，所幸有林大赓居士打理一切。
后来我应林居士之邀，也到昙花佛堂讲过佛法，甚至我们在台湾省佛教会都有参与分会的理监事，经常见面，时相往来。到了一九七五年，我在彰化创建福山寺，也承他多所关照。
福山寺是佛光山在台湾兴建的第一间别分院，早期因为经常南北往来，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从高雄开车到台北要八个小时，从佛光山到宜兰，更需费时十小时。由于途中餐饮困难，不得不在中部有个吃饭的道场。承林居士赞助，我在彰化大竹围兴建福山寺，后来寺中办有小型的佛学院，我特别请他担任副院长。
在此之前，早在一九五五年中华佛教文化馆发起影印大藏经活动，记得我们在环岛巡回宣传时，途经台中，林居士特别在中部发动订购大藏经运动。那一次因为有台中莲社李炳南居士，以及台中市佛教支会理事长张月珠等人的支持，订购数量为全省之冠，这也应该感谢林大赓居士的热心推动。
曾永坤
我与林大赓居士往来时，每次见面，旁边都有另一位居士，那就是南投县佛教支会的曾永坤理事长。曾理事长跟林居士一样，都是从小受家庭影响而皈信佛教，把佛教视为唯一依靠，所以平时热心鼓励别人信仰佛教。
由于我经常到彰化，彰化与南投距离不远，有一次曾永坤居士特别带我到南投一游。说来惭愧，那时我对游览、观光并不是没兴趣，只是车资浩巨，不堪负担。不过他们也是庄稼人，克勤克俭，就代为购买公路局的车票，带我一游日月潭。
日月潭位于南投县的鱼池乡，是台湾有名的风景胜地，虽然交通不甚便利，每年仍吸引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前往观光，尤其现在大陆民众到台湾旅游，日月潭、阿里山、佛光山，都是他们指定必到之处。
日月潭是台湾第一大湖泊，南形如月弧，北形如日轮，故名“日月潭”。其所以有名，主要在于日月潭的美，是由山水共同交融而成，可以说湖光山色，自然天成，是一个风光明媚、景色幽美的度假好去处。蒋介石生前最喜欢到日月潭的涵碧楼行馆避暑，现在涵碧楼已改为大饭店，一直都是日月潭深具号召力的景观与设施之一。
来到日月潭还有一个必到的景点，那就是供奉玄奘大师灵骨的玄奘寺。中日战争期间，玄奘大师的灵骨被日本人带回日本琦玉县慈恩寺供奉，直到一九五五年才迎回台湾。由于蒋中正平时对佛教十分友好，因此在玄奘大师头盖骨迎到台湾时，特别指定在日月潭涵碧楼对面建玄奘寺，并且还建有慈恩塔一座，以报答其母王太夫人的恩惠。
说到玄奘寺，让我想起过去大陆许多寺院都是皇帝下旨敕建，如敕建栖霞山寺、敕建金山寺等；日月潭玄奘寺的创建，完全是蒋中正下令，由各县市政府分担，每个县市五万至十万不等，以现在的币值来看，等同五百至一千万元，所以玄奘寺不是民间的力量，也不是佛教会所建，应该是政府准建的。因此我说，台湾除了台南延平郡王祠是后来由政府扩建以外，玄奘寺是蒋中正准建，应该也算是由政府兴建的佛教道场。
在日月潭寻幽览胜，还可以见到深山中有一间建得金碧辉煌的文武庙，由此也可见出台湾信仰潜在的实力。
记得我在日月潭畅游时，还认识了当地一位原住民酋长毛王爷，我不知道他是属于哪一个部族，但我们一见投缘，他很亲切、友善地请我们吃饭，并把他就读国小的小女儿叫来拜我为师父。这位三公主当时才十二三岁，是个非常美丽的小姑娘，她跟我合照了一张照片，只可惜我平时到处游方，也没有用心去珍藏这些宝贵的资料，这张照片如今已不知流落何方了。不过这是我跟高山族同胞最初的结缘，后来佛光山的徒众当中，也有很多都是原住民。
当天曾理事长见三公主皈依拜师父，他也特地要他正在念高中的女儿曾水锦以及另外一名青年，很正式地行礼拜我为师父。那个时候师徒之间因缘难得，不像现在的人皈依过后就没事了。
后来南投的中兴新村，成为台湾的行政中心，我和慈惠法师都曾被省训团聘为教师，前往授课。另外，佛光山后来也在南投兴建了一所草屯禅净中心，这都是因为早期就与南投建立了一些善缘的关系。
郭庆文
按照台湾的地理，从北到南，南投、彰化之后，应该就是云林县了。在云林县佛教支会的历任理事长中，和我最有深厚因缘往来的，就是郭庆文了。
郭庆文居士本身也是北港朝天宫的董事长，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庙，闻名全台。朝天宫的建设因缘，据说是起于清康熙三十三年，一位佛教的僧侣树璧禅师，他从湄洲漂洋过海，带来一尊木刻的妈祖像，就在当时称为“笨港”的地方建庙奉祀，所以直到现在，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庙，都是请僧侣担任住持。
当初我在台湾省佛教讲习会有一位学生，他是竹溪寺的徒众，叫能学法师，曾奉竹溪寺常住之命，在朝天宫任住持。有一次我到北港，他还供养我二百元新台币；我这一生接受学生的红包，恐怕就是这么一次了。
妈祖庙旁边有一间弥陀寺，很多修净土念佛法门的居士，他们知道我在宜兰念佛会弘法，经常要我前往开示。另外还有一间慈德堂，办了一所相当有规模的幼稚园，负责人知道我也办幼儿教育，亦多次邀请我去参观。
甚至北港妈祖庙的宗圣台，是他们最大、最为现代化的设备，也曾邀请我前去讲演，记得慈惠法师还帮我翻译台语。我在北港妈祖庙出入的因缘很盛，因此与云林县佛教支会理事长郭庆文居士往来就更为频繁了。
其实早在我刚到北港时，郭理事长就经常带着我到处参观，完全没有省籍不同、语言隔阂的问题，甚至他也要我对闽南语系的居民讲话，他自己权充翻译。后来他拜托我帮忙，希望让朝天宫加入“中国佛教会”当团体会员，我觉得这是一桩好事情。
我认为，基本上我们要接受妈祖是佛教的弟子，因为妈祖也信奉观世音菩萨；再说，关云长都能成为佛教的护法伽蓝，为何妈祖不可以呢？现在台湾所有妈祖庙的主殿后面，都供奉观世音菩萨，以示妈祖是观世音菩萨的弟子；我们应该接受妈祖进入佛教的园地，成为佛教的弟子，所以我想让朝天宫妈祖庙加入“中国佛教会”当团体会员，是最正当不过的事了。
但是当郭理事长提出申请后，“中国佛教会”竟然说，妈祖庙不属于佛教，应该加入道教会。其时我也以常务理事的身份，在佛教会为他们力争，建议应该把妈祖列入到佛教会。我甚至对“中国佛教会”的执事人员讲：我们接受妈祖做会员，就等于接受了台湾四五百万的妈祖信徒为佛教徒；不接受妈祖，失去了五百万信徒，实在可惜！
但是我那时在“中国佛教会”并非主流派，我为他们争取以后，只有更增加妈祖庙入会的困难。不过后来我安慰郭居士说：没有关系，我将来替你作一首《妈祖纪念歌》。
这一句诺言应该是一九五一年初讲的，可是一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二〇〇七年，我才终于完成了这首《妈祖纪念歌》。我还设立奖金，举办征曲活动，一时有海内外一百多人作曲参赛，最后录取九名进入决赛，分别由陈双雄获得第一名、黄玉梅第二名、周志宏第三名。
甚至特地在北港妈祖庙前，举办一场演唱会，有数千人聆赏，南华大学的雅乐团也前往共襄盛举，以美妙的乐音助阵。此外，我也写了一篇《妈祖，台湾的观世音》，此文刊在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号第二四八期的《讲义》杂志，后来收录在香海文化出版的《合掌人生》一书里。
遗憾的是，当《妈祖纪念歌》发表时，郭庆文理事长已经往生了，如果他在其他世界，知道当初我的一句诺言，如今已经向他兑现了，我想应该也可告慰故人了。
陈登元、吴大海
云林下来是嘉义，嘉义佛教会理事长陈登元居士，与我也有很多的因缘往来。陈居士是三教堂堂主，所谓“三教”，是指先天、龙华、金幢三派的联合。
三教堂和台中慎斋堂一样，都是龙华派的斋教组织，在陈登元担任三教堂堂主期间，他成立“龙华佛教讲习会”及“在家佛教奉公团”，积极主动与佛教人士往来。除了担任嘉义佛教会理事长，他还于一九四六年被推为台湾省佛教会主席。
一九五二年，三教堂改称为“天龙禅寺”，这时陈居士托慈航法师转请，希望我能前去担任住持。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本省人与外省人，大家真是视如一家，彼此毫无隔阂，可惜后来因为党派而慢慢分裂，造成对立，这实在是台湾人的不幸。
继陈登元之后，由吴大海居士继任嘉义佛教会理事长。吴居士，一九二〇年出生，是晋安药厂的董事长，称得上是当时嘉义的大企业家，虽有一腿残疾，但他拄着拐杖，一样活跃于社会。
一九六七年我开创佛光山，他捐助佛光山抽取地下水的马达等设施所需的经费，所以数十年来佛光山不虞缺水。我特地建了一座水塔，取名“大海之水”，就是为了感谢吴大海居士。
吴居士对佛教非常热心护持，尤其嘉义佛教会是唯一拥有会址的台湾省佛教支会，有一间占地宽广的佛教会馆充当办公场所，且有可容数百人集会的讲堂，宛如一座寺庙。他经常请我前去讲演，但我因为忙于法务，就介绍慈庄法师前去帮忙推动佛教。为此，后来佛光山遇有法会，嘉义的信徒也经常上山参加，可以说，早期嘉义的信徒与佛光山很有因缘。
后来有一位陈斗棩老里长，透过吴大海前来商议，因为嘉义圆福寺不知因何缘故，积欠税捐处二百万元的地税，而面临被拍卖的命运。他不忍百年的古刹就这样失去，着急地商之于我，一时之间，我也筹不出二百万元。
后来，听说嘉义税捐处的处长也曾做过宜兰税捐处的处长，慈惠法师曾在宜兰税捐处服务过，于是就请慈惠法师拜托他延期数天，等到佛光山筹足款项代为解决财务问题，圆福寺才终于免遭法拍。之后，又由陈老先生促成把圆福寺交由佛光山管理，作为弘法利生的道场，我也欣然同意了。
姚登榜
由于嘉义的因缘，高雄县的姚登榜跟我的因缘就更加密切了。姚居士是三义成碾米公司的负责人，是一位有德的君子，很有绅士风范，也是煮云法师的弟子。当他被推选为高雄县佛教会理事长后，就请煮云法师到凤山驻锡弘法。煮云法师转而邀我到此讲《金刚经》，以及举办青年讲习会，我也经常到此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
不过，此时煮云法师所住的地方也只有一榻之地，最初，晚上我都是睡在一张藤椅上。后来姚居士知道了，就说他有一栋房子正空着，要我前去居住，所以后来我和另外几位法师，经常一住就是一个月。
吕竹木
在这些本省人的理事长中，最有趣的就是台南的吕竹木居士了，他也是日本驹泽大学佛教专科毕业。那时他要拜我为师，但实际上他的年龄、声望都超过我，让我觉得台湾人对三宝很尊重，真是谦恭有礼，虚怀若谷。
后来他经常到佛光山参加活动，但只是朋友。直到有一天，他真的皈依了，成为真正的信徒，让我更加觉得，台湾佛教的这些行政人员，基本上对外省人都不分彼此，大家融和，互相尊重，这也可以看出台湾人纯朴、善良的本性。
吴修然、修和法师
那时虽然没有“檀讲师”的制度，但这些在家居士都能撑持起佛教，尤其他们的品德、为人，在佛教里都堪称楷模。记得我曾多次到台东访问，始终不会忘记海山寺的吴修然居士。
那时应该是一九五一年后，我几次前往都承蒙他接待，虽然后来他双眼失明，身体健康不佳，但并没有减损他对台东佛教的关心，一再希望多邀请法师到台东弘法。
到了一九五四年，修和法师在吴修然之后继任海山寺住持，他是我一九五二年在新竹主持台湾佛教讲习会的学生，年轻有为，不但重建海山寺的大雄宝殿、大慈讲堂、藏经楼等多项工程，尤其创办海山幼稚园、组织念佛会、定期举办讲经法会等，振兴海山寺成为台东最富文化气息的大道场。可惜后来因为“吴泰安事件”，与高雄的余登发同时入狱，最后不幸冤死狱中，让人无限痛惜。
台东的佛教，让我感念台湾东部人民的纯朴、善良，所以一心希望有所贡献于当地社会。后来佛光山就在花莲建了月光寺，在台东兴建日光寺，期盼能让正信的佛教，在花东地区真如“旭日东升”，佛光普照。
二〇〇三年，承蒙台东市政府与当地娜鲁湾集团出资兴建的一座大桥，本来要叫娜鲁湾大桥，后来因为日光寺的关系，同时也取意于“太阳从台东升起”，因此改名“日光大桥”，并且邀我主持通车典礼。后来更因为娜鲁湾董事长林炎煌先生的护持，我在台东也兴办了一所“均一中小学”，让我对当地的佛教，也算略尽绵薄，聊尽于心了。
早期台湾佛教的信徒都很善良，可以说都是仁人君子，都很有道德心，很有弘法的热忱，是真正发心在护持佛法，很少有人会想要利用佛教来壮大自己，因为那时也没有说要选议员，或要争取民意代表，完全是为了佛教。
由于早期这许多台湾佛教基层的领导人，让人觉得佛教很可尊重，很可爱，他们展现的宗教情操，说明信仰至高无上。尤其这许多居士，他们没有败坏佛教，反而帮忙撑起佛教的半边天，所以后来我开创佛光山，提倡人间佛教，主张“四众共有、僧信平等”，甚至倡导在家信众共弘佛法，给予“檀讲师”的资格认定，这就不是没有原因的了，可以说都是其来有自。这也是早期台湾佛教让人怀念，值得记忆的地方。